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3日）
刘淇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日前李瑞芝同志送来他的回忆录，要我补充一些材料。看了目录勾起我的回忆。我和淇生同志相识60年，三度共事，可谓老友知交，他比我大几岁，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他社会经历多，也喜欢讲过去的事，我很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聊，所以，几十年来交往较多。
我是1940年底到延安的，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1941年春调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工作。当时，淇生同志是干部科秘书，和科里同志工作上联系多，加上他性格直爽，对人热情，大家很快熟起来。这年下半年中央机构精简，中组部由延河西搬到杨家岭，人员从100多人减到16人（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2人）。淇生同志留干部科做调研工作，我到秘书处做干部接待、审查、调配工作，我们都住在杨家岭口北山坡的三排窑洞里，我在下面一排，他在上面一排，大家常到中间一排的会议室开会，也常到延河边散步。延安是个大家庭，中组部的十几个人更是老中青三结合，有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有白区监狱里出来的老革命，有坚持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有“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新党员，实际上都是20多、30多的年纪，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互助互爱，亲密无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淇生同志先后到东北新区工作，分别在辽北省和嫩江省任县委书记，虽然两个省都在西满，但战时交通不便，很少联系。1948年冬，辽北省北部地区划归嫩江省，我们先后调到省委，他任秘书长，我任研究室副主任兼青委书记，在分别三年多后又到一起了，我们都很高兴地投入紧张的工作，迎接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夏，嫩江省撤销，并入黑龙江省。我调东北工业部，他随军南下到武汉市委工作。我们又分开了，但还保持着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调到重工业部和后来的冶金工业部工作，不久，他也调来到机械工业部。当时大家都很忙，又不在一个部门，虽然都在北京，来往却不多，但彼此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1960年我调国家经委工作，还兼任物资总局副局长，他也调来任副局长，实在巧得很，我们又到一起了。对于物资工作，我们都是新手，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我们两个都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但读了中央关于物资管理改革的文件，又感到它很重要。于是我们一起到上海参观学习，调查研究了三个月，回来还向经委做了报告。
1961年初，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物资改革步伐放慢。我被安排到鞍钢去做矿山调查，他离开物资总局调到二机部工作。对他来说，核工业虽然是新工作，但他很快钻进去了。有一次他还邀我到京郊一个反应堆去参观，谈起来头头是道，俨然已是内行。
“文革”期间，我们都受到冲击。我一度“靠边站”，他经历复杂些，吃苦头更多。后来见面谈起来都一笑置之，但他对于历史问题久拖不决犹耿耿于怀。
“文革”后，由于他年长，离休比我早。但他一直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每次见面他都要问问经济情况。他热爱文学，喜欢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在延安时我住的窑洞里有几书架中组部的藏书，如《鲁迅全集》等，他都经常借阅。这些年我每次去拜访他，他都在读书写字。他还读古诗，自己也常写诗。他1984年写过一首诗，批评我工作上的事务主义作风，并亲笔抄赠我：“文山会海苦无边，山海头人夜半眠。白发辛劳今胜昔，祝君返老再青年。”我一直保存着作为座右铭。
转瞬五年了，淇生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