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克己（1196年～1254年），金代文学家。字复之，号庵，别号菊庄。绛州稷山（今属山西省）人。哀宗时与其弟段成己先后中进士，但入仕无门，在山村过着闲居生活。金亡，避乱龙门山中。蒙古国时期，与友人遨游山水，结社赋诗，自得其乐。
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存世作品中一些诗词，写故国之思，颇有感情。如“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他也关心民间疾苦，曾哀吟“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然而写得最多的还是山光水色和隐逸生活，刻画山川的雄伟（如《乙巳清明游青阳峡》），描绘风光的绮丽（如〔满江红〕《寿卫生行之》），都有特色。写隐居生活如：“四壁摧颓手重泥”（《冬夜自适》）、“便把锄头为枕，眠芳草”（〔满庭芳〕《山居偶成》），虽只是生活片断的记录，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安于淡泊和有劳动体会的。前人称段克己的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在继承文学传统方面，他受苏、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也有文名，诗词风格与克己相近。金代赵秉文以“二妙”相誉，后人编他们的合集时，称《二妙集》。《中州集》成书之日，段克己尚在世，所以元好问未录其诗词。《二妙集》8卷，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元刊本。又有海丰吴氏《九金人集》本，增《补遗》1卷。二本文字间有不同。词亦见《全金元词》。
《江城子》“阶前流水玉鸣渠。爱吾庐，惬幽居。屋上青山，山鸟喜相呼。少日功名空自许，今老矣，欲何如。闲来活计未全疏。月边渔，雨边锄。花底风来，吹乱读残书。谁唤九原摩诘起，凭画作、倦游图。”
这首词的主旨是写隐居之了。段成己金末曾中进士，官玉宣阳主簿。不久金亡，与兄克己隐居龙门上。词的上片写居室周围的环境，下片写自己的日常生活。“闲”字是一篇之眼。景闲，心闲，人闲。阶前溪水溅玉，屋后山鸟相呼，万物无心任性，是之谓景闲。既不须奔走仕途，劳形案牍，也不须防人倾轧，终日焦虚，是之谓心闲。词人月下垂钓，雨中锄瓜，栽花读书，是之谓人闲。有此三闲，何东西不为？故词中曰“爱吾庐，惬幽居”，这里的“爱”、“惬”，不仅表现了作者欢悦的情绪，而且表明了作者的志趣。然而，从“少日功名空自许，今老矣，欲何如”这几句为，其中又隐藏着辛酸味，有一种万不得已的心情。由于时移世变，又不甘奉事新朝，他只能闭户隐居，以“闲”自乐了。功名事自是免谈，何况“老矣”！假如全篇只写一个“闲”字，亦未免浮浅。作者不说这是一篇“闲居赋”，却称之为“倦游图”。“倦”与“闲”相对而又相伴。“倦”是对时世事而言，“闲”是指归隐之乐。词中主要笔墨是写“闲”，但上、下两片结尾透露“倦”意。“倦”是“闲”的促进剂。有了“倦”字相映照，这个“闲”字就有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含。其中包含对干戈挠攘的逃避，对功名利禄的否定，也包含着安贫乐道、淡泊自守的人格理想。这是作者对半生经验痛苦反思的结果。结句谓吹起摩诘于九原，将自己的生活画作“倦游图”，当然想到过王维是个山水画大名家，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王维也曾隐居于蓝田辋川，与作者为同调，句中含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意思。作者另有《醒心亭》诗曰：“窗前流水玉泠泠，窗下高人酒半醒。说似功名场上客，倦游时节一来听。”拟议中的“图”何以以“倦游”为名，由此诗而更觉清楚了。词中的写情景，看上去非常单纯，实际处“隐含”着对比。少日志在功名，今日乐在归隐，人世之纷乱，与自然之和谐，等等。不仅今与昨是对立的，眼前的和谐之中也潜伏着内心的冲突。词人在自得自赏之余，想起少年时的志向，因世变而终止，止水般的心里也不免荡起感伤的微澜。只是这个生活的大弯儿无法转回去，作者仍注目于眼下的自适，以维持内心的平衡。这种对立。表现了作者复杂的心志，使作品更具有思想的深度。
董解元
董解元，金戏曲作家。其生卒年及名号、籍贯等均不详，约章宗时人。“解元”疑系当时读书人的通称。以作《西厢记诸宫调》而著名。董解元的生平事迹无可考。据《录鬼簿》和《辍耕录》的记载，知道他主要活动于金章宗时期（1190年～1208年）。“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泛称，不是他的名字（明汤显祖评本董西厢，说他名朗。）。他的《西厢记诸宫调》，又被称为《弦索西厢》或《西厢掐弹词》，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而又标志了当时说唱文学水平的作品，也是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
唐元稹写《莺莺传》以后，北宋时秦观、毛滂用〈调笑令〉，赵令寺用〈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歌咏过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但都比较简单，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发展。《西厢记诸宫调》是在崔张故事经过了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以崔张出走和最终团圆代替了张生抛弃莺莺的悲剧结局；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始乱终弃的行径为“善补过”的封建观点。作品描写了崔莺莺、张生为争取自由结合同封建势力的斗争，并且成功地塑造了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因而深刻地表现了新的主题。
在《西厢记诸宫调》里，莺莺已不再是受尽委屈而只能寄哀婉于尺牍诗柬的柔弱人物，作者着力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张生也被改写成有情有义、始终忠实于爱情的正面人物，他和莺莺一起为自由结合而斗争。老夫人一意阻挠莺莺与张生自由结合，是典型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作者把她和郑恒等放在同莺莺等相对立的地位加以讽刺和揭露。对于这两组人物，作者表现了明显的爱憎，从而第一次赋予了崔张故事以鲜明的反抗精神，使故事获得了新的生命。更可贵的是作者塑造了红娘和法聪的形象。红娘在《莺莺传》里原不重要，而在《西厢记诸宫调》里这个下层奴婢却成为活跃的人物。她热心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展开斗争。法聪是个不怕强暴，见义勇为的和尚，他“不会看经，不会礼忏，不清不净，只有天来大胆”。在“白马解围”中他表现得最英勇，在老夫人第二次赖婚后，对张生很同情支持。在这些人物形象上表现了作者的进步倾向，并为此后戏曲小说里这类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先例。
