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一天，在联邦德国汉堡的一座兵营里，发生了一件奇特的枪杀案：四个警卫军需仓库的青年士兵被击毙，仓库里被偷走一支最新型的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以及军需用品进出记录本。兵营内里仓库不远的地方住着不少士兵、军官，他们竟丝毫没有觉察。照说这里戒备森严，凶犯是怎样潜入的呢？
案发之后，从国防部到司法部，从地方法院到刑侦队，都派人赶到现场勘察。
根据现场情况分析，估计是极左的暴力恐怖集团作的案，凶犯人数一定不少。为此，国防部和司法部决定联合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侦破这个案件。
在场的汉堡刑侦队哈特曼专员有点不满。按理这种案子应该由他们处理，现在却被冷落在一边，连发表点意见都插不上去！再说，他确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四个被害者身上发现的弹头来看，凶器是同一把枪，因此，凶犯可能只是一个人。从凶犯没拿走仓库里大量的火弹筒、轻机枪、手榴弹的情况看，也反证出凶犯不是什么集团活动。
但是，在政府大员面前，哈特曼专员就显得职位低下、人微言轻了。他只好对这老朋友、法官鲍勃发发牢骚而已。
回到家里，哈特曼仍然忿忿不平，便对着妻子叙述了一通，末了还说：“真是好笑！这个案子，竟然组织了156个人的调查委员会，他们在搞繁琐哲学。照我的分析，一定是个不久前还在那个兵营服役的人，熟门熟路的，枪上装了个消声器，所以能够那样轻易地得手。”
哈特曼太太是个家庭主妇，很少参与社会活动。平时她只是在报纸和广播电视中，知道一些社会动态。因为经验少，所以很少发表意见，即使说一些，哈特曼先生也会觉得幼稚而发笑。
第二天，嚣张的杀人犯写了一封信给报社，要求公开发表。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是美国黑手党欧洲支部，机构设在巴黎。是我们处决了兵营里的四个士兵。接下来，我们将勒令一些德国金融家交出一大笔现款。我们需要钱。第一个，是要求慕尼黑的赫尔穆特·布罗格交付100万马克。如果抗拒，他本人和家属将会像兵营中的士兵那样被杀害。如何交付，我们会另行指示，附上军需仓库记录本一页作为证据。
信的末尾有个奇特的签名：八舍的执行者。
那个调查委员会见了信，立刻改变策略。他们原本以为是极左的政治恐怖组织干的，现在立刻把注意力转向国际犯罪团伙，于是赶紧报告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协助办案。在联邦德国各地，凡是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都被受到监视和审查。
然而，“黑手党欧洲支部”却在加紧活动着。他们把许多信投到各家报社，里面是分别勒令一些金融家交付巨款的文字。每封信里都附了一页军需仓库记录纸。签名一律是古怪的“八舍的执行者”。
报纸上披露了一些罪犯的活动，弄得汉堡乃至联邦德国各地都人心惶惶。
哈特曼专员虽然不能插手办案，但职业习惯使他仍然十分关心整个案情，下班之后免不了对太太谈起这些事。
他太太看过报纸，便结束话题说道：“亲爱的，我得给您讲讲占星术，你可别发火，耐心地听我说。”
专员对太太迷恋占星术历来不满意，这会儿竟把占星术和科学破案联系在一起，使他确实有些恼火。但他太太说：“我说的可是同你的案子有关呢！”
“是吗？那就听你说说吧。”
哈特曼太太说，凶手指的“八舍”是占星术的用语。星相学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星相学，另一种是占星术，即星占学。占星术是以观察星辰运行预言人事祸福的科学。太阳的运行路径叫黄道，把黄道 12等分，每一等分就叫“舍”。
专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没想到妻子对占星术还挺在行呢！
太太见他这样认真，便兴奋地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两点。第一，这个凶手是八舍，即蝎子舍的。第二，这个人的神经不正常，对占星术却感兴趣。如果按照你说，这个凶手曾经在兵营服役的话，他现在还不满25岁。你可以在1944年至1949年的10月21日到11月22日之间出生的青年中去查找这个人。汉堡有十七位星相学家。这个凶手很可能向他们中的一位请教过。你可以拜访星相学家，问问有没有这样年龄的年轻人来过。这样，就不难查处这个凶犯。”
专员并不信太太说的这一套，但又觉得可以试一试。他觉得自己不便去拜访星相学家，就请太太出面访问。
几天之后，形式不断恶化。因为发生了一起金融家赫尔穆特·布罗格的小轿车开枪袭击的事，而且确定是用那支失窃的新武器射击的，差点要了金融家的命。事后，“八舍的执行者”给金融家寄了一份最后通牒，勒令他必须在三天后将100万马克巨款放在郊外公路的某一路段，还威胁他不许报警，否则便要了他们全家老小的命。
调查委员会大为紧张，连日不断开会研究对策，广泛听取意见。这回总算把哈特曼专员请去了。
专员把太太关于“八舍”的解释以及随之对凶犯估测说了一遍。几乎没有人赞同这种说法，有人甚至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哈特曼回到家里，一肚子不高兴，但他的太太却坚持说自己的方法有效。她已经查明，有个年轻人是在1947年的11月18日在黄道八舍出生的。按方位算，这人现在汉堡东南郊方向。星相学家有这个人的详细地址，但不肯贸然透露给她。所以哈特曼太太要求丈夫亲自出马，以便得到星相学家的支持。
专员决定去试一试，果然收获不小。他从星相学家那儿查明了这个“八舍”青年的详细地址，并且查明他曾在那个兵营服过兵役，前不久才退役回家，现在担任刑事法庭的文书。
哈特曼回家对太太说了情况，最后有点担心地说：“他是刑事法庭的文书，司法部门的公职人员，难道会知法犯法吗？如果搞错了，我就会犯诬告罪。”
“不！别以为法庭的文书不会犯罪。他整天接触案件，如果神经脆弱，心理不正常，再加上着迷于星相学，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并不奇怪。你看，‘八舍的执行者’，就表明这个人有一种心理压抑感。你想办法去查，如果查对了，就能及时除掉这一大害。万一有点差错，对上司讲明，会得到谅解。”
哈特曼被太太这席话打动了。他立刻去找警局局长和老朋友、法官鲍勃商量，征得他们同意后，乘法院文书赫伯特·布劳尔上班时，突然搜查了他的房间。果然，在他的床底下搜到了那支带有消声器的手枪，以及那本已撕下数页的军需仓库记录本。警方立即逮捕了赫伯特·布劳尔。经过审讯，真相大白，终于知道了这个“八舍的执行者”，竟独自一人接连杀害了几个无辜者。
156人的调查委员会自然解散了。哈特曼夫妇得到了嘉奖。可是，在家里却引出了一场争论，那就是关于占星术的科学性问题。
专员认为，如果说占星术有所启示的话，在此案中也纯属偶然。他太太却愈发肯定占星术的神通。不过，无论如何，专员不能抹煞他太太在破这个案件中出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