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诞字仲将，京兆人。擅长楷书，很受当时人的推崇。有一次，魏明帝曹叡建造了一座宫殿，据其它文献记载这座宫殿叫做凌霄观。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海拔很高的建筑，多高呢？二十五丈。但是，凌霄观造好以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工匠先把题写楼名的匾额直接钉上去了。这样一来，爬到那么高的楼顶上去题字，就成了一件玩命的“高空作业”了。当时韦诞是题写匾额的专家，几乎所有的亭台楼阁的匾额都是他题写的，这一次，韦诞也是责无旁贷。于是准备了一只云梯，让韦诞爬上去题写匾额。这时候韦诞已经年近花甲，爬那么高的梯子还要写出一手好字，任务实在太艰巨了。站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韦诞是胆战心惊，汗不敢出，心理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等他题写好匾额，从云梯上下来时，头发都变白了！韦诞回家后痛定思痛，写了一篇《家令》告诫儿孙：“千万不要再学什么书法了！”
韦诞对儿孙的告诫是很沉痛的，说明至少在曹叡的时候，书法艺术虽然发展很快，但书法家还没有真正摆脱“匠人”的命运，还没有真正获得心灵的自由。
到了东晋，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的心灵十分自由，书法艺术才真正得以发扬光大。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的庄园兰亭，四十一位名流雅士汇聚一起，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诗与酒，本来是这次聚会的主题。大家约定，面对着良辰美景，各自赋诗，不能赋诗的，要罚酒三斗。结果王羲之、谢安等二十六人都写出了诗歌，另外十五人却交了白卷。诗成之后，作为东道主的王羲之，兴之所至，带着酒意泼墨挥毫，写下了一篇《兰亭集序》。没想到，正是这幅即兴之作，竟然流芳千古，成为这次聚会最大的辉煌。后人提起这次聚会的时候，总会想到这幅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集序》。
顺便说一句，王羲之的时代并无我们今天所谓的“创作”这个概念，他们的艺术作品很多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写诗也好，写字也好，都不是为了参赛评奖而作，也不是为了加入作协书协，更不是为了拿稿费、换职称、当大师，而是为山水而作，为人生而作，为性情而作。正因为摆脱了功利的目的，直接与天地山水自然对话，与心灵共舞，所以这些作品一出世反而就成了永远不可企及的艺术精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书法好，文字也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情景交融，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说明王羲之这时在艺术上、思想上都达到了全面的成熟。
书法艺术的精神本质上就是自由的精神，是自我情感的宣泄和自由心灵的张扬。没有心灵的自由，字可以写得中规中矩，甚至非常漂亮，但却与真正的书法艺术无缘。
画
下面说魏晋的绘画。东晋有两个画家十分着名，一个是隐士戴逵，一个是人物画大师顾恺之。戴逵既擅长弹琴，又工书善画。《世说新语·巧艺》篇载：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戴逵起初到当时的儒学大师范宣那里求学，学得很虔诚：范宣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范宣读书他也读书，范宣抄书他也抄书。唯独喜欢画画这一点，戴逵一直没有放弃。范宣就教导他说，画画这玩意没什么用，不该在这方面劳神费心。戴逵不服，就拿出看家本领，画了一幅《南都赋图》，范宣看罢赞赏不已，认为大有益处，从此范宣也开始重视绘画了。
这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范宣对绘画的态度转变。从“以为无用”到“甚以为有益”，这个转变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无用”是一个功利的实用的价值判断，“有益”则是一个超功利的、审美的价值判断，“用”和“益”，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境界大不相同，说明在东晋时，对绘画乃至是所有艺术的价值判断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了。人们不再执着于是否“有用”这种形而下的功利判断，而开始意识到艺术作品的赏心悦目，以及对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陶冶，这种陶冶看似“无用”，但却是“有益”的。
正是在这种艺术精神的感召影响之下，才催生出了像顾恺之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绘画大师。顾恺之（348-409），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当时人称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所谓才绝，主要指文才和口才好。顾恺之曾经模仿嵇康的《琴赋》写过一篇《筝赋》。有人问他：“你觉得你的《筝赋》比嵇康《琴赋》怎样？”顾恺之很自信地说：“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不懂得欣赏的人，会以为我这是模仿之作，不足珍视；真有见识的人，一定会以我的格调高文字奇，值得珍贵。
还有一次，顾恺之从会稽回来，有人问他那里山水有多美啊，顾恺之脱口而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段话虽短，却是字字珠玑，如诗如画。真是才华横溢，脱口锦绣！
顾恺之的“痴”也很有名。史载顾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就是他喜欢开玩笑，人们也喜欢逗他。有一天晚上，他在月下独咏诗歌，感觉非常好，住在隔壁的一位叫谢瞻的名士听了不断叫好，顾恺之见有人捧场，吟咏得更加卖力了。夜深了，谢瞻想要睡觉，又想捉弄一下顾恺之，就叫替自己捶腿的仆人代自己赞叹，仆人就一边给谢瞻捶腿，一边叫好，顾恺之呢，也不觉有什么异常，竟一直兴致勃勃地吟咏到天亮！
另有一次，顾恺之把自己的压箱底儿的画作放在一只橱柜中寄给桓温的儿子桓玄，为了怕人偷他的画，他还把橱柜的前面用纸糊起来，并且在上面做了记号，就是上了封条。桓玄就从橱柜后面把画全部偷走，又做好了伪装。顾恺之过来取画的时候，见橱柜前面封题完好如初，而所有的画都不翼而飞，不仅好不怀疑，反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看来妙画能够通灵，变化而去，就像人羽化登仙一样。”真是痴到家了！
不过，也只有这种“痴”气才成就了一位大画家。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有常人看来不可理解的“痴气”，没有这种痴气，也就没有艺术创造的灵气。后来谢安赞美顾恺之的绘画成就，说：“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顾恺之的画，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过的。言下之意，顾恺之的画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顾恺之可以说是个全能型的画家，人物、佛像、禽兽、山水等无一不能。但他最擅长的还是人物画。他不仅孜孜不倦地创作，而且一门心思地研究如何创新，如何达到最佳境界，最后竟然总结出一套绘画技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绘画理论，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位集创作与理论之大成的绘画大师。当时的人物画，不仅求“形似”，更追求“传神”。《世说新语·巧艺》篇记载了一个“传神阿堵”的典故：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说顾恺之画人物肖像，有时几年都不画眼睛。有人问他原因，顾恺之说：“四肢的美丑，本来就和精神并没有什么关系，最能够传神的，就在这眼睛当中啊。”一画了眼睛，人就活了。说明人物画的妙处在于“传神”，而“传神”的最佳途径在于“点睛”。后来“画龙点睛”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
