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１８８３-１９６７）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着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资本论》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１９３９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６卷。
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
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介石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还确实读过他们写的一二种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着作问一两个问题。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
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为人的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都没有逃过“文革”劫难，都被红卫兵抄家、受辱。熊、马二先生均死于“文革”。马先生写了一首绝笔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庄子的超脱。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沤海之喻，意蕴颇深。“沤”就是一个小水泡。其实一人一物，不过只是小小的浮沤水泡，但也是整个大海的显现。沤生沤灭，生死变幻，最终要归于宇宙无尽的大海之中。庄子讲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也如昼夜的变化，我们不必悦生恶死，就像不必喜欢白天，厌恶夜晚一样。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不就是沤与海的关系吗？生与死，不过是平常事而已。
方东美先生（１８９９-１９７７）是安徽桐城人。大家都知道桐城派。桐城方氏也是十分显贵的家族。他是金陵大学和南京地区高等学校的学生领袖，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首批会员。你们知道，毛泽东、恽代英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方东美后来到美国攻读，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方先生留学回国后，第一站就到了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当副教授，继任东南大学、中央政校、中央大学教授。有一次在南京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方先生是抬一学生棺材游行的四教授之一。
方先生是美学家、哲学家，学贯中西，气势磅礴，在世界哲坛上影响很大。严格说来，他不专属于当代新儒学，他是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他的早期着作《生命情调与美感》、《科学哲学与人生》，书名就非常漂亮。他的《哲学三慧》比较古希腊、近代欧洲、中国哲学。抗战时期在陪都，他会见了来访的印度学者拉达克里希南，受拉氏影响，决定亲自用英文向西人介绍中国文化与哲学。１９４７年以后，方先生在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常到美国讲学。他在西方讲《中国人生哲学》，又有好多篇脍炙人口的比较哲学的论文。他晚年的讲义《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十八讲》及有关佛学的着作都十分有名。他是生命哲学家，是诗人哲学家。
唐君毅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７８），四川宜宾人。他与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中坚。唐是仁者型的人物，牟是智者型的人物，徐是勇者型的人物。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是生命体验型的，一生充满悲悯之心的哲学家。
唐先生早年在北大受梁漱溟影响，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后，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先生。他１９３２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又在中央大学、华西大学任教。
１９４０年应宗白华教授邀请，再度回到中央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解放前夕。１９４９年在香港，他与钱宾四先生等创办新亚书院。１９５８年元旦，他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共同发表了很长的一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宣言即是唐先生起草的。这篇宣言在海外有很大影响，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文献。唐先生是一位着名的文化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等。
牟宗三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９５），山东栖霞人，北大高材生，是很有理性的形而上的哲学家。牟先生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形上学基础。牟比较康德哲学与儒学。他于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间任教中央大学，后转金陵大学、江南大学。他刚到中央大学时，中大还没有迁回。牟先生是冷峻的哲学家。他一直在寻找儒家人文主义的形上学根据，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他的代表作是《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等。
他从英文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牟先生是现当代新儒家的重镇。今天中国的哲学家，都不能绕过他，只能通过他。
徐复观先生（１９０３-１９８２），湖北浠水人。徐复观是思想史家。他原有很好的国学修养，青年时在武昌攻读国学，后去日本学军事。他原是国民党军界人物，抗战时被派到延安当联络参谋。他曾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是侍从室的重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以陆军少将退役。退役后拿到老蒋的一笔钱在南京办《学原》杂志，与学术界交往很深。
唐、牟、徐都是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当年听到熊十力的盛名，非常仰慕，在重庆北碚去拜访熊先生。他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去看熊先生，在熊先生面前高谈阔论，被熊先生劈头盖脑地臭骂了一顿。他在熊先生面前讲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的学术，妄加批评，熊先生当头棒喝，说你这个小子根本就没有读懂，你还不够资格讲王船山，你跟我老老实实读一点书再来谈话。徐先生后来回忆说，熊先生骂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徐先生说他五十岁以后才做学问，他很了不起。在港台，与唐、牟先生共同举起中国文化的旗帜。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都是了不起的着作。他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批评国民党政治，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有道德勇气；在文化上主张体认、复兴并创建中华文化。他也是我们湖北佬，很喜欢抬杠，与人争论。
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着名教授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都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学生。特别是台湾《鹅湖》学派，大多是牟的弟子。杜维明在哈佛大学任教。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刘述先在伊利诺伊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现在台湾“中研院”做研究。他们都是开放的当代儒家。
二、当代新儒学思潮的“问题意识”
以上我粗略地介绍了几位现代新儒家。下面我综合起来谈一谈他们共同的思想主张及我的评论、看法。特别要讲一讲第三代开放的新儒家的一些论域及其意义。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和人物的研究，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问题，配合学界其他学者与其他讨论，萌生了问题意识。
第一，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东亚诸国的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发性，是在世界与东亚、世界与中国互动背景下自身的调适与发展的历程。东亚现代化有自身的精神、制度、人才资源。当代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杜维明指出：“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在西方诸国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其在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应当有不同的形式、内容与精神。当代新儒家充分重视协调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整合世界性与根源感、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全球化问题在我国大规模地讨论之先，当代新儒家思潮已经提供了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的思路，率先体认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同地域的文明都蕴藏着现代的、普遍的价值，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某一种话语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在东亚诸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其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已经并将继续起着巨大的多重作用，在一定层次或程度上创造并丰富着现代化、现代性的新模式。
第二，“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