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许多理学家出入于佛老，以儒学为基点而实现了“三教合一”。这一方面决定了这个时期佛教儒学化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使这个时期的儒学深深地打上了佛学的烙印。
由于宋明新儒学适合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进一步加强了与儒家的融合以及对儒学的依附。例如宋代名僧孤山智圆就曾大力强调“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认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由此“释氏之道”也就无以行；契嵩禅师在其着的《辅教篇》中更是“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并提出了“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出世的佛教比儒家更尊崇孝道。在理论上，宋代佛学继承了隋唐时期佛学对心性问题的关注，并在理学的影响下发挥了理事不二、无心解脱等思想，对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以后佛学理论虽然没有很大的发展，但隋唐时形成的佛教各个宗派，除三论宗、三阶教等之外，大都仍继续维持，并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教诸宗中最为流行的是禅宗。在宋代，惠能南宗门下分化出的沩仰宗、临济宗、法眼宗、云门宗和曹洞宗等五家禅中，沩仰宗已经不传，法眼宗虽在宋初盛极一时，不久也就衰落了，而曹洞宗在宋初则比较消沉，盛行于各地的主要是云门和临济两宗。特别是临济宗，由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分别开创了杨岐、黄龙两派（与五家禅合称五家七宗），曾盛极一时。其中杨岐派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净土宗也是入宋以后比较盛行的佛教宗派，但由于其他各宗都兼修净土法门，这一方面促进了净土信仰的广为传播，另一方面也使纯粹的净土信仰少了，典型的净土宗在与其他各宗的相涉中逐渐失去了其本宗的特色和独立的风貌，这成为宋以后净土宗的重要特点之一。
宋代佛教与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理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深受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宋儒的崇《四书》，谈性理，重修养等，都表现出了“出入于佛老”的特点。在理论上，宋明理学提出了“理”这个根本范畴，并赋予它以本体的意义，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会的最高原则。在把“理”与“性与天道”联系起来的理解中，宋明理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例如程朱理学强调“性即是理”，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为了说明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他们又以佛教常用的“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还吸取佛教的僧侣主义来展开对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论述。而陆王心学在把“理”作为最高范畴的同时，更突出了“心即理”。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同时，王阳明还将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即“良知”，他正是从“良知即是天理”出发将自己的学问归结到“致良知”上，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认识并恢复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后将它推及于事事物物。据此，陆、王强调“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这与佛教禅宗强调的万法在自心，我心即是佛，因而“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可于一念中起真正般若观照而顿悟成佛，其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佛教的思想和方法日益为宋明理学所吸收而成为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自身的理论发展则日趋衰微。
宋代以后佛教的禅净教大融合以及三教合一的趋势，将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发挥到极致，而这一时期，佛教义理与宋明理学的结合、禅净合流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使佛教思想观念向社会文化各领域广泛渗透，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佛学的入世趋向。
二、明清佛教的停滞与居士佛学的兴起
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几乎完全处于停滞阶段，不但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且原有的佛教宗派除禅宗之外，大多数也只是余绪仅存，已谈不上自立门户的独立发展。即使是禅宗，也已缺少了隋唐时期的勃勃生机，禅净教合一成为这个时期佛教的重要特点。
明清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导，佛道则处于辅助地位。
佛学在三教合一的潮流中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理论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居士中却出现了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居士佛教的兴起对明末和清代佛教的一度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瞩目。明代文学家宋濂、袁氏三兄弟、思想家李贽、焦竑等都是着名的佛教居士，他们不仅信佛研佛，而且都留下了佛学方面的专着。到清代时，佛教界的佛学研究十分萧条，在家居士的研佛弘佛成为这个时期佛教的主要支柱。例如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学术兴趣就十分广泛，在佛学方面曾着有《相宗络索》和《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等，开了清代在家研佛的先风。紧接其后的着名居士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罗有高、汪缙等，其中以彭绍升影响为最大，曾着有《居士传》等。
在清代影响最大的佛教居士是创办了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杨文会以“教在贤首，行在弥陀”为宗旨，对净土、华严、禅宗、唯识和因明等都很有研究。他十分推崇《大乘起信论》，并调和性相二宗，在宗教实践上则倡导“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其一生着述很多，有《杨仁山居士遗着》十册流通于世，对近代中国佛学有一定的影响。但杨文会对近代佛教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他的佛学研究，而在他的刻经事业，特别是为了刻经流通而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文会的弟子很多，其中的佼佼者有僧人太虚和居士欧阳竟无等，着名的学者章太炎、谭嗣同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学者和居士研佛，并有所成就，遂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特色。
居士佛教的兴起，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佛学的入世趋向，近代人间佛教的产生与居士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
三、近现代佛学的复兴与人间佛教的提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强劲冲击，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也给中国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批有识之士有鉴于佛教的衰落而发起的佛教改革运动，开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时代。
１．佛教的衰落与复兴
近代佛教思想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密切相连，它既是古代佛教思想文化的延续，又带有显着的新时代的特征。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多灾多难，传统佛教在近代明显地衰落了，然而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刺激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近代佛教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就国势衰落，中国封建社会在洋枪洋炮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下逐渐解体，长期以来与封建社会大致相适应的传统佛教也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晚清政府对佛教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限制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使佛教寺院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腐败堕落，传统佛教几乎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