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1日）
薄一波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大无畏革命气魄和全局观念，他的经济思想和领导艺术，他关心同志、爱护干部的感人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一波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当时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944年，彭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时还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所以把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河东搬到了河西的中央党校。一波同志是1943年到延安参加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他就进了中央党校。那时候，大家吃晚饭后喜欢到延安河边散步，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一波同志有一块老式怀表，散步时，他常常拿出来跟大家讲这块表的来历，使人感到，他这个人很风趣，很容易接近，因为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都比较繁忙，到延安来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学习，给人的感觉都比较严肃认真。1945年，一波同志和胡明同志结婚。胡明同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1941年，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胡明同志也在中央组织部，所以我们在一起共事过，后来她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大家对胡明同志的印象非常好，她的书法很好，思维很敏捷。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波同志和我先后离开延安，他去晋冀鲁豫地区工作，我去了东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接触。
一波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卓越的领导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波同志功不可没！虽说受各种运动的干扰，但他总要绕过这些干扰，排除这些干扰，推进全国的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波同志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同志做主任。起初财经委员会就他一个副主任，李富春同志去了以后还是排在他后面。我当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要到北京参加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计划会议、工业会议，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领略到一波同志高超的领导水平。在中财委，抓大政方针的是陈云，辅助决策和做具体工作的是一波同志。建国之初，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大幅上涨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使人民生活和工厂生产非常困难。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波同志帮助陈云硬是把通货膨胀基本上制止住了，平抑了物价，初步稳定了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一波同志工作思路开阔，作风细致扎实。从1951年底到1952年，毛主席抓“三反五反”工作，中央政府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一波同志任主任。当时我们在东北，根据中央的指示抓“三反五反”，经常看到传达的一波同志的讲话，感觉他抓工作抓得非常细。譬如说，为了制止干部办私事用公车，一波同志派人到天安门附近汽车来往比较多的地方做记录，过来一辆车就记下它的车牌号码，看哪些单位的车辆来往比较多，还要弄清是干什么去了。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之后，我与一波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了。这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一波同志当主任，同年9月，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委和工交工作。经委成立后，不仅管生产，还管年度计划，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本来计划是计委的工作，后来根据他的意见，改为计委抓长期计划，经委抓年度计划。一波同志把计划和生产结合得很好，使当时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协调发展。
一波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急躁冒进、不虚报浮夸。1958年“大跃进”提出的高指标，他是不赞成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一波同志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是经委主任。毛主席找我们去座谈，我是跟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一起去的。毛主席问钢产量翻一番能不能做到，王鹤寿拍着胸脯说能够完成，在场的其他有关同志也纷纷拍胸脯。一波同志与别人的意见不一致，又不能反对毛主席的意见，就建议在报纸上公布1070万吨计划指标，因为公布以后就没有退路，大家就义无反顾、非完成不可了。虽说1958年最后完成了1070万吨钢，可是按毛主席的话说，好钢只有800万吨。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好钢昵？因为没有那么多好铁，矿石、焦炭也跟不上。于是，我们在1959年想了个办法，打算一下子建设上千座小焦炉。一波同志知道后，在经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很严肃地批评我们说，1958年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掉了，庄稼在地里收不回来，经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当时我们搞冶金的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听了这话还不服气。接着，陈云同志把我们冶金方面的人召在一起，主要是听我们汇报怎样完成1959年1800万吨钢的计划。陈云同志觉得指标定高了，应该降下来，最多只能完成1300万吨。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实事求是一个矿一个矿地算账，最后说服了我们，让我们感到确实不行，指标要降下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1960年，我由冶金部副部长调任经委副主任，分管冶金和物资工作，1964年又兼任了物资管理部部长。一波同志对物资工作非常重视，他根据少奇同志关于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亲自抓物资工作，对我帮助很大。少奇同志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一波同志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他还认为，管物资的分配和流通必须管计划，于是，他找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把国家计委管物资分配的三个局（物资综合局、机械分配局、原材料分配局）转到物资部，变成了物资部的三个局。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物资部管计划、管分配、管流通，必须要有储备。因此，他又把国家储备局从国家计委要到物资部来。由此可见，一波同志的工作思路是很开阔的。
