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三十集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其中《小说卷》共七集竟是年逾八十的端木蕻良领衔主编，“主编”也许还有副主编、编辑的鼎力相助，可是端木蕻良不仅仅是主编，而且还特别撰写了一个相当有分量的长篇序言，概述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序言里的大手笔正是端木蕻良的一贯文风——纵谈横论、史料翔实，这不得不令人敬佩。尽管这一年端木蕻良数次重犯脑血栓病，但是仍旧坚持写了不少文章，并为新建的上海图书馆题词。
端木蕻良这个科尔沁旗草原的儿子、鹭湖的后代，就好像是一只东北的孤雁，于20世纪初叶从塞外边疆直立立地飞将起来，便再也不能栖息。于是，在整个漫长的岁月里，沙沙地拍打着沉重的翅子，旋过来又折过去，在风雨之中穿梭了大半个世纪。他已经相当劳累了，他已经伤痕累累了，但他仍旧在坚持着——背负着他的大草原、背负着他的土地、背负着他的那破落的贵族家庭以及他的《红楼梦》……，他还将继续坚持下去。他似乎已经不是孤独的了，因为他除了有他的大草原、他的土地、他那说不完的《红楼梦》以及他那充满矛盾和忧郁的自我以外，他还有他的亲人、他那尚未完成的《曹雪芹》，和一千余万字的作品，特别是热爱他作品的读者们……
1996年10月1日，八十四岁的端木蕻良由于突发性急性肺炎并发心肌梗塞，以致休克。急送北京同仁医院抢救，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急救，10月3日，端木蕻良从休克状况当中醒转过来。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是吃力地要求和凡来看望他的亲友们一一拥抱，这是以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事，大家都感到有些唐突，又不能不感到非常伤感。他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六个字：“我支持不了啦……”。10月5日中午十二时正，端木蕻良再次抱了一抱自己的妻子钟耀群，眼睛里溢满了泪水，然后安然地躺回枕上，闭上了他的眼睛，与世长辞了。
10月12日端木蕻良遗体在北京火化。遵照端木蕻良遗嘱没有举行大礼。前往送行的仅有端木蕻良北京的亲友，连他的女儿都因在澳大利亚刚刚生了孩子而无法赶回。
端木蕻良的遗嘱还有：他的骨灰要分四处安置：安放在东北辽宁省昌图县(他的故乡)；分撒在香港圣士提凡女校校园旧址(萧红骨灰安葬处之一)； 分撒在北京西山樱桃沟(传说是曹雪芹走过的地方)； 最后一部分留在他的北京寓所，继续陪伴他的家人。
端木蕻良逝世的消息很快在港台地区及大陆引起反响。1996年10月13日至16日，台湾《联合报》整版报道了有关端木蕻良的生平、著作，以及纪念文章。到了1997年，端木蕻良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有关纪念、评论端木蕻良及作品的文章多达百篇以上。1998年7月，《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的学者们对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热烈而又公允的讨论和评价。端木蕻良这位被遗忘的天才作家终于在他死后“复活”了。这种复活实在是端木蕻良作品内在力量的体现。尽管端木蕻良已经远离人世，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欣赏更值得高兴的呢。
§§附录一
端木蕻良致作者的亲笔信
(1994年1月1日)
海立侄：
我因忙，又总是丢三拉（落）四的，想起复信时，信又不知压在何处。所以一拖再拖，请你原谅。
萧红写马伯乐时，那时，中国人都在进行反思。茅盾写《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叶圣陶写《潘先生在难中》等等，萧红写《马伯乐》是其中的一个，她也想鞭挞那时的社会人，也就是那时的时代背景。万物是发展的，人物是社会决定的。萧红曾谈过她要写一部《泥河》，没有谈过马伯乐的后来，仅凭记忆如此。
1931年我冒险接我母亲由家乡到北京入协和医院。因为我母亲病危，时间很短，我急回京后在《大公报》写过一篇报道；题目忘记了，署名大概是“曹京平”。估计这文章可以查到。我未查过，如你找到，分神复印给我一份。
孙殿英后来集中兵力要略取马步英的地盘。我不同意，任谁都会知道那不是打内战吗？即回北京为他写抗日的“报告文学”，后来稿子交给他，他大概认为怕得罪蒋介石所以没出版，以后从未和他联系。
祝你新的一年中，有丰收的快乐。我两腿因天寒，更加不好，不过无大碍，请释念。祝新年快乐！