作品展开了张君瑞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等场面，增加了张生害相思、莺莺探病、长亭送别、出奔团圆等许多情节，描写崔张争取美满爱情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也突出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西厢记诸宫调》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是结构的宏伟和情节的曲折变化。作者把三千字的《莺莺传》扩大为五万字的说唱文学作品。在用曲词吟唱的同时，间以说白复述情节，使故事脉络分明，情文相生，发挥了说唱文学的特长。在故事紧要关头，又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惯用“忽来红娘”、“蓦地出聪”的转换写法，在山穷水尽之际，别出一段烟波。
其次，董词最善于叙述，无论景物点染，气氛酝酿和人物事件的进展，都能挥酒自如地运用曲词说白加以表现。而且擅长人物内心的刻划，如莺莺与张生在长亭分别后，作者用〈黄锺宫〉一套九支曲子来刻划莺莺的心绪十分成功。
第三，作者提炼了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也吸收了古典诗词里的句法与词汇，写成朴素而流畅的曲词。如写莺莺相思：《黄锺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再如《长亭送别》〈黄锺宫·尾〉马儿登程，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离得远如一步也。语言字字本色，可以明显地看出长短句歌词在民间艺人手里是沿着和词家不同的道路发展的。
《西厢记诸宫调》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情节不够集中和有的人物性格不够完整。前者如兵围普救寺一场，用了很多篇幅叙述对阵厮杀，处理有失轻重。后者如张生听说老夫人已把莺莺许了郑恒，他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退缩避让地说：“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其后还要与莺莺一同自杀。此外，作品中还有部分庸俗色情的描写，也是它的缺陷。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它的卓越成就和它对戏曲、说唱文学所起的深远影响。
西夏篇
西夏政权是由羌族中党项支系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南北朝时，居住在青海东南部的党项族逐渐强盛起来。唐初，党项羌受吐蕃之威逼，请求内迁，在唐王朝的支持和协助下，从原来居住地向西北方向大迁移，历经百年之久才逐渐稳定下来。各部族的分布形成了以夏州（陜西靖边线）为中心的平夏部，庆州（甘肃庆阳县）陇山以东的东山部，横山地区的南山部等聚居地。二百年来统治着甘肃一带，宋初，宋朝实行消弱藩镇势力的措施，威胁到党项政权的生存，宋王朝及时利用党项政权内部承袭发生矛盾，迫使其献出五州领土。夏州定难军管内部之蕃落使李继迁，结援辽帝国并完成党项故土的任务。西夏向辽，宋称臣，一方面借助辽的威势，又能获得宋朝的赏赐，辽、宋也各为其利，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病死，其子李元昊继位。
李元昊继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民族意识的策略，会除唐，宋的赐姓，随后，李元昊实行变发式、定服饰、造文字、简礼仪、立官制等一系列改革，并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脱宋建大夏帝国。元昊于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又大封群臣，并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1041年和1042年，元昊的部队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继大败宋军，宋仁宗只好册封元昊为夏国王。西夏疆域，东临黄河，西界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接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盛时辖地二十二州，包括今宁夏及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于1048年被其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只有周岁的谅昨继位，其母没藏氏辅政。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嗣立，他在位54年，大力推行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是西夏的另一个兴盛时期。他死后，李纯佑、李安全相缠继位，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蒙古各部，并不断进攻夏境。自1205年第一次攻夏起，冲突不断，互有进退。第九代西夏王德旺继位后，蒙军乘西夏国势积弱大举进攻。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攻占肃州、甘州等地之后，挥师东进，越过沙漠、渡过黄河，攻占应里（今中卫）、西平府。1227年一月，成吉思汗留兵继续围困兴庆府，他自已领军南下，攻占积石州之后，于四月抵达隆德，并派兵攻占德川州。闺五月，成吉思汗上六盘山避暑，六月，西夏末主李睍率西夏文武官员投降。七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蒙军恐西夏有变，就在随军途中杀死李睍，从此，立国190年的西夏为蒙古所灭。
西夏自李元昊始，共传十帝，历时190年。大体分三时期，开始的48年是建设期，阔张领土期；发展期，是西夏的鼎盛期，但国内的统治危机日趋激烈；衰弱期共34年，皇室腐败外部蒙古强敌威胁，至被蒙古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