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一曼进城上学后，郑佑之的感情世界悄悄发生了变化。郑佑之和赵一曼的大姐李坤俞结婚的时候，赵一曼还是个孩子，因此，他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这个性格倔犟又与众不同的小妹妹。李坤俞得肺病死后，岳父李鸿绪又将赵一曼的五姐李坤舆续弦给他。不幸的是，李坤舆后来又因难产去世。可以说，郑佑之引导赵一曼走上革命道路并没有什么不纯洁的成分，虽然赵一曼的大哥李席儒经常以此来中伤他。
也许正是李席儒的反复“提示”，郑佑之后来还真的对赵一曼产生了另一种强烈的关注和爱恋。当赵一曼在他面前慢慢长大，出落为一个大姑娘时，他的目光里就开始充满了柔情。赵家姐妹都是挺漂亮的，但赵一曼身上有一种姐姐们所没有的气质：率真泼辣，独立自信。这些气质使得赵一曼神采飞扬。
赵一曼也觉察到了郑佑之的情感变化，但她避过了大姐夫热辣辣的目光。其他人也渐渐看出了郑佑之的心思。也许在郑佑之看来，赵一曼长大了，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假如岳父母还健在的话，肯定也是同意他们的婚事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配得上赵一曼，他和赵一曼会成为一对革命的伴侣，那多好啊！因此，在赵一曼转到中山中学读书后不久，他就直截了当地向赵一曼表达过这个意思。
赵一曼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她也直接告诉郑佑之，说： “你是我的姐夫，我从小就喜欢你敬佩你，敬重你的宽厚仁慈、义气豪爽、见多识广、敢作敢为，但那是一种妹妹对哥哥的敬佩之情，而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赵一曼就是这种性格，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
最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长兄一样的人，郑佑之还是尊重了赵一曼。赵一曼离开宜宾时，他把身上仅有的银元都交给了赵一曼。但他没有去给赵一曼送行。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怕赵一曼内疚，给她带来情感压力。实际上，赵一曼希望大姐夫来送行又怕他来送行，见大姐夫真的没来，她还是脸色苍白，眼睛望着别处，若有所失。
（郑佑之后来领导了著名的川南大塔农民暴动与合川兵变。1930年调到重庆，先后担任省委行委、川东特委秘书长，领导党在重庆的“反间”工作，执行保护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等特殊任务。1931年12月21日，他去交通站取情报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在法庭上，他坚强不屈，视死如归。12月30日，郑佑之在重庆英勇就义，年仅40岁。）
莫斯科的气候，大部分时间比较冷，课余公余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滑雪、溜冰，可是一到夏天，还是很热的，人就要歇夏和游泳、划船了。季节好像是直接从冬天跳了过去，一到五月，很快便是夏天了。
陈达邦热爱自然美景，莫斯科城郊有一座列宁山，山不怎么高，游人很多，他和赵一曼经常到那里去玩，顺便探讨些社会和哲学问题。一到五月中旬天气转热，他们就开始去莫斯科河游泳。莫斯科河环绕莫斯科城，可以通达好几条重要的河流。河水清澈，河面很宽，大概有800到1000米。除了秋末到冬春三季，都可航行及游泳。他们也可以在河边散步及赏玩附近沙滩草地的风景。有一次，他们因为流连欣赏郊外的景物，迟了半个小时才下水，这时已有些微晚风凉意，想不到这时河水的温度已经锐减。当他们游到河中央的时候，觉得十分寒冷，因为这时，河面上可能还有没有融化的冰块。还好，他们及时游了回来。上岸时，见赵一曼脸色苍白，嘴唇发紫，陈达邦很自责，说自己差点犯下大错。赵一曼说，不要紧啊，正好可以锻炼。
的确，莫斯科就是这样。它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冰雪满地，从每年九月开始到次年的五月，经常有雪，雪难融化，结冰甚厚，都市交通——马路是天天要扫才能通行的。他们携带的衣服不能御寒，大学里虽然制发了大衣及西装，也只能勉强对付。讲堂、饭厅、宿舍经常生火，房屋建筑多是夹墙，两层窗户，室内倒不觉得冷，室外的寒冷却是可怕得很。这个欧洲的北国，气温常在零下20度到30度之间，最冷的时候达到了零下40度。这对于来自中国南方的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适应的。
不过他们很快有了对付的方法：莫斯科房屋奇荒，宿舍离学校相当远。每天晚上自修完了，由学校回到宿舍，走路要走三刻钟，坐电车也要十五分钟。电车很拥挤，他们走路的时候居多，这可以代替散步，帮助他们习惯寒冷的生活，虽然寒风刺面，手脚冻得发僵，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他们把这当作一种行军操练。
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在同学们的祝福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他们度过了“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陈达邦爱吃零食，赵一曼就经常给他准备一些饼干、糖果什么的。在陈达邦看来，赵一曼是个小妹妹，而在赵一曼眼里，陈达邦好像是个调皮的孩子。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陈达邦同赵一曼这对新人，在爱情的力量鼓舞下共同学习，相互帮助，携手前进。
尽管苏联政府已经尽全力保障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但由于物资匮乏，餐桌上还是很少见到新鲜蔬菜，经常只有土豆。中国学生大都来自南方，吃不惯，但是赵一曼经常鼓励大家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虽然她自己也感到难以下咽，但每次都带头吃。
由于营养不良，赵一曼在结婚后不久再次病倒。她被送往克里米亚海滨疗养院疗养，陈达邦被获准陪同前往。没有了学校集体生活的快节奏，没有了繁重的功课，代之以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和丈夫的百般呵护，轻松的疗养生活和黑海岸边那宜人的气候，使赵一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健康。可以说，那是她和陈达邦的“蜜月”之旅。期间赵一曼加紧自修俄语，疗养结束时已经能够用俄文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并将它们赠送给当地一位朋友。可惜后来由于二战期间克里木半岛战火频仍，克里米亚海滨疗养院经过17次易手后，成为一片废墟，故人和文稿都已经无处找寻。
暑期开学之前，她不顾医生的劝阻又急忙赶回莫斯科。回到莫斯科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早该发现，可她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天气很快又冷了下来，果然，赵一曼的肺病再一次复发。
这时，国内革命形势已处于新的发展时期，白区工作急需大批妇女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女学员将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赵一曼也在党组织决定她们提前回国的名单里面。
陈达邦说，你怀孕已经四五个月了，行动不方便，要不，我们向组织说明一下情况，还是等孩子生下来咱们再一块走，那时我们一起回家，也好有个照应。
赵一曼不同意，她说自从那次被罚站后，她再也不会违反组织纪律。见陈达邦仍然闷闷不乐，她又宽慰他说：“我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说不定回去还更好些，而你应该留下来继续学习，把这个难关渡过，以后有机会你再回去。”
陈达邦最终还是“妥协”了。他清楚赵一曼的性格，决定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他只好尊重赵一曼的决定。
实际上，赵一曼又何尝舍得离开陈达邦。那种分别，她也受不了。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她只好忍痛割爱了。
临行前，陈达邦给了赵一曼一块怀表，还有一个戒指。赵一曼不肯要。陈达邦说，你回去以后，万一遇到什么难处，可以把它们变卖。他硬把那两样东西给了赵一曼。
1928年11月，身怀六甲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时，赵一曼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她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幸运的是，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难，赵一曼和同志们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只是没想到，她和陈达邦这一别，竟是永诀。他们再也没能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