1994.1.1
请代向葛浩文先生致意，欢迎他到家中来玩。
§§附录二
端木蕻良生平及文学创作简历
童年时代 (1912—1922)
1912年
阳历9月25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的晚上，端木蕻良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鹭树村。
父亲曹仲元为端木蕻良取名为曹汉文，乳名“兰柱”。
端木蕻良出生以后一个月左右，全家为了逃避当地土匪的骚扰，离开了鹭树，移居昌图县城。
刚到昌图县城的时候，全家大小先是租住了一个倒闭的“当铺”财东马老钧的房子。
1917年(四岁)
端木蕻良四五岁的时候全家搬到聚兴成大院安顿下来。端木蕻良由一姓王的保姆照顾，端木蕻良管她叫妈妈。
端木蕻良的母亲黄春先(曹仲元的妾)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端木蕻良曹家的历史。
1918年(六岁)
端木蕻良上了县读小学，县读小学位于昌图城天齐庙的东堂。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
1919年(八岁)
端木蕻良的父亲曹仲元在昌图县的城北小壕子杏树院子胡同——买了一个院子，全家搬入。
端木蕻良开始在一刘姓教师的指导下，每天学写大楷字；并从堂姑的家庭教师李载阳学作旧体诗。
稍后，端木蕻良曾跟一些画匠学过画，读父亲皮箱里的藏书，也包括他后来研读终生的《红楼梦》，对《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中的很多名篇都已经能够背诵。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端木蕻良常常和小学生们打着小旗子参加示威游行，喊着“雪我国耻还我河山！”的口号。
1922年(十岁)
有一天，端木蕻良的父亲读了一篇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写的文章，十分赞赏，决定把他的儿子们送去上南开中学。
学生时代(1923—1933)
1923年(十一岁)
秋天的时候，端木蕻良的父亲送端木蕻良随着他的二哥到天津去读书了。
端木蕻良投考南开中学落榜，委屈就读美国美伊美教会办的汇文中学。
端木蕻良随他的哥哥们住在南开寿康里，利用南开的图书馆查读新书，并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喜欢看电影。
1924年(十二岁)
端木蕻良父亲的交易所倒闭，实在无力继续提供端木蕻良的学费，于是端木蕻良不得不辍学回东北老家。
端木蕻良待在家里自学，一待就是近三年。
自学的书籍多数是留在“南开”的二哥，从天津把自己读过的书再寄给他的。其中包括报纸杂志，特别是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呐喊》等等。
端木蕻良初次尝试写了小说：《真龙外传》，并没有发表，而且不久便遗失了。
端木蕻良潜心学国画和版画，还学过剪纸。
1926年(十四岁)
端木蕻良的父亲曹仲元苦心经营的高利贷亏损得不能自拔，积劳成疾，死于白喉并发丹毒症，享年只有四十九岁。
同年秋天，白喉也使端木蕻良病倒，治愈，但是白喉却夺去了他妹妹的生命。
1927年(十五岁)
端木蕻良同昌图城孔庙的南学堂(中学)新来的教务长谈得十分投机，为此便入该校读了一年书。
1928年(十六岁)
端木蕻良的二哥曹汉奇再次把他带到了天津。从此，端木蕻良便彻底离别了他那美丽的科尔沁旗大草原。
到了天津，端木蕻良先是在二哥那里复习了一段时间的功课，然后在秋天里便成功地考入南开中学初中三年级，编入初中三组。
端木蕻良改名为曹京平，这是因为他当时非常推崇诗人屈原。屈原的本名为“平”(“原”是屈原二十岁以后用的字)。
端木蕻良当选为南开“义垫校长”，担任了美学会会长；组织了一个初三三组的“三三文学研究会”；后来又跨越班级组织了“文艺联谊会”；还担任南开校刊——《南开双周》编辑，并为其撰稿。
端木蕻良和胡思猷、刘克夷等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人社”，出版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定名为《人间》，出了一期以后改名《新人》。
1929年(十七岁)
端木蕻良在《新人》第二期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水生》。
1931年(十九岁)
端木蕻良和他的朋友陶宏因受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离开南开，到北京自学，跑图书馆，写诗和小说。
9月间，端木蕻良回到天津南开继续学习，并主编校内刊物《汽笛报》的《号角》专刊。
