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国际、国内、身边的朋友连同自己的切身感受屡起波澜，接连不断，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首先，1月底，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下腾空爆炸，那种爆炸的场面与电视画面上美国民众的惊愕与悲恸长久留在人们的心目中。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十五年后“9·11事件”
的惊愕与悲恸：一个是逃生、救助，一个是彻底的无能为力；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他人造成的，一个发生在他人身上，是自己造成的；尽管同样是技术力量对人的毁灭，但一个是以胜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失败。生活世界技术化了，技术在毁灭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目睹到毁灭的现场，哪怕远在天边。到2月底，菲律宾的铁腕人物马科斯总统下台，一个柔弱的女子阿基诺夫人走上了前台。据说这一切都离不了美国的操控，让人意识到民主的唯一好处就是能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的更迭。乍得内战，就与今年(2008年)一样，依旧是反政府力量与政府的较量，但当时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鲜明，这就是坚决站在政府一边。两伊战争已经打得不分伯仲，但我们那时并不大关心这场战争，连“逊尼派”
和“什叶派”这些概念也很少听过，没有人能想到二十年后，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共同的敌人而又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它们那里。
在国内，同样是1月底，第一期《大众电影》因为把朱琳半裸的照片作为了封底，于是引起抢购，引起举国辩论，引起“国将不国”的哀叹；7月1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维纳斯”向谁申诉？》，说的是南京艺术学院一女模特儿月收入二百五十元，因无法忍受别人的风言风语而被迫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判决是：“你拿钱多，工作时赤身露体，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构成诽谤？”这位“维纳斯”含泪败诉，不知所终。7月2日的《武汉晚报》上，又是一名十九岁的年轻女子因触电昏迷，一男青年对她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结果受到旁观者的大肆嘲弄，愤而离去，女青年不治身亡。
当“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色情化了的肉体就与权力和金钱结合在一起，对人们在精神上所构筑的防护栏发起了进攻，而且屡败屡战。
电视上连着播放了《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让人看得入迷。我原先一直不喜欢狄更斯的作品，想不到电影竟完全转变了我的观念。残雪说：“我终于对自己的声音入了迷”，于是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问世，而我，也对她的作品入了迷。
这年夏天，武汉极热。宣良面对离婚，其间之曲折、对人心灵的折磨远非我的拙笔所能描述。“人的痛苦是不能为知识所同化的”，无论是翻译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还是写作《死与道德》(死于道德？)，其实都化解不了他当下的困顿。
8月1日，我们武汉的一行人到贵阳开现代西方哲学的会议，与越胜、友渔、王炜、甘阳等密切接触，争论“现代西方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把哲学作为一个“事业”，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做，比如从翻译、引进开始，还是表达个人的那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情绪”，使之成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密不可分的人生问题？
于是“文化”真正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陈鼓应说，应把尼采的“willtopower”译为“冲撞意志”，理解为人的潜能性的创造力；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也都具有这种可以医治创伤、自我恢复的“willtopower”。
海德格尔与尼采成为了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热门的两个人物。
真理或价值的显示与创造代替了对其的发现与固守。
尼采影响中国知识界至少也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再加上海德格尔(其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久盛不衰)，这两位至少在现象上都与纳粹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集德国式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转折性人物，他们对宗教的拒绝，对现代性的批判，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读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人有一千个灵魂”。
这既是我们因无法自圆其说而招致痛苦的根源，也是我们终究离不了哲学，需要用哲学来不断为所谓的“自我”，即“人格统一性”来寻求某种论证的必要性之所在——哪怕这种论证只是一种悖论，而这种必要则是彻底的虚幻。
这一年年初，看阿夫托尔哈诺夫所着的《权力学》，知道了1917年8月在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以列宁为首的二十四名中央委员，经历了三次大清洗后，有十一人被枪决，一人被杀害，一人被捕，一人自杀，二人被敌人杀害，七人自然死亡，最后作为最高领袖活着的，当然就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他1924年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战胜了托洛斯基；在1925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战胜了季诺维耶夫；在1930年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最后战胜了布哈林。1934年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但这一届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七十一名中央委员中被枪决的有五十一人，占总数的71%；候补中央委员六十八人中被枪决的有四十七人，占总数的69%；其中伏罗希洛夫在军队中消灭了五位元帅中的三位，十五位集团军司令中的十三位，八十五位军长中的五十七位，一百九十五位师长中的一百一十位，四百零六位旅长中的二百二十位，被杀害的中级指挥官的确切人数是五千人。书中对雅戈达、叶诺夫、贝利亚三人所先后主持的清洗工作的描写，看得人心惊肉跳，彻夜无眠。
书中说，苏联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这就是“理想”
与“物质”，它们都能起到把人的“一千个灵魂”整合为一个的作用；如果把它们合二为一，这就是“物质化了的理想”或“物质化了的意识形态”，因为无论是讲“理想”还是讲“意识形态”，都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或“意识”的层次，它需要的是手中的枪、秘密警察、集中营、书报检查和集体农庄这样一些“物质力量”。
如果把人视为“用特殊的物质材料制成的动物”，那么“一千个灵魂”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布哈林无疑是一个遭斯大林清洗的无辜者，但也正是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说“无产阶级的高压政治，在从死刑到强迫劳动的所有形式中，乃是——听起来似乎矛盾——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中塑造共产主义人性的方法”。以赛亚·伯林在引述这段话时，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人的材料”这个词。
“人的材料”经过“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设计，终于“物质化”为人的最高理想，然后再如这一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样泄漏为各种意味上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