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基本特征，我们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１）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形成的目的或初衷是为了会通不同思想学说或文化观念，使其成为互不矛盾、融通无碍的思想观念体系。从佛教自身经典、学说的融通来说，中国化佛学倾向于将不同佛教经论都当作佛说进行推崇，所以对于不同经典中存在的矛盾，它不是从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中肯定这种矛盾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试图根据说法对象的不同从理论上进行会通，肯定其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从对儒道思想的会通来说，中国化佛学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倾向于论证三教一致、三教融和。
（２）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融摄精神中的“一致”、“同归”的思想取向，一方面肯定佛教的不同经典、学说在引导众生开悟解脱、体证涅盘宗旨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世现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将有益治道、有益王化作为适应中土社会文化环境，论证自身与儒道文化一致性的主要内容。
（３）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在对不同佛教经典、学说的会通融合的过程中，注重“相破相成”，即批判和会通的统一。批判就是肯定不同佛教经典、学说的差异或矛盾，肯定不同学说小大、终始、顿渐、偏圆的差别，批判不同师说的局限，在批判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会通则是站在自身的理论视点上，肯定不同经典学说的相对真理性，将不同经典、学说纳入到统一的思想体系中，看作是佛陀教说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４）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在会通不同学说差异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虽然各家不同，但大体而言不外乎同一路数：一是将差异视作因应不同机缘、众生不同根基的方便权变；二是将不同时期不同经典的教法看作是一个由浅入深引导众生的合规律的次第过程；三是肯定不同教说的根本目的都是引导众生认识佛性，体证涅盘境界。
（５）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精神，其对不同思想和学说的圆融，不是单纯地承认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和合理性的包容，而是立足自身，以我为主，站在自身理论视点上评判各家思想学说，在批判其理论局限的同时，肯定其相对的真理性。
（６）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在理论形态上突出整体性。所谓“圆”，有圆满自足的含意，强调整体的自足、自洽。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佛学始终将所有佛教经典和学说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进行评判、会通；另一方面，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是既有自身理论宗旨，又包容涵摄不同经典学说的完整体系。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整体模态上的圆满自足，同时还表现在内在不同学说之间的“相即相入”、交相涵容。所谓“融”，实际上就是指其理论体系的不同方面，佛教的不同经典学说互不矛盾，融通无碍。
第二节 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受印度佛学本身的包容精神及传统文化的融摄精神的影响，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三教融合。在历史上，儒佛道三家均形成了自身的三教融合思想。从佛教方面看，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本身即是一个立足自身吸收融合儒道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突出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协调和融合，是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重要方面。
一、三教融合思想的历史发展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佛家传入中土后，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一开始即非常注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协调，在思想理论上即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适应和融合。在这里，我们对中国佛教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线索再作一简要的梳理。
早期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是佛经翻译。为了迎合中土的需要，早期佛经翻译就非常注重吸收融合传统的儒道思想。例如广泛使用道家的“元气”、“无为”等概念，并迎合以儒家名教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念等；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接受、理解佛教观念，汉魏间，佛教还采取“格义”的方法，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诠释佛教义理；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般若学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并在玄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玄佛合流蔚为时代思潮。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的兼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有了三教融合的意义。东晋名僧慧远、僧肇的佛学思想也为融会佛道儒三教，推进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就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出三教一致论的是成书于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外来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并无二致。牟子《理惑论》的佛、道、儒一致论，主要在于说明三家学说的社会作用相同，都有助于王道教化，以求得统治者和民众的容受及支持，以便更好地在中土扎根、传播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儒佛道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起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儒家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而佛教对儒家却总是以妥协调和为主；佛道之间虽然互相吸收利用，但佛道之间的斗争却一直很激烈。在佛教与儒、道冲突和争论的同时，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名士、佛徒和道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
佛教方面，由于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支柱，因此，佛教对儒佛关系尤为关注，特别强调“儒佛一家”之说。孙绰、慧远等均肯定儒佛的差别只是思想出发点及具体路径的不同，目标则是一致的。调和儒佛关系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途径。
佛教在隋唐时进入创宗立派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儒、道的关系，都与统治者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隋唐统一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它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之间政治、经济和理论上的矛盾争论虽然一直不断，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未变。隋唐时期，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融合他人理论精华的主观意向。
儒佛道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合一，主张在理论上相互包容。就佛教而言，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不少佛教思想家如神清、宗密在吸收融合传统思想的同时都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儒佛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使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来看，由于宋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也日趋紧密，佛道二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甚至发展到后来，佛寺道观同立关帝与观音像。明清时期，佛教仍继续着唐宋以来内外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这一时期的高僧一般强调三教在义理上的一致性，注重对宋明理学的吸收和融合，体现了宋明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以后，佛教对宋明理学的主动迎合，体现了在强大的新儒学的面前，佛教进一步内外融合的发展趋势。
宋代以后佛教三教合一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一致思想的回复，不过，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是，宋代以后佛教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观念是建立在儒佛道三教思想充分融合的基础上的，这一时期的佛教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来佛教，而是在长期中国化过程中已经充分吸收融合了儒家价值观、道家思想观念的佛教。而佛教在论证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同时，也肯定三教各有侧重点，它是立足于佛教自身的立场来肯定儒道的合理内容的。至此，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从早期强调“三教一致”（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立足于佛教而对儒道两家加以融合吸收），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国佛教三教融合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以及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形成的基本过程。
二、三教融合思想的一般内涵
对于中国佛教三教融合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圆融精神，我们具体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和分析：第一，中国佛教在论证自身与儒道思想融合的可能性时，一是突出三教的一致性，二是论证三教的互补。第二，中国佛教对儒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是立足于佛教自身而进行的。第三，中国佛教在与儒道的关系上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更注重对儒家思想观念的吸收融合。下面简要分述之。
（１）中国佛教三教一致论主要是从儒佛道三教的社会教化作用的一致与根本理致的相同两方面论证的。早期佛教对三教一致性的论证，目的是为了在佛教传入中土后能够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传播和发展。这一时期，佛教主要是从三教社会作用的相同来论证三教的一致。例如《牟子理惑论》针对有人指责佛教与道家虚无恍惚之道和孔子圣人之教相悖时，不惜曲解佛教的出世之道和老子的自然之道，将它们都统一到儒家修齐治平这一套理论上来。在牟子看来，佛道与老子自然之道及儒家的五常之道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最终所起的社会作用都是相同的，因而佛教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也是合理的、必要的。东晋名僧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也反复论证“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肯定儒佛的差别只是思想出发点及具体路径的不同，目标则是一致的。在隋唐宗派佛学对传统儒道思想的充分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明清时期的名僧禅师亦大力强调三教的一致性。例如明代高僧袾宏曾大力强调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紫柏真可也反复论证三教一致，三教同源。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则吸收宋明理学思想，提出了“三教一理”、“理实唯一”的主张。相对于早期佛教对三教社会作用一致性的强调而言，这一时期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在对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充分认识和融合基础上，着重强调三教在根本理致上的一致。这种不同也从一个侧面反现了中国佛教三教融合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