“九一八”的炮火硝烟弥漫的时候，端木蕻良的母亲突然病危。端木蕻良便设法回到东北老家，接母亲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治病。
从家乡回到南开以后，端木蕻良和他的同学们——一群中学生，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刻苦团”，很快发展成为“抗日救国团”。
“抗日救国团"和校方及天津市市长发生冲突，结果端木蕻良从此被南开中学开除出校。
端木蕻良在天津南开时期是他的重要时期，他在校内的各种刊物上共发表政论、书评、诗歌和小说至少二十七篇。
1932年(二十岁)
端木蕻良和北京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参加筹备了南下示威。为此端木蕻良还被政府抓起来，拘留了几天。
端木蕻良的三哥花钱保出端木蕻良以后，他到北平看望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母亲，并住在皇城根小瓦房胡同里，有时候到天津和他的兄嫂住在一起。
3月间，端木蕻良自愿服兵役，去赤城参加了孙殿英的部队——这是国民党的第四十一军——北京学生军。
端木蕻良从军的日子并不长，大概一共才三四个月。1932年的夏天，端木蕻良便离开了军队，回到了北京——他母亲的身旁。
1932年(二十岁)
端木蕻良通过入学考试，同时被当时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物理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历史系。
虽然他是历史系的学生，但同时又到英国文学系选修英文。
与冯厚生等参与编辑《四万万报》。
12月19日，《清华周刊》第三十八卷十二期发表了端木蕻良的小说《母亲》。
这一年端木蕻良参加了北方“左联”。
1933年(二十一岁)
2月端木蕻良去北平车站参加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
4月端木蕻良参加了李大钊公祭。
6月间端木蕻良又和方殷，臧云远等一同编辑北方“左联”的《科学新闻》周刊。当时每出版一期《科学新闻》，端木蕻良都会及时地把这份通讯性质的周刊寄给鲁迅，希望得到鲁迅的注意。
在清华期间，端木蕻良曾用笔名：螺旋、丁宁等发表政论性文章多篇。
8月3日，北方“左联”在北平艺术学院开会。由于有人被捕叛变，十九位与会者在会上全部被捕。端木蕻良得到消息随即逃走，从此再未返回清华大学。
文学创作初期(1933—1941)
1933年(二十一岁)
8月4日，离开清华大学的端木蕻良逃到了天津，避居在昆裕里的二哥家中。
一天端木蕻良收到鲁迅一封更正《科学新闻》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的信。
端木蕻良一鼓作气开始写书，写了整整四个月，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完成了。这就是端木蕻良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曾经一度计划最先把《科尔沁旗草原》寄给鲁迅，后来听从朋友的建议，在小说写成一大半的时候先寄给了在北平燕园教书的郑振铎，得到郑的好评。但却没有能够顺利发表。
端木蕻良原本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要写一个三部曲，《科尔沁旗草原》仅是其中的一部。然而，当他完成了《科尔沁旗草原》以后，他在清华读书时染上的肺病发作，只好罢笔休息。
1935年(二十三岁)
端木蕻良创作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集体的咆哮》。不料这部巨著还没有经任何人阅读，稿件就失遗了。
12月9日端木蕻良参加“一二九”运动，担任一个小队长，但是在黄昏之前，他就离开了最危险的地方。
1936年(二十四岁)
元旦的第二天，端木蕻良途经南京，和一个朋友冒雪游览中山陵，回来后当即搭车南下上海。住大夏大学胡思猷处。
2月中旬的时候，端木蕻良与南开同学饶斌同住善钟路。同时他以“叶之琳”的化名又给鲁迅写信，目的是请求和鲁迅相见。2月22日鲁迅回信婉言拒绝。
6月18日，端木蕻良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大地的海》。这一天，正是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端木蕻良把《大地的海》寄给《作家》杂志，不料一转眼的工夫，稿件就被退了回来。而且端木蕻良还发现，《作家》杂志的编辑根本没有看过他的稿件。
