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论五种美政、四种恶政，特别反对暴政苛政，不教而诛，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作为首要的原则，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小民，又强调了为政者的庄重、宽厚、廉洁、施惠及责任与信用，实已触及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公权力运用的正当性，以及公权力对小民私利的保护。孔子在礼治秩序下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命题。施恩惠于民，养育人民，按正路有道义地使用民力，珍惜民力，不浪费资源。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刘泽华先生说，此处的“公”已隐含有对“私”的否定。见《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页。刘文没有说此处隐含着否定谁家之私，我看至少并未否定民众之“私”。
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里强调了仁德高于聪明才智，强调了严肃庄敬的态度和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的重要性。孔子反对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孔子重视为政者不与民争利，强调公权力应维护民利，给人民以好处与实惠。治政者的智慧是，从实际出发，因顺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有利，这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政府却可以不耗费或少耗费资源。
因为传统社会的治政者常违背农时，征调老百姓服劳役，有大量旷夫怨女。农业社会使老百姓不能种不能收，那以什么为生呢？故孔子讲，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条件与人员，再去劳动他们，又有谁来怨恨呢？
孔子认为，良好的政治是富民的政治，故其治政方略是三个大字——“庶”、“富”、“教”“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强调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的综合性来考虑，孔子提出了“庶”、“富”、“教”
三个字的治国方略。在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人是主要的生产力。人口多一点，是社会稳定繁荣的标志。没有战乱的地方，容易招徕百姓。
民生好一点，社会秩序好一点，人口繁衍，人的再生产也繁荣一些。首先使老百姓安宁、富裕起来，然后使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提升人民的素质。对此处庶而后富，富而后教，与前引《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材料，我们联系起来看，足见孔子并不抹杀民众、百姓之私利，特别是基本的生存权，这应该是清楚无疑的。我们讨论儒家、孔子的公私观，怎么能把这一个基本点都抹杀而不论呢？
有子在税收政策上，主张十一税（彻），批评鲁哀公的横征暴敛，提倡藏富于民：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良好的政治是让百姓富足，有安全感的政治，是得到人民信任的政治。人主、官吏必须“取信于民”，这是一条治国的原则，也是对从政者的要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即治理一个国家，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
孔子说治理政事，一定要做到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与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这一层意义的“信”，是儒家为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公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为政者修养自己来使所有的老百姓安乐，这是政治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广泛地给人民以利益，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不仅是“仁”的境界，简直更升进到“圣”的境界了！
第二，孔子不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
孔子不仅不反对老百姓的私与富，也不反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私与富。如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又说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强调取之（或去之）以道，得之（或去之）以礼（《论语·里仁》）。
冉求做季氏的家宰，为之搜括、敛财，孔子让学生批判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此指鲁哀公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季氏要增加赋税，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冉求仍听从季氏，实行田赋制度，加重盘剥百姓。
对于社会上层官员，以及准备做官的弟子，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
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戒奢以俭，宁可贫寒，不可富而骄纵。孔子讲：“仿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并不是他不肯定私利，他只是告诫在位者不要利用职位、权力去谋取个人利益，希望官员晓明道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以义来指导利。当时的卿大夫不但贪污，而且奢侈成风，孔子“以廉风贪，以俭风侈”，故以卫国公子荆来讽喻在位者。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第三，针对世卿世禄的制度，孔子主张从民间“举贤才”与“有教无类”，开放教育与政治，此即机会公平与公共权利向民间敞开的大事，也即肯定民众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的权利。此为最具有正义性、公共性的遗产。
“举贤才”（《论语·子路》）是对我国远古以来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提拔管理人才上，孔子一贯主张“举直措诸枉”，即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推选民间草根的人才，用于治理公共事务，增加民间性与政治活力，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孔子师徒的贡献不仅停留于此，他们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开创了我国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建立于民间的先例。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受教育者没有贫富、地位、地域等的区别，收一点见面的薄礼就可以了。“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即“有教无类”。“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这当然是针对“不学而仕”、“学不优而仕”、“学而优不仕”的状况而言的。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极其重要，他向民间开放教育，办私学，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这是打破世卿世禄制，使国家得以“举贤才”的基础。公平首先是机会的公平。孔子还提倡量才录用。孔子的思想与实践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不仅功在千秋，而且利在当代。传统社会民间草根、布衣及其后代，农家子弟可以参与各级政治，甚至最高政治，得益于孔子、儒家的理念。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很了不起。试问，与孔子同时并世的古希腊、古印度的思想家有这些看法吗？
第四，儒家的责任伦理、信用品性，主要是要求为政者、士大夫的。儒家资源中的责任伦理、人格信任、廉洁奉公，是作为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品格。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严肃认真地从事公务，忠实于职守，这已经近乎“仁”德。“子路问政。
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先之劳之”，即“先有司”
（《论语·子路》），有职务的、管事的人必须勤劳，带头。“先之劳之”、“无倦”，即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是借歌颂子产申言官德，强调的仍是庄严恭敬，认真负责。“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里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他说，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宽容、有大气度，会得到大家的拥戴；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效率高，会贡献大；施恩惠于人，才能用人。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是为政者之德。
他还提出要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荀子进一步对于官员、君子，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而且都是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的。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而最使百姓不安的就是官员贪痞腐败，不能“修己”，以及“动之不以礼”、“使民不以时”，即官府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不能济众施惠，不以庄敬的态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对君子品行、人格的要求，乃是因为君子承担着公共事业。而相互“信任”，讲求“信用”，尤为重要。故“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敬”、“忠”、“信”当然都有具体的历史的内涵，但“敬”（严肃认真）、“忠”（忠于职守）、“信”（真诚信实）并非只是君子之私德，而恰好是公共事务中的工作伦理与品性，结合现代性的内涵，仍可转化为今天公共政治的工作伦理。
第五，君臣的权责，相互的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
礼治不是单纯的德治与法治。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强调正名。子路认为老师太迂腐了。其实孔子说的并不迂腐。他的意思是，管理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分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一定名分规定了其职责，规定了所管理事物或对象的范围、界限与责任。权与责，名分与实务要一致。我们说话要恰如其分，这样才能办好事，才能振兴礼乐文明，使刑罚公正合理适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官员要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说话不能太随意。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对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也是正其名，使名与实匹配，权利与责任、义务相符合，以及管理的层次性与秩序性。孔子在这里就有层次、秩序、原则、规范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权，层次分明，分级管理。这都是公共性的内涵。
就臣道而言：“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此即“事君有犯而无隐”的先导。以臣事君，不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