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规定这三个警察不许和这个“女匪”说话，大概是怕他们中了她的反日宣传，而这个董宪勋，总是尽可能地与赵一曼说点话。这令赵一曼大感欣慰。有一次，赵一曼问董宪勋，你多大年龄？董宪勋说，我27岁了。赵一曼又问，一个月给你多少薪水？董宪勋说，十几块钱。赵一曼说，十几块？还不够养家糊口的吧？董宪勋说，是的，不够，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为生活所迫啊。
赵一曼主动向他表明自己是珠河铁道北抗日工作者，并对他讲述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可歌可泣的反日活动，以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和鬼子战斗的故事。董宪勋听后心有所动。赵一曼懂了，这是一个被逼入歧途的年轻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教育他，争取他。可是怎么争取呢？平时说一两句话可以，说多了，就会被敌人察觉。赵一曼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文学形式争取他。
一天夜里，赵一曼趁董宪勋值班的时候，塞给他几张药纸，并叮嘱他回家再看。
董宪勋值完夜班急忙赶回家里，饭也没吃，就摊开这些药纸。
在这些药纸的背面，赵一曼用通俗而且富有情趣的小说文体，记载了自己在敌后游击区所见的被虐待的中国人民的惨状，日本人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她向他呼唤：驱逐日本人打倒伪满洲国是活在中华民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使命，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董宪勋看过这些文字后，热血沸腾。他对赵一曼肃然起敬。他想，这个女子不寻常，不管她曾经干过什么，做过什么，但可以肯定她是个好人，是一个为百姓谋利益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
看完后，他立即把纸烧掉了。而对于赵一曼所领导的革命，所信仰的主义，他也懵懵懂懂地有了一些认识。他有一种感觉：赵一曼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全体劳苦大众，是为了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
从此之后，赵一曼就经常利用药纸和其他的纸片，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告诉董宪勋，帮助他认识世界，提高觉悟。
董宪勋在赵一曼的帮助感化下，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日寇的侵略行为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刻骨铭心的仇恨。促使董宪勋彻底转变的是，赵一曼讲述了她在1934年末在乌吉密被捕时，一个伪军连长暗中相救的故事。他顿悟出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20多天后，他忽然对赵一曼说：“我愿意参加抗日军打日寇，为民族解放献身！”
就在董宪勋为赵一曼的文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1936年5月上旬，敌人又把一个17岁的见习护士送到了赵一曼身边。她叫韩勇义。日本人以为韩年纪小、思想单纯，不易被“赤化”，但敌人想错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一点也没有辜负她的名字。
韩勇义是辽宁桓仁县人。由于生活所迫，她的父亲韩文庆来哈尔滨投奔兄长韩文贵，后来成为广信公司轮船航运处广济号船船长。1927年冬，韩勇义一家都迁到了哈尔滨。韩勇义自幼性格爽朗，敢说敢做，好打抱不平。因此，父亲的好友孙一峰给她取名“勇义”。她9岁在哈尔滨道外女子小学读书，并开始学习俄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韩文贵积极筹款支持马占山、李杜的抗日活动。马占山、李杜失利后，韩文贵去北京隐居，日军遂传讯韩文庆，逼其交出其兄韩文贵的财产账目。在严酷的刑讯逼供下，韩文庆于1933年夏天被折磨致死。父亲死后，全家迁居呼兰县。韩勇义进入呼兰女子高小读书。1935年夏，她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看护妇养成所学习，后成为医院见习护士。
后来她回忆第一次见到赵一曼时的情景。当时赵一曼刚受了刑，“湿发完全遮住了，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用双手颤抖着拢开躺在担架上还在昏迷中的赵一曼的乱发，一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完全显露出来，口中直流白沫，眼球突凸，两眼翻白，嘴角淌着血，鼻孔中气若游丝……醒来后，她睁开眼睛见到我，慢慢地抬起头，大口大口地喘气。”
韩勇义对赵一曼非常敬重。后来在彼此的交谈中，她向赵一曼倾诉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心里的愤恨。赵一曼向韩勇义讲了许多抗联女战士生活和斗争的故事，这更激发了韩勇义的爱国之心和对抗日英雄的同情与敬重，她决心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一起奔赴抗日前线。韩勇义处处关心赵一曼，当警特来病房传讯时，她总是以赵一曼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等借口应付，使赵一曼少受一些折磨。