7月10日，端木蕻良再次以“曹坪”的名字给鲁迅写信，并附上了《大地的海》的两个章节，鲁迅回信，让端木蕻良把稿子寄给他。
8月1日，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经郑振铎的推荐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第七卷第二期上，第一次署名“端木蕻良”。
10月18日，经鲁迅推荐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刊载于上海《作家》二卷一期上。
10月19日，鲁迅逝世。端木蕻良参加了鲁迅的葬礼。
11月里的一天，胡风告诉端木蕻良，宋之的要约他去吃茶点，地点在上海的“大东酒家”。这天端木蕻良第一次见到了茅盾。
这以后端木蕻良参加了茅盾的“日曜会”。
11月1日，短篇小说《遥远的风沙》刊载于《文学》七卷五期。
11月5日，散文《永恒的悲哀》刊载于《中流》一卷五期。
12月5日，短篇小说《万岁钱》刊载于《中流》一卷七期。
12月30日，短篇小说《雪夜》刊载于《中流》一卷八期。
自1936年的10月到1937年的7月，端木蕻良一共发表了十一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
1937年(二十五岁)
搬到亚尔培路与杨体烈同住。
2月1日，短篇小说《浑河的急流》刊载于《文学》八卷二期。
2月5日，短篇小说《吞蛇儿》刊载于《中流》一卷十期。
3月15日，短篇小说《憎恨》刊载于《文丛》一卷一期。
3月20日，短篇小说《被撞破的脸孔》刊载于《中流》二卷一期。
5月20日，散文《有人问起我的家》刊载于《中流》二卷五期。
6月，端木蕻良的第一本书——《憎恨》收入《鹭湖的忧郁》等十个短篇小说，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7月1日起，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开始在上海《文学》杂志的九卷一期上开始连载。
7月，端木蕻良到青岛休假，卢沟桥事变以后，时局更加混乱。茅盾去信催促端木蕻良返沪。
8月9日回到上海，撞上八一三炮火，上海的夜空被火光和黑烟笼罩了。
9月底，端木蕻良乘火车离开了上海，途经浙江，在新昌因风湿性关节炎复发无法行走，便和他三哥来到绍兴附近的乡下嵩坝稍住。
10月初，端木蕻良到达武汉，不久以后搬入蒋锡金租赁的房子，和蒋锡金、萧红、萧军同住。
1938年(二十六岁)
1月27日，端木蕻良因臧云远的邀请和萧红、萧军、聂绀弩、田间、艾青等人，从汉口动身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3月中旬，与萧红等去西安住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4月里端木蕻良和萧红回到武汉，同居小金龙巷。
5月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的大同酒家举行了简单的婚宴。此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
同年，端木蕻良和萧红参加由老舍及文艺界九十六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活动。
8月初，端木蕻良同罗峰一起坐船前往重庆。
端木蕻良只身先达重庆以后，便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的邀请，任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又兼任复旦《文摘》副刊主编。
9月中旬，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一起坐船到达重庆。当时端木蕻良住在重庆《国民公报》社男子单身宿舍，萧红则住到端木蕻良南开中学的同学范士荣的家中。
不久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歌乐山的云顶寺的招待所乡建社找到了住处。
端木蕻良的抒情诗《在嘉陵江上》经音乐家贺绿丁谱上进行节奏的曲子，发表在重庆的《大家唱》上。一度成为非常流行的爱国歌曲。
萧红在产后回家，端木蕻良就向复旦提出搬入学校宿舍的要求，经孙寒冰的安排，他们在沙坪坝复旦农场的苗圃找到几间空闲的平房，后来又迁入复旦教授宿舍秉庄。
端木蕻良应香港戴望舒的邀请，为《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撰写长篇连载《大江》。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了小说、散文、论文十余篇。
1939年(二十七岁)