还有一次，顾恺之给西晋名士裴楷画像，画完之后，意犹未尽地在他面颊上添了三根胡须。有人问他为何这样，顾恺之说：“裴楷这个人英俊爽朗，有见识才具，这三根胡须正是体现他见识才具的地方。”看画的人仔细玩味他的话，也觉得增加三根胡须就增添了人物的神韵，比没有时强多了。后来，顾恺之就提出一个着名的绘画理论，叫做“以形写神”。就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展示人物的风度神韵。
不过，顾恺之也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有一次，他根据嵇康的四言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嵇康画像，就说了一句很有理论价值的话：“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为什么呢？因为“手挥五弦”只是涉及人物的“形”，因而容易描画；而“目送归鸿”则与最能传神的眼睛有关，所以很难表现。顾恺之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画形容易传神难”！
在《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了顾恺之的一件生活趣事：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顾恺之吃甘蔗，有一个习惯，先吃甘蔗的尾巴，也就是俗称的甘蔗稍儿，然后再吃中间，一直到甘蔗的根部。人家问他为什么，顾恺之说了四个字：“渐至佳境。”你看，顾恺之把平凡的生活琐事都艺术化了，哲学化了，就像有的人吃葡萄先吃酸的再吃甜的一样，其中折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从容优雅的生活态度。没有艺术精神的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境界的！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我要说，王羲之、戴逵和顾恺之的时代，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有没有“艺术的自觉”，是匠人和艺术家的本质区别。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艺术之风是魏晋风俗中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生活的一种风气。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一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指数较高的。
诗意地栖居
当代着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段话被我称为“五最二极论”。哪“五最”呢？最混乱、最苦痛、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哪“二极”呢？极自由、极解放。这七个评价里头，消极的评价有两个：最混乱、最苦痛；这是那个乱世的真实写照。积极的评价有五个：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这段话看似矛盾，但是，矛盾中又蕴含着高度的统一，高度的和谐。
如果说魏晋名士的清谈之风体现了他们的“最富于智慧”，那么，艺术之风则体现了他们的“最浓于热情”。特别是“艺术精神”这个说法，真把魏晋时代的时代精神一语道破了。所谓艺术精神，我的理解，就是将生活艺术化，精致化，优雅化，追求自我的超越、灵魂的自由、人格的完美的一种审美式的精神状态。没有这种艺术精神，让我们心向神往的“魏晋风度”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先生聊魏晋人物，他说了一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话：“我们现在生活是好了，可为什么越来越不会活了呢？”这话让我琢磨了好久。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要说怎么活着才叫好，我自己也常常困惑着呢。不过，我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着《双城记》开头的一段着名的箴言：
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象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有可能很快就要入地狱！
这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焦虑，但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又何尝没有呢？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的意思是，作为天地之子、自然之子、万物之灵长的人，原本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但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人性是有弱点的，人生也往往残缺，生命的过程，常常是一个美的不断流失和稀释的悲剧过程，所以，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常常让我们感到“生活在别处”，触目皆是缺憾。毋庸讳言的是，人不仅是肉体的存在，人还是精神的存在。追求生命的意义，精神的愉悦和价值的实现，从来都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宿命。正如一首诗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我们最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在我看来，我们不缺实干精神，不缺进取精神，不缺科学精神，尤其不缺少技术精神，而唯独缺少一种能够让心灵飞翔的艺术精神，缺少一种可以让我们如痴如醉的温馨的诗意。
也许有人会说，魏晋风度本质上还是一种贵族精神，凡夫俗子如何企及？这话确有道理。但是，我以为，贵族的“贵”，不一定就是富贵的“贵”，权贵的“贵”，也可以理解为高贵的“贵”，尊贵的“贵”。物质上的贵族我们也许做不到，但在精神上保留自我的人格和尊严还是可以的。有了这种尊严，乞丐就可以对着国王说：“对不起，请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讲，有一种精神是可以和贵族精神“接轨”的，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含义并不简单，但是，诸如自由的追求、民主的诉求、平等的理念、权利的维护和尊严的体现，恐怕都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到一种诗意，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各自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