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上，陈潭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指示和中央分局的决定，提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宜打正规战，应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会议确定闽西南党和红军今后斗争的基本方针与任务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
会议决定把不久前成立的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为闽西南地区最高的领导机构，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并把闽西南地区划分为4个作战分区。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可能遭受意外损失，决定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分开行动。张鼎丞留在永定，方方仍回岩连宁边区，谭震林到上杭，邓子恢到永定东部的金丰大山，陈潭秋经广东汕头转至香港治病。会后，各部游击队按照部署，奔赴各作战分区，从此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
“赤寨会议”使闽西游击区成功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确立了游击区的统一领导，这对闽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直至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全面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两期“清剿”
国民党军从1935年1月至6月对闽西游击区发动了第一期“清剿”。敌人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闽西红军，并提出“以十换一，就是胜利”的口号。
面对敌人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采取避敌锋芒，分散作战的方法，令第一作战分区部队到岩连宁边界，第二作战分区部队南下闽粤边，第三作战分区部队到漳（平）龙（岩）公路两侧，第四作战分区部队留永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各作战分区按照指示，逐渐打开斗争局面，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由于策略方法得当，红军游击队于7月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期“清剿”，并创造了岩连宁、岩漳、饶和埔的新支点。
1935年8月，敌军发起第二期“清剿”，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策略，企图将闽西红军一举歼灭。
为了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各游击队全面执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运用“白皮红心”的策略团结群众，与国民党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敌人的第二期“清剿”，是闽西游击区最艰苦的时期。因为强迫移民，“买米和地瓜要到一二百里以外去买，而中间又满住着敌人在打埋伏——事实上许多队伍也没有钱去买，南瓜、野生菜便成为唯一食品”。特别是寒风刺骨的冬天，连野果、野菜和可充饥的树叶、青草都找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吃竹梢。
红九团在反“清剿”初期，由于集中行动，目标暴露，结果遭到敌军的包围袭击，部队伤亡重大。11月，部队在永定湖雷一带再次遭受重创，团长吴胜、政治部主任赖荣传光荣牺牲。余部重回永和靖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打开局面。
反“清剿”初期，红八团在漳平县边境的梅营村，遇敌疯狂进攻，团政委邱织云不幸牺牲。团长邱金声等人立即率部转移，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并按照郎车整训的部署，将部队分散。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红八团创造了“散兵群战术”。这种战术经常是分散袭击敌人，迷惑牵制敌人，疲劳消耗敌人，阻碍敌人配合，散发传单瓦解敌军。“散兵群战术”搞得敌人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后来，散兵群战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在闽西游击区发挥极大的作用。
为了克服敌人在政治经济上给红军造成的困难，1935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开始积极做群众工作。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创造了“两面派”等统一战线策略。不少壮丁队守卫的白色碉堡变为红军游击队掌握的赤色碉堡。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提出了“保护商人、争取商人”的政策。④另外，争取土匪工作的成效也很大。他们对土匪晓以大义，指出革命出路，并告诫他们不得抢农民，不打红军游击队，这样红军游击队也可以不打他们，并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⑤
1935年12月，敌人的第二期“清剿”被粉碎。
3.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反“清剿”斗争的最后胜利
1935年12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上海联络站得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文件，即于1936年1月1日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在闽西南地区实行“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并将闽西南红军改编为“闽西南抗日讨蒋军”。
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大大缓和了闽西南地区的阶级矛盾，为红军游击队挫败国民党新的“清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6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闽西游击区发动第三期“清剿”。
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的战术，在龙岩白土、东坑、岩山头、溪口、涂潭、宁洋小陶，连城马池塘，南靖下坂寮等地，给国民党军及其反动地方武装以痛击，大片游击根据地得以恢复，党和红军得到发展。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将正在闽西“清剿”红军的国民党军调往广东作战，讨伐陈济棠。这样，国民党军于6月底停止了第三期“清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6月20日作出《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指出事变具有抗日性质，决定在军事上立即集中，打击和消灭蒋介石军队，并彻底实现土地革命。他们甚至提出：“事变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事变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显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过高地估计了两广部队的抗日性质，忽视事变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实质。④在军事方面不适当地集中部队夹攻蒋军，放松了向外扩大游击区；在政治上，实行“左倾”的错误政策，重新没收地主土地等，使1936年上半年已经好转的形势和刚刚建立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再次受到损害。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失误，于10月下旬举行全体会议，对失误进行了检讨，纠正了“左”的政策。
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再次回师对付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9月间，驻闽蒋鼎文开始着手布置第四期“清剿”。
国民党军一到苏区就放火烧屋，见人捉杀，放马毁谷，并动员白色乡村群众来抢割苏区的谷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针对敌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军民“武装保卫秋收”，并“更坚定的更艰苦的开展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10月28日，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由漳州北迁建瓯。驻防闽西南地区的中央军各部也相继北调。闽西南的防务改由粤军接替。这样，由蒋鼎文部署的第四期“清剿”，由于国民党军的换防，遂不了了之。
1937年1月，粤军对闽西南游击区正式发动第五期“清剿”。
面对新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重新分析和估量了形势，决定改变红军集中作战的方法，重新分散游击，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在粤军入闽“清剿”的3个多月里，红军游击队和粤军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粤军不断遭到袭击，他们被红军游击队的“散兵群”等战术搞得疲劳不堪，处处陷于被动。到了1937年3月，粤军“清剿”逐渐无力，第五期“清剿”随之结束。
国民党军第五期“清剿”的粉碎，表明闽西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最后胜利。
张鼎丞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邓子恢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闽西游击区
谭震林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方方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1935年春—1937年秋）
召开赤寨会议的永定县赤寨村。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福建永定县溪南区赤寨村成立。会议由中共中央分局代表陈潭秋主持，并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决定改变军事战略，开展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战争，并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充实扩建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任民运部长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任军政部长。
《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在永定县赤寨村召开赤寨会议的旧址门前，竖立着一座“赤寨会议纪念碑碑记”，上面详细地记载了这次会议的过程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让参观瞻仰的群众看后深受教育。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第4辑，第207页。
闽西红军游击队转战的深山老林，永定县境内的金丰大山。
闽西红军红八团活动的游击区域之一——龙岩市紫金山。
《方方关于闽西斗争和工作状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6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120页。
1935年3月，红九团在永定陈东坑一举歼灭卢坤喜民团。陈东坑战场附近的围屋。
《方方关于闽西斗争和工作状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6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233—234页。
潘友宏：《回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供给工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478页。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第4辑，第211页。
伍洪祥：《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八团》，《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392页。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印发的散兵群战术研究》（1937年3月20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213—214页。
④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80页。
⑤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第4辑，第214—215页。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134页。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1936年6月20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111—119页。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西南事变宣言》（1936年6月22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121页。
④《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193页。
三年游击战争中，张鼎丞使用过的指南针和手枪。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1936年10月24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155页。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今后的任务决议》（1936年9月10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第148页。
南方多雨水，特别是山区，雾气迷漫，细雨飘渺，这给在山区里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们带来极大困难。他们经常是涉水三尺深，衣无半寸干。这时，斗笠蓑衣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遮风挡雨的工具。当年红军战士使用的斗笠蓑衣。
红军游击队使用过的炊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