3月11日，短篇小说《火腿》刊载于重庆《文摘》副刊四十六、四十七期。
5月，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经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答应重新排版、重新印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一年距离端木蕻良完成这部巨著，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
11月，端木蕻良和萧红应邀参加苏联大使馆在枇杷山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庆祝活动。
年底，端木蕻良又应香港《大公报》杨刚函约，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新都花絮》。
同年端木蕻良的短篇集《风陵渡》也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收入了端木蕻良在上海时期创作的《轭下》、《可塑性》、《三月夜曲》，和重庆时期创作的《嘴唇》、《风陵渡》、《螺蛳谷》、《火腿》、《泡沫》等。
短篇小说《生活指数表》刊载于《文学集林》第二辑。
这一年的最后几天，日本侵略军开始轰炸重庆。端木蕻良和萧红商量要离开这里，寻找新的安身之地。
1940年(二十八岁)
1月中旬，因日本军队不断轰炸骚扰重庆，萧红精神紧张，夜不能眠，身体日渐虚弱。正巧孙寒冰邀请端木蕻良为香港大时代书局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经两人反复斟酌，决定移居香港。
1月17日，端木蕻良和萧红乘坐飞机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
1月底，端木蕻良完成中篇《蒿坝》。后在出版时改名为《江南风景》。
端木蕻良和杨刚负责组织香港纪念鲁迅的六十周年生辰活动。
月中，端木蕻良开始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萧红开始《马伯乐》等小说的创作。
2月19日，重庆《新晚报》发表端木蕻良定诗词《水调歌头》和《破阵子》。
2月5日，全国文艺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到港。
3月，端木蕻良应《大公报》之邀，和刘思慕、许君远、李纯青共同担任“每周习作研究”的指导。
同月，端木蕻良的小说集《大时代的小故事》由重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出版。内有老舍等人的十二篇小说，其中有端木蕻良的《火腿》、《找房子》、《生活指数表》。
4月14日，《世界语和文学短论》刊载于《救亡日报》。同日，香港文协召开第二届年会。端木蕻良、萧红等六十多人到会。端木蕻良等五人被选为该会候补理事。
4月16日，上海《文艺阵地》四卷十二期出版，内报道《记端木蕻良》，称端木“自渝偕萧红飞港，于文艺开作，致力甚勤”。
4月17日，香港文协召开1940年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研究部由乔冠华、杨刚负责，其附设的“文艺研究班”由施蛰存、端木蕻良负责。
5月11日，迁港的岭南大学师生组成的“艺文社”举办第一次文艺座谈会，邀请端木蕻良和萧红前去讲演抗战文艺的问题。
《江南风景》小说集，内收《江南风景》和《柳条边外》两篇，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
5月中旬，《新都花絮》(长篇小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初版。
6月8日，端木蕻良的《论鲁迅》在上海《文艺阵地丛刊》第一辑发表。
6月24日，香港文协主办的《文艺讲习班》第一期开课，主讲人有端木蕻良、许地山、戴望舒、林焕平等。端木讲演的题目为“本港文艺青年的写作问题”。
6月27日，端木蕻良的长篇《新都花絮》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八六九期）连载。
8月1日，《论鲁迅》刊载于《文艺阵地》第五卷第二期（总五十号）。
8月中旬，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被“重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触犯审查标准下令停止发行。