6月20日，哈尔滨各大报纸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消息和她在病床上的照片，董宪勋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在与赵一曼、韩勇义研究后，董宪勋马上找到叔叔董传史和家住阿城金家窝棚的另一个叔叔董元策商量，筹划制作小轿子和准备进山的马车，还找了堂侄董广政做帮手。
为了帮助赵一曼逃跑，韩勇义偷偷卖了一部分父亲给她留下的嫁妆。28日，韩勇义以母亲有病为名，向医院请假，未获批准。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只好不顾院方的态度，私自离开医院。她先在南岗新市街东方旅馆预定了房间，然后又到极乐寺坟地与在那里等候的董宪勋取得联系，交给他一些钱，要他雇汽车和轿子。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因为放假，敌人的监视程度就放低了。
当晚9时左右，按事先计划好了的，韩勇义进入病房，给赵一曼换了衣服，董宪勋和董广政悄悄把赵一曼背出病房，出了医院后门，上了一辆雇来的俄国人的小汽车。此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他们上了车，向文庙的方向开去。到了文庙，他们又把赵一曼背下汽车，上了一顶事先安排好的小轿。五个雇来的轿夫由董宪勋引路，抬着赵一曼向阿城方向疾走。天快亮了，才到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那几个轿夫收了钱就走了。他们并不知道轿子里是什么人。
这时，他们离游击区滨县那边就很近了。
就在赵一曼逃走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清晨，董宪勋下一班的警察发现赵一曼的病房没人了，马上向南岗区伪警署报告情况。南岗警署马上又向伪警务厅报告了情况。敌人开始了搜捕行动。
他们断定，赵一曼腿有重伤，不能行走，只能坐车，所以要从车辆开始排查。一天之内，哈尔滨所有可能雇来拉赵一曼的汽车全都排查到了，最后找到了那个小汽车的司机。敌人顺藤摸瓜，通过这个司机找到了那五个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跑的方向。
30日清晨，赵一曼他们已经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了，忽然听到背后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看，见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在追来。董宪勋马上拔出手枪，推弹上膛，要跟敌人拼命。赵一曼一把按住董宪勋的手，说：“不行，不能硬拼。”她又说，“记住，你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宪勋、勇义，你们俩就说是逃婚，跟我一起跑是我用钱收买的，是我把你们骗出来的。大伯，还有广政，你们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是我花钱雇你们出的车。一定要照我说的做，一定！”
赵一曼知道自己已经是必死的，反抗很可能让所有人都死，而不反抗，至少有人可能活下来。后来的事实确如赵一曼所料，车夫和韩勇义等人都活了下来。
敌人围上来了，几个日伪军警骑着高头大马，用枪口指着赵一曼。因为赵一曼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一口咬定其他人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就放了董广政等人。赵一曼又要求敌人放了董宪勋和韩勇义，敌人没有同意。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被带到哈尔滨市警务厅，隔离审讯。
董宪勋受到了敌人的酷刑。敌人问他，赵一曼到底要带你们去哪里？他说，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敌人又说，只要你公开悔过认罪，可以放过你这一次。董宪勋说，决不。于是，敌人对他大刑侍候。金木水火土，五大刑，敌人对董宪勋全都用了一遍，直到董宪勋咽下最后一口气。
从表面上看，敌人对韩勇义还是很“仁慈”的。为了不连累家人，韩勇义把生母说成继母。韩母却不惧风险，变卖家产找人帮忙，社会上也有人敬重她的爱国精神，帮助韩勇义把罪名改成了“纵匪逃走”，她被伪南岗法院判了4个月的有期徒刑后假释。事实上，敌人对这个还不满17岁的少女同样进行了刑讯逼供。他们把她绑在长木凳上，脑袋倒耷拉着，用喷雾器往她的鼻子里灌混合着煤油的辣椒水……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有屈服。从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韩勇义的坚定信念，报告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期间受了赵一曼女士的宣传，就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壮烈地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马车，使用满洲国币，吃满洲国的生产，这都是由于自己住在满洲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自己所流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期望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赶出去’……”
韩勇义出狱后，一直受到敌人的监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真正得到了自由。但敌人的酷刑把她的身体彻底搞垮了，她一直被慢性肋膜炎和脓胸所折磨（这个旧伤，就是当年审讯的时候被敌人灌辣椒煤油留下的后遗症）。1949年2月12日，她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