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5日）
1931年我从河南南阳五中毕业，考入开封河南大学附属高中。胡子云和我同班（自然科学组），又同住一个寝室。他勤奋好学，和蔼可亲，和我脾胃相投，我们简直一见如故，马上成了好朋友。
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狼子野心，咄咄逼人，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求安，步步退让。转眼之间，国难当头，已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爱国人士奔走呼号，抗日救亡的浪潮激荡着我们年轻的心灵。
我们开始思考问题，讨论国事，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当代青年的责任。
1933年子云的父亲病逝，家庭经济陷于困境，继续读书已不可能，真是变生不测，祸从天降，这对子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很坚强，并没有在意外的挫折中失掉信心，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做一段工作，有了收入，再继续完成学业。在好心同学的帮助下，他只身到永城县中学任教员。当时他不满18岁，虽然思想渐趋成熟，仪态也颇端庄，但白皙清秀的面容又显得太嫩了。因为他眼睛有点散光，就专门买了一副黑边眼镜，架在鼻梁上，尽量打扮得老成严肃些，才有点为人师表的样子。
子云在永城中学任教一年，1934年回到河大附中插入下一年级继续学习。假期中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我就离校到北平去了。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河南大学。我们虽然分在两地，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差不多每月都有书信来往，暑假期间回到开封，还有短暂的聚首和竟宵倾谈。我们在书信和谈话中长时间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青年如何走向革命的道路，他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见解，对我的思想觉悟提高有很大帮助，我们一直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一二·九”运动中，他积极活动，后来成为开封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1937年在河南大学参加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我由北平经山东辗转回到开封。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我们又会聚在一起，青年人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决心为民族解放奋斗牺牲。我们在开封组织平津同学会，开展救亡活动，他和河大学生对我们积极支持，密切配合，使同学会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7年9月底，我回南阳建立宛属平津同学会，即留南阳工作。11月他和党及辰、王锡璋等同志由党组织派遣，通过袁峻峰、袁宝岱和我的公开关系来到南召，并立即投入到训练干部和与国民党反动教官的斗争中，获得李益闻等的好评。
接着，由王凤举等同志协助恢复南召地下党组织。1938年建立南召区委，子云任书记。下半年成立南召县委，他仍任书记。1939年夏，子云因病离职，卧床数月，并到镇平医院做手术，是年冬基本康复。1940年复职。这年秋天，省委决定调我去延安，我们就分手了。临行前几次促膝谈心，互相勉励，满以为不久将重逢于延河之畔，岂料竟成永诀！
在延安时，听说子云和赵桂彬同志于1941年赴延途中，因地下交通站遭破坏而失掉关系，只好辗转去重庆，在一个中学教书。解放后才知道子云已于1944年因病逝世，当时只有28岁。噩耗传来，令人痛惜不已。
子云同志，1916年生于汝南。父亲长期受雇于当地粮店，为人精明强悍，是有名的“斗把式”，积劳患尘肺而死；母亲性格温柔，与人无争，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子云是父母的独子，故名“得龙”。他的性格兼有父亲的坚强和母亲的豁达，在南召工作的几年间，充分表露了这种性格特点：他对工作锲而不舍，遇困难坚韧不拔，处逆境而不馁；他善于团结同志，时时为人设身处地着想，批评说服，循循善诱，既坚持原则，又暖人心肠。
子云同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在父亲的灵前被迫与一素不相识的女子拜堂成亲，婚后一直很苦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又感到这位青年女子和自己一样都是旧社会的祭品，都是无辜的，后来反而很同情她。在南召期间，有女同志对他表示爱慕，他常一笑置之；而对其他青年的婚事，他却关心备至。
子云同志的身体素质较差，当时生活条件也不太好，但一直坚持工作，从不叫苦，自奉俭约，而乐于助人。卧病经年，两次手术，体质十分虚弱，天天忍着巨大痛苦，洗创换药。他多次表示自己还年轻，决心与疾病斗争到底，满怀胜利的信心，终于伤愈痛蠲，重返工作岗位。
子云同志入党不久，就离开学校到南召担负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前后三年，南召党的工作取得公认的成绩，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好形势。南召党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既重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更着眼于乡镇基层群众的发动；既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更着眼于教育基本群众团结自救，并支持和带领他们同恶霸、贪官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既在贫苦农民、城镇贫民中发展党员，更着眼于积极吸收农村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员入党，他们往往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子云并没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他一方面担负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做上层统战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一肩挑，基层干部和上层人士对他都有好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看来，除了他所具有的性格特点和良好作风之外，关键在于刻苦努力，勤奋学习，融会贯通，善于运用。他对党的重要文件、毛主席的著作反复阅读、思考，悉心钻研，务求领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孜孜不倦，坚持不懈，每有领悟，常写信告我。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以至一本《大众哲学》都和他结了不解之缘，案头枕上，朝夕与共。
子云同志是我青年时代的挚友和战友，对我一向非常关心，对我的成长和进步帮助很大，我们之间的友情也很深挚。在南召工作期间，他在李青店，我在云阳，见面机会虽不少，他仍常常怀念云阳的老友。一次他清秋夜读，散步凉天，后来给我的信里还引了两句改写的古诗：时值三五明月夜，七十里外故人心。
子云同志逝世已40多年了，多年来总想写一篇回忆当时斗争和生活的文章，来纪念我们所经历的火红的时代与火红的青春，由于事务缠身，一直未能腾出手动笔去写。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谨以此文作为一瓣心香，献给我的挚友与战友——胡子云同志。
附：给汝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
汝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胡子云同志，原名胡得龙，1916年生于汝南县，并在当地初中毕业，1931年考入开封河南大学附属高中。1933年因父亲病逝，辍学后到永城中学任教员。1934年复学，1935年毕业，入河南大学理学院，1937年底再度辍学。
1936年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由河南省委派到南召工作。1938年南召党组织恢复，成立南召县委，胡仍任书记。1939年因病离职疗养，1940年复职，当时已成立南召中心县委，胡任书记。
1941年初，因国民党追捕，胡离开南召到南阳隐蔽，后在赴延安途中因地下交通站被破坏而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只好和赵桂彬（南召县委宣传部长）一起到重庆，由河南大学同学介绍在一个中学做教员。后因病复发，于1944年在重庆逝世，年仅28岁。
应南召县委党史办之约，我写了一篇《挚友与战友——回忆胡子云同志》的短文，特送上一份，供你们研究和整理党史的参考，并建议将胡子云同志的事迹写入汝南县党史和县志。
敬礼！
袁宝华
1986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