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涓依旧不依不饶，两名管带又将她死死摁在面包车的后排座位上，抽耳光、扯头发，还抓着她的头朝车厢上撞，足足打了10分钟，直到涓涓父母赶到。打人事件发生后，校方向涓涓的父母承诺处理两名打人的管带，并希望涓涓的父母不要再声张此事，否则将涓涓的“劣迹”背景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于是，涓涓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都选择了沉默。
“择差培训”的施教对象基本是一群“问题少年”，也就是我们中小学校中成绩后10名的学生。在常规学校中，老师只关注升学率，一般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前10名的学生身上，成绩差的后10名学生成了被遗忘的对象，老师看都不看你一眼。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遗忘，没有人帮助他们“解惑”，回到家里，父母觉得他们没有出息，被漠视，感受不到家庭温暖成了情感的弃儿，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精明的徐某恰好看中了“差等生”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在行走和惩戒中把一种极端的关爱运用得淋漓尽致，使孩子得到了暂时的精神慰藉，从而俘获了无数“问题孩子”父母焦躁不安的心，“择差培训”在一片争议中逐渐被人视为教育经典案例。
面对全社会对“择差培训”非人性惩戒铺天盖地的质疑声，起先把无知当胆大的“校长”徐某并没有回避，曾经大言不惭地认为：“只要打得有道理，并不是一种过错。”辩解说：“对于这种不服从管教的学生就该打，如果是我可能打得更厉害，否则他日后受到的是法律制裁。”多么令人悲哀的混蛋逻辑。徐某因为以打为教的教学模式被学生称为“魔鬼教父”“我的野蛮校长”。
人们不仅会好奇地问，“择差培训”如此低劣的教育模式，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挨打”呢，而且起来反抗的学生只是少数，其中的奥妙也许只有领教过这样教育的学生能够说得清楚。一部分从“择差培训”出来的学生承认，刚来时天天挨打，稍微不慎就可能有教鞭落在身上，只要一进这个学校的大门几乎人人都受到过皮肉之苦，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管带没有人性。但是，当问到是否恨那些打过你的管带时，回答是肯定的，也有个别学生说：“开始恨，但渐渐就不恨了。”因为“以前的中学老师觉得自己没什么前途，就不大管我了，这里的管带24小时都和我们泡在一起，同吃同住”。幼稚的学生压根儿不知道父母掏了一两万块钱，他们不泡在一起钱怎么来呢，你以为人人都是活雷锋。
对于为什么不起来反抗的问题，一些学生回答得很干脆：“不敢。因为父母就是让我来吃苦，来受惩戒的，在打骂中我得到以前没有的关注。”还有个别学生离开时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不时回望营地。
我们不折不扣正处在一个“傻瓜社会”，相当一部分成年人长期受到大一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早已没有了独立人格，思维肤浅得让人无法相信，别人说什么是什么，基本丧失了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事当前，从不去分析思考事物内在本质，而是把流行当作风向标，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做，随大流跟着感觉走，一定没有错，造成当下社会谣言盛行，一有风吹草动人心惶惶，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一些家长脑子里，对教育的理解除了说服，就是打，除此再没有其他办法。徐某的“择差培训”模式有意无意给那些头脑简单的父母传递了一种理念：“孩子不听话，自己管不了，来这里被打两下吃点苦就能改邪归正。”因此，当孩子被打时，很少有人去谴责打人者的责任。即便很多孩子想起曾经受到的粗暴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惩戒”相当愤怒，但是，对于那些很长一段时间被人看不起的“弃儿”又能感受到久违了的“关注”和温存，最终对这种“极端的打骂式关注”听之任之。
一些学生还有这样的感受：“在那里的确没有学到什么，但是，至少这种打骂式教育让人隐约体会到自己的存在，觉得我还行，应该珍惜现在一切。”自然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许这才可以解释，为何有那么多家长对黑暗的“择差培训”趋之若鹜，希冀把孩子送到那里磨炼成人，从而使徐某的学校在责骂声中不断发展壮大。