“大跃进”以后的几年，我国经济能够恢复得很快，一波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让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喘息时机，特别是抓了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抓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如试办托拉斯，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一波同志亲自抓。在企业管理工作方面，一波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现在看起来“工业七十条”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法。
一波同志党性强，襟怀坦荡，考虑问题总是向前看，忍辱负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反冒进问题上，他和周总理、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受到过批评，但他抓工作并没有因此松劲。当年高岗集团反对刘少奇，打彭真，打薄一波，打安子文，说这几个人都是刘少奇的干将。因为那时一波同志兼财政部部长，高岗组织人批他，让他“靠边站”了，一直到高岗集团暴露以后，他才出来工作。1954年他出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分管重工业口工作。同年，他在新成立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做主任。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工作接触，因为建委负责抓156项重点工程，那时我在重工业部，抓重点工程建设，所以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关于批评他的那段经历，他从未讲过，好像没这件事情一样。他总是顾全大局，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受到冲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被毛主席点了名，经委的造反派马上翻腾起来。这时一波同志已没法正常工作，身体又不好，就去广州养病。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抓了回来，其间，胡明同志也被迫害致死。1967年，他每一个礼拜都要挨斗好几次，有几次是我陪斗的。当时街上贴的经委标语，有的就是批刘、邓、薄。后来他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文革”结束后，一波同志被平反，又做了副总理，当时我在计委工作。1978年，经委正式恢复，中组部把一波同志的一部分材料还给经委。我仔细一看，发现材料里有一波同志“文革”时，每次被批斗后在报纸页边上写着在什么地方被批斗、谁来讲了什么、有什么感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明知道写下这些东西，看管他的人会拿去交给专案组，但他不在乎，还照样写，这种襟怀是何其坦荡啊！
一波同志善于团结干部，放手使用干部，在这方面他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960年6月，中央决定把我从冶金部调到国家经委工作，而当年年初我曾为钢材分配问题和经委的主管同志吵了一架，弄得很不愉快。这次调动是谁提议的呢？就是一波同志。我当时想，国家经委和冶金部的关系紧张，我又和经委的主管同志吵过架，这次到经委工作大概要挨批评了。可到了以后，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一波同志对我很信任，放手让我工作，让我分管冶金，同时还管物资工作。事实上，经委的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到这儿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饶斌同志是从第一汽车厂调来的，让他做经委副主任，专门搞“工业七十条”；赵荫华同志是从哈尔滨电机厂调来的，让他做企业局局长，帮助饶斌同志搞“工业七十条”。把一个部门搞好，团结和使用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一波同志为我们做了表率。
一波同志待人非常坦率。物资总局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后来成为国务院的一个部。我先是经委副主任兼局长。后来，成立物资管理部，谁来做这个部长呢？因为我是副主任，应该是副部长，一波同志就找我谈话，说物资工作很重要，少奇同志亲自抓，你这一段时间也熟悉了物资工作，假设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个部长，你就做部长；假设有更合适的人来做部长，你就做第一副部长。我没想到能做物资部的部长，所以一波同志跟我谈了以后，我想中央一定会调个更合适的人来当部长，我做副部长，但最后还是我做部长。通过这件事，我感觉一波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你能不能当部长，什么情况下你能当部长，什么情况下你只能做副部长，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一波同志一直很关心经委的工作。1980年，康世恩同志因“渤海二号”沉没事件受到国务院批评，辞去国家经委主任职务，由我做经委主任。这时，国务院成立机械委员会，一波同志做机械委员会主任，经委所管的机械这一块由他领导。余秋里同志也离开了计委，由姚依林同志做计委主任，同时国务院还成立了能源委员会，秋里同志做主任，经委所管的能源这一块由秋里同志领导。因此，我实际上只管半个经委的事，再加上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的综合工作，这就和一波同志的关系比较密切了。每一次看到他，他总要问问我的工作情况，并提醒我要处理好与另外两个委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经委的工作就不好做。虽然他不在经委了，但他还是很关心经委的工作。1982年，新经委成立，把机械委、能源委、财贸小组、农业委员会、基本建设都合了过来，由张劲夫同志做主任，吕东和我做副主任。一波同志很高兴地说，这样才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农业整个都由经委抓起来了！一波同志抓经济工作的思路很明确，就是不能够多头领导，互相牵扯。他一向主张经委应该把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抓起来。
一波同志很关心企业管理。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是1979年创建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一次我跟一波同志讲，我们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主要是想抓企业管理工作。一波对此很支持，因为他很重视企业管理。他还谈到“工业七十条”说，七十条嘛，就是抓企业管理。后来我请他做名誉会长，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对我们协会是很大的支持。一波同志坚决主张搞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起草《企业法》的过程中，他听到对搞厂长（经理）负责制意见分歧严重，就多次表达他的意见。这对我们起草《企业法》是很大的支持。
从一波同志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兄长。他是1908年2月生人，我是1916年1月生人，他比我大整整8岁。建国时他41岁，风华正茂时就做了财政部部长，担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48岁时又做了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经委，他比我们几个副主任都大几岁，在我们眼里，他是老大哥，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有点差错，他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来，虽然批评了你，但还是爱护你、关心你。正因为如此，在经委工作这一段时间，我受益最大、收获最大、体会最深，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波同志退休之后，我也退休了，每逢春节，我与老经委的几个副主任都要一起去看望他。每次去看他，他总是很热心地跟我们聊聊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他的去世，让我深深感到，我们失去了一个好领导，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