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成就在于他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如同任何其他关于社会行为的理论一样，乃是一种关于进化的理论。在阐明这个观点的过程中，他又把社会行为的研究重新纳入了这种研究在最早时所采取的路径之中（例如Ｓｉ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ｏｎｅｓ对语言进化的解释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这一路径曾激励达尔文对那些经由天择而发生进化演变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并据此解释生物物种的变异过程。人们有时忘了达尔文曾认为，由灌木在沼泽地中生长稀少这种变异所展示出来的适应性，可以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扩张会超过其生存手段的可怕预期。马尔萨斯经由详尽地思考爱尔兰的命运而沮丧地做出预测认为，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会超过人的生产力。李嘉图则遵循马尔萨斯观点，把经济变成了一个从概念上讲类似于孤岛的东西（其间，只有收入的分立是能够确定的），并且把这种经济作为他们讨论经济学理论的背景。
这种把经济学理论的论题视作一个类似于孤岛的实体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如果一个人所设定的是一种封闭的系统，那么他采纳从力学——甚至物理学——那里借用来的均衡假说也就成了一件极自然的事情。在这样一种系统中，预测乃是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
颇为遗憾的是，经济学理论也忽视了达尔文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回应，视李嘉图的理论路径为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只是到了许多年以后，人们这才发现，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岛上的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实乃是该岛在英帝国中所居于的不幸位置所致。在美国，爱尔兰人在数量上则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仅爱尔兰人在这个新世界中繁衍生存，不可能发生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只有把更多的种族考虑进去，方有这种可能。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系统的边界发生了改变，那么社会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这些边界可以是任何一个维度的边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边界，当然，知识的维度则是无止境的。我们关于系统内或系统外任何因素的知识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要求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调整。
２０世纪的悲剧就在于无数的人都生活在凄惨的境地，他们是哈耶克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致命自负”的牺牲品——社会主义试图设计和控制社会的命运。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设计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益增多的控制，而这意味着通过封闭社会的方式来控制知识。正如Ｇｉｂｂｏｎ所指出的，哀痛容易但描写困难的并不是爱尔兰的命运，而是古巴的命运。任何人都不是隔绝的孤岛。
事实证明哈耶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经由对控制可能性的认识论基础的批判而对那种控制社会的建构主义观点进行了抨击；他还表明对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变化的回应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诸如自由市场这样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进化，乃是使人们对日益变化的情势进行多样化的适应成为可能的工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哈耶克的观点很少有人关注。全世界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更热衷于教授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哈耶克的学说。在美国，经济学则与数学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可悲的关系。
哈耶克的结论，从现在的事实来看，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一种反对预测的观点，亦即对那种认为能够极确定地预测对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回应的论点给予批判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任何试图计划或控制某一过程的特定努力都必然趋于失败。我们既不能预测某项计划将成功，我们也同样不能预测某项计划会失败，因为一项计划的成功有可能完全是出于偶然。因此，建构主义观点在逻辑上存有漏洞。就此而论，休谟的观点始终是正确的。
智的诱惑总是会使人们通过主张前设的原则或前提乃是先验有效的方式去填补这种漏洞。在这不确定的海洋上，海上女妖所唱的并不是引诱男子的淫歌，而是主张确定性的赞歌。哈耶克的船则极其危险地朝着这些礁石撞去。
前瞻
哈耶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实是一具有分界线意义的手段。他有效地论证说，我们社会里的大多数制度，诸如语言和货币制度，既不是人类刻意发明设计的产物，也不像风和重心力似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天然要素。在《感觉秩序》一书中，他表明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对那些得到遵守的常规性进行类分，尔后进入到规则的形成；这些规则使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得以在日益复杂的类分过程中进行互动。这个进化过程从潜在的意义上讲是目的开放的，而且任何特定时间所达致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
哈耶克在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结构被发现之前就撰写出了《感觉秩序》一书。今天，我们已较容易理解他的观念，但也比较容易忽视他的观念的原创性。
