前几天二爷查出肺里长了瘤，住院了。他没结过婚，只能由奶奶每天挎着还冒热气的蓝布包去医院照顾。奶奶看了一眼瘦得走形在床上微微呻吟的二爷，叹口气说，都是烟给害的。每次我回乡下路过村口，也总见他蹲在那，撂下锄头，夹一支烟慢慢抽，干烈的气味被风吞掉，进不去他皮肤，他还是那么淡淡的。他一般抽旱烟，儿时我也看爷爷抽过，把晒干的烟草搓成末子放进废弃药瓶，塞进夹袄口袋，烟瘾犯了就撕一小卷纸把烟末卷起来。父亲和姑姑坚决不准爷爷再抽旱烟，每逢过年给爷爷买些昂贵的软壳，而二爷蹲在村口的那幅画面全没变过。他见了我就咧开嘴嘿嘿笑，露出被烟熏黄的半截门牙。二爷眉毛粗得像饱满的狗尾巴草，眼睛很大，要不是那半颗突兀滑稽的门牙，现在也是帅的。
小时候我刚识字那会儿，活学活用篡改一首童谣—“二大爷，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很快村里一群毛孩子都知道这一典故，全张嘴用稚气的童音戏谑他。二爷年轻时还是文青，他跟爷爷一块儿上村里的学堂，爷爷把书包一撂就掏鸟窝去了，他却学得不赖。后来爷爷当兵，他不肯去，就留在生产队挣工分。据说他会吟赋写诗，当年十分讨喜。他先看上当年眼波流转娇羞水灵的奶奶，由于长幼次序，还是让给爷爷先结了婚。后来他又讨媳妇，到谈婚论嫁了，一富人家横插一杠去对方家提亲，二爷就被可怜兮兮地晾在一边。有个晚上他灌了几口酒架着锄就奔“情敌”家，他那时瘦得像面条，锄头还没抡起来就被人打倒了，狼狈离开，门牙还断成两截。后来他回忆说，透过窗户看到了姑娘的眼睛，就怔住了。那两湾清泉是饱满不止，还是早就干涸，唯他自知。只是他后来再也没娶。
二爷住在曾祖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旁边是爷爷亮堂的大瓦房。住所只是表面，他们的命运早就潦草地奔向岔路。从奶奶成了新娘，他被打落门牙，又或许更早就开始了。
二爷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被爷爷拉去当瓦工，有时他在炕上呈“大”字状躺着不肯起来，爷爷就狠狠地踹他一脚，跟小时候似的。二爷也像孩子一样，嗷嗷直叫。现在他们都老了，爷爷抄着手早出晚归去村里活动室消遣，二爷还喜欢蹲在村口，但目光游离涣散似乎什么都装不下。村里挎着衣盆从河边归来的妇女打那儿经过，免不了一番“诗人在等待灵感吗”之类的揶揄，二爷就抬头笑笑，眼睛亮着，又继续“忙他的事”。奶奶说他年轻时累了也喜欢把锄头一甩蹲在田塍上，有时候用很酷的姿势坐着，仰头看天，低头嗅土。大人们觉得他不成气候，姑娘们全迷他。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秉怀诗人的悲悯，告慰一棵草一朵花的悲伤。现在呢，谁又知道。
小时候他是我忠实的玩伴。我痴迷于他发明的游戏，把大鸡牌香烟一层透明包装纸揭下来，用手捏紧，拿烟烧个窟窿，“啪”一拍，声音像乐器一样清脆。他摸摸我的头说，是空气在跳舞。他把我架在脖子上，清瘦的手指做成取景框指向天空说，喏，这一小块儿天，就是你的了。他还非常耐心地在地上教我写字，整个夏天，那棵树的枝丫全被我们拔光。
原谅我，这些事我快要记不起来了。他被岁月从我闪亮的童年里撕下来，在角落一点点变灰。是我变了，还是他，或许都不是？
去年过年，他穿了父亲送的非常喜庆的红夹克来爷爷家。奶奶咕咚咕咚给他倒满香醇的酒，拍拍他的肩膀。他呷了几口，咂咂嘴说：“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大家都笑了。窗外礼炮声接连不断，火光把脸衬得喜庆油光，爷爷抓着他的手，说“咱们兄弟俩呀”，就沉默了。
临近午夜，我躲在房间上网，喝醉了的父亲和爷爷正打鼾，母亲与奶奶还在厨房忙活，二爷揉揉惺忪的眼，默默走回家去。一小簇烟火还在他身后通明的天空绽放。他抚摸冰冷的墙壁，没有开灯就睡了。
今年的他，只身躺在医院，起伏的喘息淹没在热闹的烟火里。
只愿他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