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礼”与“乐”有不同的侧重，“礼”主别异，“乐”主合同，“礼”主治身，“乐”主治心，礼自外作，乐由中出，但诚如荀子所说，“礼”、“乐”是相互配合发生作用的，特别是来“管乎人心”的。“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礼记·乐记》）“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礼乐教化，主要是和谐并提升百姓的。“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六、《春秋经》
列国的历史，当时都叫《春秋》。其特指为鲁国的国史。《春秋》记载了鲁国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是编年体史。孟子、董仲舒、何休、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或以为《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史旧文而成。尽管关于《春秋》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我们认为《春秋》与孔子是有一定关系的。孔子讲解、笔削、整理鲁史，寄寓褒贬。孔子的价值评价以中国汉字、文章特有的魅力，用极精炼、简约的文字，糅合在历史陈述之中。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麟死，孔子大为伤感，“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旨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对于《春秋》的解释，有三种，称为“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亦简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旧题春秋时左丘明着。书中所记《春秋》经文多出十数年。解释、补正《春秋》，史实详明可靠，对我们了解先秦社会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属古文经。《公羊传》，旧题战国公羊高着。初为口耳相传，汉初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写成。今文经。在汉代立于学官。其特点是，以政治理想主义展望来世，建制立法。在汉武帝时最受重视。在汉代与清末盛行，便于学者发挥微言大义。
《谷梁传》相传为鲁人谷梁赤所着。今文经。西汉时才着于竹帛，宣帝时被立于学官。其特点是，以道德文化上礼义的原则，判断历史之是非善恶。
《春秋经》及其三传中有大量的历史哲学与伦理哲学的内容，成为后世思想史的酵母。
五经在历史上逐渐演变为十三经。在汉、魏刻石经立于国子学时，已有了“九经”《易》、《书》、《诗》之外，《礼》分为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分为三传——《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左氏春秋传》。以后又把《孝经》、《论语》与《尔雅》升格为经。到了唐代，有了十二经。唐刻石经即有了十二经。到宋代，有了《四书》，《孟子》地位上升，成为经书。从南宋到清末，儒家经典一直为“十三经”。其排列次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清人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是通行的本子。
美国学者韩德森（Ｊｏｈｎ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认为，与其他传统相比，儒家经典的一个特色在于保持开放状态，不断允许新的经典出现，如从五经发展到九经、十三经、二十一经，以及宋代学者尊四书轻五经和清代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足见儒家经典的定义从未如基督教一般固定、封闭，对新说不轻易视为异端加以诽诋。
又，韩德森还指出，《旧约》中的上帝残暴不堪，逼得《圣经》注释者常要以“寓言”之说加以掩饰。相形之下，儒学经典以道德为主要考量，在世界各文化中可说独一无二。因此，除《诗经》外，儒家经师毋需费神处理经典内容失当的问题。
第二节四书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子”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今天中、日、韩、朝、越等国家或地区）七八百年。“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台湾着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台湾作家、教授龙应台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
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她，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经典如“四书”及《老子》、《庄子》、《六祖坛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一致的，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做修养的儒家，或只是一心参与政事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
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业的并进。
大家知道，“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大学》是《礼记》（小戴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１０３０年）曾将单行本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司马光着《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学》、《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学》、《庸》、《语》、《孟》，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
为“初学入德之门”。《大学》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枢纽，以“修己以安百姓”
为主要内容。孙中山先生称赞《大学》为最好的政治哲学，超过了西方人大部头的政治学着作。
《中庸》是《礼记》（小戴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无疑。班固《汉志》载有《中庸说》两篇，以后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北宋佛教徒智圆法师提倡《中庸》，自号中庸子，发挥《中庸》义，早于司马光的《（中庸）广义》。邢昺向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学》、《论》、《孟》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不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另有一竹简残本《论语》，１９７３年在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列为经部。《论语》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着，或者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孟》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
到二程时，已将《论》、《孟》并提，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子必读的书。
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