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局。在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解构的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侵略也逐渐加剧。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经受了一波又一波的动荡和洗礼。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基督教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使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动荡给佛教界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基督教的迅猛发展试图取代中国传统的宗教，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酝酿着大规模的排佛思潮。以反迷信、兴科学为由开展的“庙产兴学”排佛运动更是给佛教以沉重打击。在中华民族和佛教自身都内外交困的严酷境遇中，许多佛教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适应近代社会现实需要，革新佛教、振兴佛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关注救国救世时代主题，“由出世而趋向世间”逐渐成为近代佛教的重要特点。
近代佛教“由出世而趋向世间”的现世化转向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和特定内容。大体而言，近代佛教的现世化转向经历了四个梯次，第一个梯次主要是针对当时将佛教归为消极厌世的排佛观点，佛教有识之士肯定并倡导佛教蕴含的积极救世精神。例如民国时，圆瑛法师、弘一法师和以欧阳渐、王恩洋、吕澂为中坚的金陵学派大力倡导大乘佛法积极救世之精神。太虚法师也认为，佛教中虽然有出世的一面，但这主要是社会环境使然，并不能反映佛法的本质，强调佛法的真义是积极的救世主义。第二个梯次是从理论上将出世与入世结合起来。太虚法师在２０年代提出“行为主义之佛乘”，批评当时佛教徒大多只知佛法是出世间法，而不知佛法即是利益人群的世间法。圆瑛法师也积极着文融通佛法与世法，认为“佛法不离世法，欲以真谛而作世谛流布”。
在他们的影响下，佛化新青年会提出了“生活的佛学”，强调佛法本来不离世间，做好平常事就是佛道。至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近代佛法观念的现世化，已成为佛学的主流，并逐渐走向了理论的总结阶段，印顺和吕澂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印顺法师指出，传统佛学虽然也说性空不碍缘有，但实际上对于“有”却发挥得太少，偏重于出世。而现在世人又简单地将佛法归之为世间法。在他看来，佛法与世法本来不二。吕澂认为，出世并不是舍弃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而是觉悟现实世界的本性，从生死流转中超脱出来，他认为，要真正契理契机地适应现代社会之需要，就必须先拣除小乘的说法，弘扬大乘佛法的现世积极精神。第三、第四个梯次则是在佛教的现世化完成观念转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佛法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包括了“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两个层面。关于人生佛教的内容，我们在上文已有具体论述，这里，我们再围绕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些具体论述。
太虚法师在倡导佛教革新、推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曾写下了许多文章并发表了大量的讲话，积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在人间发扬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关注现生问题，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设人间净土。他主张革除旧佛教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远离社会现实的弊端，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生。
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太虚特别强调了建设人间净土。他认为，当下的人世间确实是不完美的，从战祸频繁、穷滥无耻之徒苟生偷活等来看，甚至可以说“人道几希乎息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离开这个恶浊之世而另求清净之世，相反，人们应该努力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致力于在人间创造净土。
他强调，净土是要人创造的，把当下不完美的人间创造成净土是可能的。他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中曾说：“遍观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之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则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太虚法师倡导，佛教弟子不仅应当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而且要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将佛教的道德精神贯彻其中，以“从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文化”、“适用时代趋向以改造人类思想”、“改正人类行为以转善国际形势”、“造成大同世界以安立中华民国”为佛教的目标。
对于为什么要倡导佛教弟子服务社会、建设国家，太虚法师说：“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我们不是披毛戴角的动物。我们从生身起以至老死，每天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之具，从何而来？你如果肚皮饿了，有食物来充饥；冷了，有衣服来遮体；风雨袭来，有房屋给你住；你如果往何处去，有道路给你走。这些资生的赠与，都是仗人类互助的能力——大众的力量而得到的。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完全倚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一致奋起建设光荣的国家。”他主张佛教弟子应该对国家、对社会知恩报恩，积极参与到现实社会的事业之中，从事正当的职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可以从事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在和平时期，则可以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复兴中国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今菩萨行的实行者，都应该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出家者可以参加诸如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者则可以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等，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利益。基于佛教的“入世”观点，太虚还提出了“居士佛教”的思想。他在《居士学佛之程序》一文中肯定了居士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认为出家信徒的主要工作是对内研修佛理和对外弘扬佛法，只有居士才能够将佛法渗透到社会的生活的细胞中去，达到净化社会、“普度众生”的目的：“居士学佛，则斯以普及乎全人类，风俗因以淳良，社会由之清宁者也；由遵行人伦道德，养成人格而渐修十善。”因此，太虚法师非常强调佛教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