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月，我最喜爱的相声大师马三立逝世。马老先生的《逗你玩》不但在寓意上超越了传统的《狼来了》，而且更在戏谑中揭示出名、实间语义上的吊诡，让人在一种无可奈何中联想到相声演员与听众、小偷与孩子并通过孩子与母亲间所可能发生的“逗你玩”的关系：我们买了票，哈哈大笑，其实就是愿意被演员来逗我们玩；而那个支配了话语权，也就是最先给事物命名了的“小偷”，其行为就如“逗你玩”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走那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残酷的“黑色幽默”，只是始终不可能知道在“逗你玩”的名义下达到另外目的的命名者或冒名者到底是谁。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越发滑稽了时，唯独相声不再可笑；当真正的相声大师告别了人世时，唯独我们依旧生活在“逗你玩”的相声之中。
(二)
2月、3月、4月，发生在我们夫妇身上的“逗你玩”的现实就是有关方面告诉我：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户口就不能随我进上海，因为她不可能在上海找到工作；于是我就事先给她联系了一份临时聘用的工作，再让她办了提前退休手续；但当她办了退休手续来到上海后，却发现户口依旧不能进上海，因为她的退休金、医保费全在海南，上海不可能承担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人的退休后的费用。就是在她业已正式退休了四年、在这套自己购买的房子里居住了五年后的今天，户口还是不能进上海，只能办一个长期居住手续。其实全部原因就在于这个有着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不愿意白白承担一个不再正式上班的人的退休金和医保费，尽管无论在哪里都是国家正式退休人员。明白了，也就只好一笑了之，就如听了一场“逗你玩”的相声一样。
2003：告别海南，与原先的研究生班的学员们在一起。
(三)
5月，看《走向共和》，大感兴趣，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努力的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前人、特别是革命者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而且是他们早就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的一切。可惜这部片子后面越放越快，等于不想让我们看。终于，我们谁也不知道最后是怎样结束的。
(四)
5月底，圣彼得堡隆重纪念建城三百周年。当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涅瓦河、冬宫这些熟悉的画面，听到普希金、屠格涅夫这些亲切的人名，闪过安娜·卡列尼娜的面容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因为它同样让我想到了二战期间被围困的日日夜夜，想到了列宁格勒这同样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圣”字的伟大名字，想到了基洛夫的被杀与斯大林的清洗。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曾想到应该给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也许与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无关，有关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一个民族连最明显不过的现象都失去了探究的兴趣，都希望在遗忘、在谎言与欺骗中懵懵懂懂地活着，以为“足食足兵民安之”，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可预测。
(五)
这一年，在人们耳边流传频率最高的两个人名是蒋彦永和周正毅。周正毅，在五年后的今天终于水落石出，而蒋彦永这个人则始终是一个谜。
(六)
和我的出生地有关的是两件事：摄影家侯登科1月份病逝与9月初渭河决口，华县一片汪洋。华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一夜之间为世人所知，就是因为这场大水，因为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指挥抗灾。
还有淮河泛滥成灾，香港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但我始终不大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与内地人比较起来，他们所享受到的自由简直太多了。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不满。
在这一年，我亲爱的四姨病逝于天津；因为她的胆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在出门时应该保护一个女性。那也正是我想练习武功的一个年龄段。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非典型年代的非典型事件”，因为在这一年，与另两件大事比较起来，以上所说的这些事真的算不了什么。
这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与蒋彦永这个名字有关，这就是2月中旬，在我的日记中忽然出现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古怪的、从未听说过的病名，而且海口的醋一夜之间就卖到了一百五十元一瓶，当然，就是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恐，不知所措。
到4月，“非典”或“SARS”就已经成为了专名，而且大家终于知道了一系列的事情：因“非典”，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在中国赛区的比赛取消，几所高校停课；接着，北京市市长、卫生部部长相继下台；再接着，我们的亲密邻邦朝鲜人民共和国由于他们“历来把人的生命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拒绝与中国队在巴黎进行第四十七届世乒赛比赛，而朝鲜女队是唯一两次在世乒赛中战胜过中国女队的一支队伍；接下来，北京的情况就开始真正牵动人心了，因为每天都有死亡报告，都有一百多人感染，就连上海，也终于发现了四例病人，一列从广州到达上海的K47次列车由于列车员感染了SARS而在全市寻找这列客车上的乘客；而北京的夜晚，在汽车灯光的闪烁中，宛如一座空城般的寂静与恐怖。李慎之先生在此期间病逝，当然并不是因为“非典”，但如何围堵“非典”，使其不致蔓延到农村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谁都知道农村医疗设施的短缺与在卫生习惯上的不注意。
另一件大事就是美英联军正式攻入伊拉克。在电视画面上看美军进攻，看广场中央的萨达姆塑像被推到，看萨达姆本人毫无任何反抗地被活捉，看中国的军事专家们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评论，看那些“既反战也反萨”者们如何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看尚长荣主演的《贞观盛世》，看北爱尔兰演出的《大河之舞》，虽然也应列为“非典型年代的非典型事件”，但毕竟在灰暗与炮火中给了人一些光明。
SARS过去了，美军入侵的事还在继续；而那一年揭幕的“奥运会会徽”也终于迎来了实现的一年。
“既反战也反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作为一种日常化了的“非典型年代的非典型立场”，它在今天又应以怎样一种姿态出现？
是不是就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既不要大众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