生物生命的基础——经由基因的再生产而进化——所遵循的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诸原则。单个基因所控制的蛋白生产，就是根据类似于语言“规则”的“规则”
而展开的。数目固定的氨基酸所可能展开的不同组合，能产生无数的蛋白；这些蛋白又在更为复杂的秩序中进行互动，形成有机体，而这些有机体又根据相吸和相斥“规则”展开互动。在这个过程的某个点上，我们或许能够在自然“规则”与那些产生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规则的进化之间划一界线。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哪里划这条界线。
哈耶克在两个关键点上背离了达尔文的理论：第一，他指出自生自发秩序乃是通过群体选择（而不是经由个体变异）而形成的；因此第二，他认为所获得的特性必须是可传递的。尽管这两个命题导向了种种批判性解释，但是它们仍未摆脱进化理论所具有的那种主要危险，而这种危险又标示出哈耶克理论与进化理论所具有的同样的性质。生存乃是衡量成功适应的唯一标准，但是生存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成功适应的标准。的确，生存一直是一极成功的标准，但是就今天乃至将来而言，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恐龙。
然而，哈耶克的理论指出，生存的乃是规则，而未必是那些根据这些规则而形成的群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个假设，哈耶克本人并没有做过明确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观点中推导出来。而且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标准来辨识自生自发秩序（而非自然秩序或设计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困难。
哈耶克在晚些时候的着作中转而运用规则来证明一种道德传统的正当性，因为这种道德传统可以证明某些（非特定的）群体的生存比其他群体的生存更优越。凯恩斯在回应《通往奴役之路》的文字中揭示了这种观点的危险性。
凯恩斯认为，采用道德正当化的方式会使人们采纳原本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任何试图证明某一道德观点为正当的努力，皆会使人达致一种自食恶果的论点，而这种论点则会使人们无力反对另一种论点，即所有这类先验的原则——例如道德原则——都是无从在理性层面进行正当化证明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宣称心智无力理解其自身，而这也会导使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扞卫时放弃对理性的运用，尽管他认为反对他的观点的论者不能提出这一诉求。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那个认为所生存的乃是规则而未必是那些遵循这些规则的群体或个人的假设，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从不同的路向得到解释。因此，进化的过程——与物竞天择相类似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这意味着当适应措施得以使较多的个人彼此沟通和交流并解决他们所处环境中的较多问题时，这些适应措施就是成功的。当然，我们据以评价那些为人们所采纳的规则是否成功的群体，并不是一确定数量的人口。例如，说英语的人口就是在英语的不断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而且绝对不能与某一特定数量的人口（诸如英国的居民）等而视之。采纳一种自我选择的理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某些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例如那些因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化偏见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而最糟糕的是世界上某些多难地区因“种族清洗”
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在自我选择的基础上型构社会组织，个人能够在不牺牲自己的品格的情况下参与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语言的、家庭的、市场的和宗教的自生自发秩序。
对哈耶克的生活和工作最具幸运的反讽，或许是我们因他而没有足够的理性去对理性感到失望。他的论点——心智无力理解其自身——乃是从《感觉秩序》一书的一个主要结论中得出的：“我们所试图建立的主张，就是任何类分器官必定拥有一个极为复杂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复杂程度要比它类分的客体所拥有的结构更高。”
但是哈耶克也知道，除了人之心智这个可能的例外以外，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其他结构来讲，并不存在进化的边界。在《规则、认知及可知性》（“Ｒｕｌｅｓ，Ｐｅｒｃｅｐｔ ｉｏ 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ｉ ｂｉｌｉｔｙ”）一文中，他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基本上与某些其他哲学难题一样，例如哲学上对自我悖反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他在给波普尔的信中所说的在一个系统之内（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ｙｓｔｅｍ）能对这个系统（ａｂｏｕｔａｓｙｓｔｅｍ）言说什么的问题的思考。尽管哈耶克本人放弃了此一方向上的继续探究，但是他却洞开了一个方向，为人们能够理解更深程度的复杂性提供了背景。Ｔａｒｓｋｉ对元语言的研究，Ｂａｒｔｌｅｙ对理性的研究，都已标示出了对某些新的知识疆域的拓展。
也许只有在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以后，我们才会汲取深刻的教训；但是，我们的确渐渐认识到，尽管心智——理性——不能把其自身型构的模式强加于这个世界，然而它却能够揭示和理解生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模式。在复杂系统理论这一日益形成和发展的学科中，甚至在所谓的人工生命这个分支（这将被证明不是一种矛盾修饰法）中，思想家们发现他们都在思考那种具有哈耶克特色的自生自发秩序。甚至在计算机方面，那些不可预测的复杂形式也源出于数套简单的规则。
正如这些研究者们所渐渐理解的那样，生命，不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存在于混沌的边缘。哈耶克的理论仍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