简单粗暴的惩戒式教育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折射出现行教育对“差等生”关注和尊重的严重缺失，显然“网瘾少年”“问题孩子”这个特殊群体，尚没有进入更多有真知灼见专家的视野，相当多的家庭对这些“特别孩子”的成长教育问题存在着肤浅的认识和严重的焦虑，只能把粗暴式的甚或法律明令禁止的惩罚作为最主要的教育手段。假如，这些学业困难的孩子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尊重，父母能够给予更多的理解关爱，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行走学校出现。由此看来如何避免“小宇式悲剧”再度发生，减少一个个父母亲心碎是整个社会刻不容缓认真思考的问题。
身为“问题少年”母亲的程某绝对算得上一个敢说敢为有责任感的妈妈，为了纠正自己孩子的行为偏差，在乌鲁木齐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坏孩子妈妈联盟”，经常组织她们到当地权威教育机构听亲子讲座，教子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孩子多了一分理解宽容和尊重。然而，妈妈联盟的成员很快发现自己含辛茹苦的付出，孩子似乎并不领情，父母的一片好心反倒被孩子当成了“驴肝肺”，他们把家长的善良愿望当筹码，变本加厉，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些孩子恶习不改，成天东游西逛，抽烟喝酒，打架斗殴，和社会上的混混没有两样，一些女孩子动不动离家出走几个月或长达一年多时间。
父母仁至义尽却拯救不了顽劣的孩子，程某想起了“择差培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即，在乌鲁木齐成立了华龙青少年成长研究中心，招了一帮退伍军人当教官，来调教这些“滚刀肉”，试图用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拯救这些正在走下坡路的孩子。尽管有专家提醒她这种培训方式不够科学，但是，已经被孩子逼到墙脚的程某还是打算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尝试一下，希望奇迹出现。
培训中心仍然沿袭了“行走+戒尺”的办学模式。戒尺，是用塑料尺子打手掌心，或者屁股，五下、十下、十五下不等，还有深蹲、仰卧起坐，俯卧撑，最多不超过300次。首批学员包括程某儿子在内共有17人。然而，开学短短十多天时间，不断有家长把孩子送进来，最多时，中心有100多个孩子，半年学费1.6万元。
单身母亲张女士，一直和儿子唐飞（化名）相依为命。唐飞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迷上了电脑，几乎每天待在家里，一向把母亲的教导当作“耳旁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女士看到华龙青少年成长研究中心的广告，而且对该研究中心的法人程某的个人经历和影响早有耳闻，慕名把儿子唐飞送了进来，希望能够点石成金。随后的日子，张女士每天都憧憬着儿子的未来。然而，两周后，祸从天降，儿子与他阴阳两隔，彻底把他“望子成龙”的梦想击得粉碎。
唐飞报到的第二个礼拜，中心组织野外拉练，十多个孩子一起徒步走得好好的，身体稍胖，向来好吃懒做的唐飞走了5里路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了，加之性格叛逆，教官问他原因，他啥也不说。领队教官认为他耍赖，令其他孩子连推带拽拖着走，唐飞勉强走完了当天10公里的拉练。回来后脚上打出了水泡，教官给他弄热水泡了脚，第二天还非常人性化地安排他休息。
谁知唐飞是个不省油的灯，可能一个人在家太无聊的缘故，不知道哪根神经抽了风，趁别人训练之时，悄悄往同学水壶里撒了尿，引起同学的极大愤慨。
当晚，教官按规定用戒尺对他进行了惩罚，唐飞拒不认错还极力反抗，教官当然不会让他占到便宜。也许出手太重，第五天唐飞因为持续高烧，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尸检结果显示，肢体及臀部广泛性软组织损伤，引起挤压综合征致肾功能衰竭、全身循环衰竭而死亡。动手打人的两名教官被一并被告上了法庭。
唐飞事件曝光后，程某被骂得狗血淋头，几乎到了精神崩溃边缘，相关责任人受到刑事处罚，华龙中心履行了经济赔偿被勒令关闭。很多网友呼吁，作为校长的她“应该走上断头台”。此时，程某也冷静地认识到了惩戒式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端，的确违背了教育的根本宗旨。她盘算着等家长把这些孩子领走，自己啥也不干了，好好歇息一下。然而，令她骑虎难下的是，在她做出解散学校决定时，有40多个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接走。在他们看来，孩子待在这里显然比没有人管出问题的概率要低得多，社会没有一个更理想的机构来帮教这类孩子，也没有人给他们指出一条更好的教育办法。
