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界分，亦即自然的产品与人之设计的产品之间的界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二分法——变得无甚作用了。这种为人类社会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的可能性被用作杠杆，亦即削弱既存制度的合法性的驱动性力量。然而哈耶克却不承认理性设计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他的论点则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即这种设计所必需的有关个别事件的知识，乃因事情的复杂性而无从获致；即使这种知识是可获致的，那么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也会使产生它们的设计趋于失败。
尽管哈耶克对“不断的轰炸而造成的持续混乱状况无能为力，然而他却依然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亦即在高度集中精力的状态下”，撰写出了他对理性之滥用的研究的最早的两篇论文。他在剑桥大学的安全生活丝毫未能减少他对世界当时的局势的绝望感。炸弹虽然令人恐怖，但是在依旧自由的世界中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身上所持续发生的思想变化，却更值得人们警醒。
这是一种经验，但更像一个科幻故事，一个有点类似盗尸者入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还是与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从内心来看，他们却为一个陌生的幽灵所掳获。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哈耶克在日益孤独的状态下仍继续献身于为自由而战以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事业，但是他却被视为一个陌生人。
那个困扰英美知识分子的古怪幽灵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把这种信念强加给其伙伴的人误解了——也许是故意误解了——德国和俄国极权主义侵略的根源，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作前者对后者的反应；更确切地说，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超资本主义的回应。
哈耶克在其为《通往奴役之路》（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Ｓｅｒｆｄｏｍ）一书的引言中阐明了他本人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的渊源，“因此，当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生活时，他有时会再次观察到与前此相类似的知识发展阶段。这时候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敏锐。当一个人再次听到他在２０年或２５年前首次接触到的观点或措施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
这些再次听到的观点或措施便意味着——如果不是在必然的意义上，那么也至少是在极可能的意义上——事态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
哈耶克竭力说明，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论点，亦非对逻辑必然性的主张。他所提出的乃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隐含于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之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趋势得不到制约，那么俄国和德国的命运也同样会成为英国的命运。为了在当时率直地指出这个问题，哈耶克发出了一个令人惊醒的警告。
对于那些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哈耶克的警告简直就是一种刺耳的噪音。诸如卡尔纳普（ＲｕｄｏｌｆＣａｒｎａｐ）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已安全地居住在美国）就写信给波普尔，指责他赞扬（卡尔纳普认为的）了这本书，并声称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是却以一种傲慢的方式为其行为辩护说，世界上所有取得权力的知识分子迟早会成为他人的牺牲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方案，因为这只能在实践上导致对你的哲学结论的否弃；但是，你的做法或许会使你走向反面，亦即夸大这些结论。你将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乃是你的哲学在美国的运用很可能会以一种相当极端的形式在实际中失败。不，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恢复正确的道德思维——向我们社会哲学中确当的道德价值的回归。只要你将你的讨伐转向这个方向，那么你就不会感到或被认为像唐·吉诃德。我要在一个问题上指责你，因为你可能是有一点将道德的问题同物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危险的事情可以在一个思想正当和认识正确的社会中得到安全的实施，而如果它们为那些思想错误和认识有问题的人所实施，那就不可思议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两国并没有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事实，被一些论者征引来质疑哈耶克的警告。然而，那些抨击他的论者们却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经历是如何使人们习惯于没有自由的。他们的论辩似乎是说，只要计划发生在劳动集中营之外，就不会有危险。
本书收入的那次“圆桌讨论”纪要完全表明了计划者的敌意和他们的错误认识，而重新发表这个纪要实际上是要再次戏剧般地展现那些当初宣泄在哈耶克个人身上的愤怒和不理解。就像一位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在质疑他时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导向奴役，而是导向了自由，导向了解放，导向了人性在更高水平上的展现”。由于那些试图设计这个世界的人为他们有关更高水平的人性的“特殊的洞见”所蒙蔽，所以他们无力认识到那种或许会由他们本人引发的危机：他们无力认识到，他们的计划即使成功了，也将导致诸多非意图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可能会给那些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打开大门，而我们则因把我们的原创力让渡给了那些计划者而陷入了无能为力的状态。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内在困境：无论计划者多么善良，也不论他们多么无私，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仍可能拥有我们为了应对非预期的事态、为了适应那些我们的控制力始终不及的各种力量所必需的才智。
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安全地制定小（短期）的计划，但是我们却无力制定大（长期）的计划。凯恩斯批评哈耶克，认为他没有能力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划清界限。然而，凯恩斯却未能把握这里的关键：正是这种不知界线划在哪里的不可预见性，为那些制定得最为完善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适应性预设了凶兆。（凯恩斯在致哈耶克的信中指出：“你自己所采取的论证脉络，依赖于计划并非更有效率这样一个假设，然而这个假设是极有疑问的。
极为可能的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计划是有效的。”）为长期事项进行安排这项任务极其复杂，而这恰恰要求自由市场提供的自生自发的回应性系统予以支撑。
在哈耶克本人的生活中，他也始终面对着这种任务所隐含的困难。正如他所指出的，“我常常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相信我的这种意识要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加确实——我的思想是安全指向未来的。我似很早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享受当下的能力，而且使我对生活感兴趣的，乃是我对未来的计划——我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我对我先前制定的计划的实现，而屈辱也主要来自我未能完成我的计划”。以此来释义凯恩斯的观点，就长期而言，我们或许都会感到屈辱。
这乃是哈耶克性格中的又一个异常之处，即这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似乎是一个可怕的政客。他感觉到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绝不可能在职业经济学家、公务员、象牙塔中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找到一个倾听者，而他的这本书却的确又是为他们所写的：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于是他直接向更广泛的公众提出了他的主张，竭其全力尽可能地使《通往奴役之路》
