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利他仅仅适用于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而不适用于利益一致可以两全的情况，意味着：无私利他是一个偶尔的道德原则。因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利益一致、可以两全无疑是一个恒久的、正常的现象；而利益冲突、不可两全则是一个偶尔、例外的现象。任何社会要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在正常的、恒久的、多数情况下是利益一致而可以两全的；否则，如果利益冲突不能两全是一种恒久的、正常的情况，这个社会就得崩溃。所以，利益冲突是例外，利益一致是常规。这样一来，无私奉献既然仅仅适用于解决利益冲突不可两全的情况，那么，它就是一种例外的、偶尔的道德原则。这就是无私利他的适用范围。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恒久的道德原则，常规的恒久的道德原则是“为己利他”。但是“为己利他”也不是绝对的，它仅仅适用于利益一致的情况。因为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不能为己利他。这不是因为为己利他不好，而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必定不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就是“损人利己”，而绝不可能“为己利他”。因为“为己利他”是利益一致的体现，是人们利益一致的道德原则。从这一点看，“为己利他”就是一个恒久的道德原则。因为人和人的利益一致是恒久的，“为己利他”就是一个恒久的、常规的道德原则，而“无私奉献”是一个偶尔的、例外的道德原则。
总而言之，任何道德终极分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无私利他”和“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或“为己利他”——都是相对的，都仅仅适用于一定场合；而只有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才是绝对的道德原则，它在任何场合都适用。在利益一致的时候它适用，表现为不损害一人地一增进每个人的利益，表现为为己利他、己他两利；而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也适用，表现为“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及“无私利他”。“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为己利他、己他两利”既然是利益一致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标准，那么也就应该是恒久的道德标准；反之，“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及“无私利他”则因其是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标准，因而应该是偶尔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道德终极诸标准的适用范围。
七、吃人道德：照着讲与接着讲
五四运动的主将，如李大钊，陈独秀和吴虞等人，都写了很多文章否定儒家道德。他们的主要根据可以归结为一点：儒家道德体系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却是专制主义，因而就其整体来说，便是一种绝对的极端错误和极端有害的思想体系。因为专制主义不但违背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平等权利，使所有人生活于一个极端不平等、不公正和无人权的等级社会；而且违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遭受全面的奴役、异化和不自由的社会，完全丧失个性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因而必定极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不但此也！儒家专制主义道德体系之谬误、负价值与罪恶，正如吴虞所言，更因其统治和毒害中国两千多年而无比地增大和膨胀：“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所以，鲁迅借狂人之口，极为深刻而中肯地将孔子和儒家专制主义道德体系的本质归结为“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何等的生动、中肯、深刻、正确和科学啊！以至五四运动８０余年之后，我宁愿仍然“照着讲”这吃人道德，照着鲁迅、李大钊和陈独秀来讲儒家道德。不过，我还要“接着讲”。因为，依我之愚见，鲁迅等五四运动的反孔主将仅仅说出了儒家道德负价值之一半，而遗漏了另一半更为根本的负价值，那就是儒家的义务论或道义论。
义务论的负价值比专制主义更为根本，因为义务论是一种关于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道德终极标准——的谬论。围绕道德终极标准，古今中外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两大流派：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义务论又叫做道义论，在中国主要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所有的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和宋明理学，乃至我们的冯友兰先生，当代新儒家，都主张义务论或道义论。李泽厚的观点其实也属于这个流派。义务论是我国两千年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义务论的主要代表就是康德和基督教。基督教伦理学家，像路德、加尔文和当代活着的弗雷彻，都是义务论者。义务论曾是西方的千年——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诚然，中国的义务论比较温和，它有功利主义色彩。像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有功利主义色彩，不是纯粹的义务论，而是以义务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基督教的义务论是最典型的、最纯粹的。康德的义务论也是典型的纯粹的义务论。所以，义务论，几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都在倡导。
义务论的基本观点和我所讲的恰恰相反。它为什么叫做义务论呢？因为它是把道义、义务、道德、美德——而不是功利、利益、幸福——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是把增减每个人的品德完善程度——而不是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功利主义正好相反，它是把功利、利益、幸福——而不是道义、义务、道德、美德——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是把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是增减每个人的品德完善程度——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二者的这一根本分歧，充分表现于对“为己利他”的评价。“为己利他”行为无疑只能增进而决不会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符合功利主义道德终极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因而在功利主义看来是道德的。但是，在义务论看来，为己利他却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如康德和冯友兰所说——“是一种为自己占便宜的机智”，是一种“巧于算账”的行为，而不是品德完善境界，不符合义务论的道德终极标准：增进每个人的品德完善程度。这就是自孔子以降，两千年来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否定为己利他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的观点显然属于功利主义，我们说功利主义是真理，而义务论是谬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前提来看。义务论究竟是怎么得出“增减每个人的品德完善程度”是道德终极标准的？原来，义务论者都是道德起源和目的自律论者。道德起源和目的自律论者认为道德和美德是一种纯粹的善，因而道德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道德而道德，为了义务而义务，说到底，就是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从而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这样一来，增进每个人品德完善程度也就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所以，义务论的前提是道德起源和目的自律论。这种道德起源和目的自律论，在上一讲中已经分析过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道德和美德不是一种纯粹的善，而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人类为了达到利己目的（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而创造的害己手段（压抑、限制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这就是说，道德和美德本身是对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限制和压抑，是一种恶；而结果是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是一种善。净余额是善，因而是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是不能自成目的性的。它不能以它自身为目的。因为必要的恶就其自身来说就是恶，恶显然不能自为目的。美德和道德本身对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限制和压抑，是一种恶，因而不能自成目的。如果说美德和道德自成目的，是自律的，是为了道德自身，是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那就等于说：道德的目的就是为了压抑人的欲望、侵犯人的自由，就是为了压抑人的欲望而压抑人的欲望，就是为了侵犯人的自由而侵犯人的自由，就是为了害人而害人，就是为了作恶而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