的确是一个令人悲催的现实，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唯分数论”的精英教育，学习成绩好老师、家长喜欢，同学喝彩，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吹捧。对于成绩较差、行为习惯不好的学生，老师、家长见不得，可怜的孩子们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和家庭的关爱，心理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思想叛逆，只好浪迹社会，惹是生非，谁见谁讨厌。一些家长又失去管束能力，怕他们在社会上浪坏了，希望她能够把学校继续办下去。
半年后，程某在好心人的支持下，又一次做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成立了天道智成公司，更换了学校营地，刊发了“让问题孩子没问题”的广告，旨在通过体能训练、拉练、打球，上英语、心理辅导、书法、学《弟子规》等课，对学员的思维、能力、行为、性格进行矫治和培养，促进潜能和智力开发，半年学费为1.6万元。许多家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着赌博的心理把孩子送了进来，很少有人预料到它潜在的风险，难免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7岁的小丽姑娘因为喜欢上网、厌恶学习，被父母送进了天道智成公司，除了参加军事化训练外，还要6∶30起床去拔棉花苗。一个半月后的一天，小丽从宿舍的12层楼上坠下身亡，窗户上还搭着一条由被单、床单联结成的绳子。
后来从小丽的工作日志看到这样的留言，“如果平时不听话，就会被扇耳光、挨胶皮管子，而教官称之为‘自由搏击’”；“当了一个半月的苦力，生活太压抑了，真是度日如年，学员们想集体逃跑”。
据中国少工委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有“问题少年”5000万-7000万名。一些唯利是图但对教育一窍不通的投机分子看中了潜在的商机，打起了办学校的主意。为了省去“行走”中的车马费用，打着“反传统教育”的招牌，干脆把“行走+惩罚（戒尺）”改为“封闭式驻训+惩罚（戒尺）”，用“改变问题少年，不打是不行的”的理念，“让家长买单，孩子挨打”。期许这样单纯的惩罚（戒尺）教育让孩子回归正路，结果，彻底扯掉了教育应有的爱和人文关怀这最后一块遮羞布，与真正的明理育人彻底背道而驰。
刚上初一的小锐，调皮、上网、不学习，“差等生”的条件门门占齐。陈先生把儿子送到了成都一家“反传统教育”培训中心，并支付了3.24万元的“教育基金”。一个月后，小锐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后，哭着对父母说再不去培训中心了。在陈先生的追问下，儿子终于道出了原委：报到的第二天，他因为“爱顶嘴”，培训中心安排3名身强力壮的男老师轮流用竹板打他的头、胳膊、脖子，打了差不多2小时，直到竹板开裂为止。晚上睡在地板上感到耳鸣、直冒冷汗。第二天一起床，小锐刚站起来感觉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上。老师还不准将这些委屈告诉父母，否则后果严重。心痛不已的陈先生一气之下把该教育机构告上了法庭。
诛心论之，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所谓“网瘾”问题，并没有家长和学校想象得那么严重，很多孩子一开始不过出于好奇玩玩，或不满意父母太多的唠叨，上网解解闷。然而，家长却过于敏感，只要孩子上网时间稍微长点，就给贴上“网瘾少年”的标签，让孩子无所适从而产生叛逆心理。有些家长严苛的教育失效时，要么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使孩子备受冷落；要么送到培训机构帮助教育。事实上，真正的教育需要的是一种介于“极端关爱”与“放任不管”之间的理性关注和爱的滋养，而不是无原则放纵，或疾风暴雨式的管束修理。
身为教师的杨女士，丈夫陈先生是一名医生，本是个殷实的小康之家。儿子陈实（化名）出生后，细心的杨女士就写日记将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现在已经写了好多本，准备把这些无价之宝作为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
后来性格强势的杨女士发现儿子虽然成绩不错，也听话懂事，很少调皮。美中不足的是有点“娘”“男子汉”味不够，怕今后在社会上吃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