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性数字比单纯地罗列数字，显然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在言辞中应善于将有关数字对比着表述出来。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有经验的人说话时却知道，数字自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1972年，来自纽约的一位女国会议员贝拉·伯朱格进行了一次演讲，呼吁在政治生活中给妇女以平等地位。她说：“几个星期前，我在国会倾听总统对全国发表讲话。在我周围落座的有700多人。我听到总统在说：‘这里云集了美国政府的全体成员，有众议员、参议员，还有最高法院的成员和内阁成员。’我环顾四周，在700多名政府要员中只有12人是女的。在435名众议员中只有11个是女的；100名参议员中只有一个女的；内阁成员中没有女的；最高法院中也没有女的。”
她用不着多说了，因为无论说多少话，也比不上这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无论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在这几个确凿的数字面前，都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性别歧视。
又如一位青年演说家在某大学演讲时，为了激励听众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拼搏，连续引用了一系列对比数字：
“我们曾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但是请看美国，由于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两亿人口得以完成4000亿人的年工作量。
我们还曾以地大物博引以自豪，但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水平：中国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为世界人均值的九分之一，人均河川流量只有世界人均值1%，而且90%的城乡废污水直接排放，以致长江以北很难找到一条未受污染的河道。
再看其他几个方面：
1984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00美元，27倍于中国；美国人为中国人的33倍；瑞士为中国的43倍。
1983年底，全球核电站达298座，其中美国80座、苏联40座、日本26座、英国33座、法国32座。中国呢，有4座，全在台湾。
1980年至1981年，每1000个居民中的大学生数，苏联为196人，日本为154人，中国为11.4人……”
听了这样的演讲，谁能不感到肩头沉重呢？如果没有一系列对比性数字，又怎能达到如此振聋发聩的效果呢？
对比性数字比无比对地罗列数字，显然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在言辞中应善于将有关数字对比着表述出来。
比如，为了说明美国电视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之多，有人指出：
“调查表明，从一年级到12年级的青少年学生，大约有一万多个小时是在听摇摆音乐中渡过的，这比他们在校12年度过的全部时间只少500个小时。有人做了一次普查，平均每个观众一年里从电视节目中可看到9000个表现性行为的镜头。暴力场面更多。一般高中生到毕业时，观看电视2.2万小时，相当于他们在课堂时间的两倍，在这2.2万小时中，可看到1.8万起谋杀……”
中国某影星访美期间，有些台湾特务问她：“愿不愿去台湾？”这位影星爽快地回答：“我愿意去台湾拍片，只要有好剧本，怎么不可以去？”
他们又问：“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报酬很高？”
这位影星说：“知道！但我有10亿观众。我工资虽低，但房租也低，看病不要钱，你们那里，这两项开支是惊人的。”
那些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