一书的风格更具可读性。就此而言，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任何具有政治本能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真理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而不是相反），都不可能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出这样的话：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乃是具有不同知识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的实质，在于它的结果无法预测，亦即我们无力知道哪些意见会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既然我们不能对这个成长的过程施以限制，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任何观点去支配这个成长的过程。为心智的成长或者就此而言的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制定“计划”或加以“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那种认为人之心智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观点，实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便能够“有意识地控制”一切东西的那个理性——同那个促使理性成长的个人间互动的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这个过程加以控制，那么我们就是在为这个过程的发展设置边界，而且注定会导致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这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在开始建造伦敦的防御工事之初，工会和工党发现，他们又重新赢得了在总罢工后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所失去的政治影响和权力。他们依靠这一政治力量否决了哈耶克和凯恩斯联合提出的以非常的财政安排来支付军工生产费用的提案。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计划所依靠的是实行强制储蓄——并在战后归还这些储蓄——以减少民间需求，并由此而使市场得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应政府的需求。然而工党却对此表示怀疑，担心所有这些牺牲都将由他们负担，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结果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严格控制：实际上对所有商品都实行了限量供应；对工资、物价和租金实行了管制；而且对外汇兑换和资本也都实行了管制；而所有这些管制措施则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
社会主义者学到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未学到的乃是这样一个政治教训，即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其自身的直接支出而确保劳方的需求，那么这个政府就会丧失反击劳方需求的任何手段。凯恩斯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自负乃是相信他们能够驯服这只脸上挂着微笑的猛虎。
哈耶克为限制政府日益扩大的权力，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提议采用一种新的货币本位制来代替那个以一固定的国际交易框架为基础的但已悬置不用的金本位制。这个建议后来提交给了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研讨会。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与会并且还须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负责。罗宾斯也随英国代表团与会，然而哈耶克却未获邀请，从而他的建议也未得到考虑。
１９４４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且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场轰动。１９４６年哈耶克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并为自己赢得了十五次喝彩。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通过那些阅读了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该书缩写本的前战俘而传到了德国。当时占领了德国的盟军诸国以正式公告的形式禁止《通往役奴之路》一书在德国出版发行，因为他们认为该书的出版发行有可能会损害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尽管有禁令，但是人们仍将这本书中的精彩部分摘录下来并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德国广为传播。当哈耶克后来读到这些打印稿时，他惊讶地发现打印者有时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话。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后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一事，纯属偶然，而且也完全出乎哈耶克本人预料之外。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发行，并且改成缩写本在畅销流行的《读者文摘》刊登，引起巨大轰动。原本拒绝出版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则联合商业演讲机构，迎合这一轰动之势改变了哈耶克访美的计划，要求哈耶克在抵达美国的第二天就开始巡回演讲，为期五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认为，“这本书在美国被接受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美国受到了瞩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尽管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试图抵挡那种把我从纯理论拉向更为实际工作的诱惑，这一点最终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Ｓ．Ｋｒｅｓｇｅ＆Ｌ．Ｗｅｎａｒ：《哈耶克论哈耶克》（ＨａｙｅｋｏｎＨａｙｅｋ），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ｐｐ．１０２-１０３。
流亡
哈耶克打算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学者——不像政治家、运动员和演员——需用很长的时间方能认识到的问题：时间就是一切。他早先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大多数研究工作都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即要将时间性因素（ｔｉ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ｓ）引入均衡过程之中极为困难。但是在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中，人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时间性因素——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以及原因与结果之间间隔了多长时间——却被那些关于预期、风险和产出等因素的漫不经心的讨论而切割掉了。那些试图以计划的方式赢得战争的辛勤策划者——包括Ｊｏｈ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和里查德·尼克松（他们配给、征用和冻结了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东西），不但当时，或许就是现在也都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点：要不是当时及时生产出了雷达和及时破译了密码，要不是当时德国恰巧未能在东线前线找到羊毛和原油的替代品，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如果你读一下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以机智的语言撰写的自我庆幸的解释——即ＡＬｉｆｅｉｎＯｕｒＴｉｍｅ，那么你就有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聪明的头脑都不能成功地使经济运转，难道一个产生于无拘无束的、粗鲁的行为之中的自由市场会更有成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