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8日）
陶林同志去年5月初逝世，当时我曾发一唁电，后来还接到江杰同志的致谢信。一年多来，又有几位老同学去世，不时激起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总想写一点东西记述当年火热的战斗生活，纪念和我一起走上革命征途的战友。最近，孙立群同志电话告知，将出版一本纪念陶林同志的文集，向我约稿，我欣然命笔。
陶林同志原名孙传文，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比我大几岁，又不同院系、不同宿舍，是“一二·九”运动的洪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二·九”当晚在北大二院阶梯教室召开全校班代表大会，讨论次日罢课问题。由于当天下午我参加的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被打散，憋着一口气，坚决主张罢课抗议，所以对这次大会非常关心，专门去旁听。主张罢课的代表纷纷发言，但大都激于义愤慷慨表态，只有陶林同志看起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形势，说明道理，提出具体意见，侃侃而谈，一席话令人折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次年1月末，我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学校，得知他是留校支援宣传团的学生会负责人。2月初，我们都参加了新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在一起活动。后来，他到民先总队部工作，还一直关心着北大，北大的重要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也常带领北大同学去参加校外的活动，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比他年轻的同学，他倍加关怀，热心指导，我一直把他当作师长、兄长，对他很敬仰，也注意跟着他，学习他的思想作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都离开北平，他去山东，我回河南。后来，在延安听说他一直在山东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到东北，从1949年起，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由于各干一行，工作上少有联系，又不在同一地区，天各一方，音问遂稀。
“文革”后，北大“一二·九”时期在京的老学友每年春节聚会，谈起往事，也常听到一些陶林同志的情况。1984年陶林同志来京，分别参加北大和中央党校召开的“一二·九”学生会及民先活动座谈会，陶林同志做长篇发言，他以惊人的记忆力讲了不少珍贵的史料。1985年北大为了纪念“一二·九”50周年，特意邀请陶林等几位在外地的老同学来京参加。多年分别的老友欢聚，快何如之！“一二·九”纪念日前夕，我们在北大临湖轩开座谈会，陶林等均即席发言，深情旧谊，十分感人。会后合影一直陈于几案，今日复睹，弥足珍贵。接着，又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纪念“一二·九”50周年大会，并参加了人民大学的纪念活动，邓力群同志还专门邀请几位外地来京同学到中南海勤政殿聚会。当时，我们专门编印了《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和《红楼风雨》两本书，书中收有陶林同志的文章《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这一次老友重聚，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展望未来祖国前途，耄耋之年犹热血沸腾，当时欢情，至今难忘！
陶林同志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教育战线的巨大损失，他的品德和作风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