9月中旬，《新都花絮》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上海开明书店第六次再版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11月1日，端木蕻良的《论阿Q》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
11月中旬，由10月到港的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愈之介绍端木蕻良和萧红与《时代批评》社的主编周鲸文相识，并商议筹办《时代文学》杂志。
12月，端木蕻良开始撰写他虚构性家庭史《科尔沁前史》，并从香港《时代批评》第三卷六十期起连载。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小说、散文、论文十五余篇。
1941年(二十九岁)
1月1日，端木蕻良的《三十年来中国新文学运动》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年初，端木蕻良和萧红搬入九龙乐道八号二楼，大时代书店隔壁。
2月6日至21日，短篇小说《北风》刊载于香港《星岛日报》。
这一年“全国文协”改选，端木蕻良当选理事。和茅盾、杨刚同在文艺研究小组。
2月16日，端木蕻良的《科尔沁前史》在《时代批评》六十五期连载结束。
3月12日，《写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刊载于桂林《青年文艺》1卷1期。
4月16日，《论忏悔贵族》(论文)，刊载于香港《时代批评》第69期。
5月1日，端木蕻良的《论人权运动》在香港《时代批评》第70期发表。
6月1日，一份大型文艺刊物《时代文学》在香港创刊，由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实际是由端木蕻良负责。《时代文学》共出版了六期，最后以香港沦陷而告终。
6月1日，《对现代文学后记：悼泰格尔先生》、《“五四”和人权运动》、《民主和人权》(论文)、《苦芹亭诗抄》(四首)等，刊载于香港《时代文学》创刊号。
7月1日，《苦芹亭诗抄》(六首)，刊载于香港《时代文学》一卷二期。同期连载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时代》。
8月1日，《涸池之鲋》(杂文)、《无花的玫瑰》(杂文)、《纸篓琐记》(散文)，刊载于香港《时代文学》一卷三期。
9月1日，《苦芹亭诗抄》(五首)、《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无题近作》(旧体诗词)，刊载于香港《时代文学》一卷三期。
9月18日，《土地的宣誓》(散文)，刊载于香港《华商报》四版。
端木蕻良风湿病发作，但他仍旧抱病继续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大时代》，连载于香港《时代文学》一卷二至四期。
自7月萧红因肺病发作住入玛丽医院，但病情没有丝毫转机，暂出院。但11月中旬，萧红再次入医院治疗。直到月底萧红出医院。端木蕻良在家细心照料病人。
端木蕻良为萧红的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画了两幅插图，一幅署名“金永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的笔名。
11月1日，《时代文学》第五、第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幅端木蕻良的指画——鲁迅头像。端木蕻良在每一期的《时代文学》目录的上面，亲笔绘制了一大组世界著名的作家头像。这些头像共有十七幅，按发表次序是：鲁迅、高尔基、萧伯纳、托尔斯泰、茅盾、左拉、果戈理、伯林斯基、恩格斯、歌德、海涅、普希金、华盛顿、欧文、马克·吐温、契诃夫、肖洛霍夫。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清晨起，日本飞机轰炸香港地区，很快就占领了九龙。端木蕻良先在于毅夫协助下，抬着萧红到处逃难，从九龙逃到周鲸文的家，又到思豪酒店，再是后山别墅，然后是格罗斯达酒家。但不久登陆的日军接管了格罗斯达酒店，改名半岛酒店。端木蕻良只能再次转移到何镜吾家。最后在周鲸文的安排下，住进时代书店的书库。
12月25日，香港失陷。日本人实行军管制，城市生活的所有的正常程序中断。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小说、散文、论文近三十篇。
文学创作中期(1942—1949)
1942年(三十岁)
1月，香港最大的一家私人医院—跑马地养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这是战后第一家开业的医院。端木蕻良立刻设法把萧红送了进去。
主持医生李树培诊断萧红得了气管喉瘤，主张立即开刀。端木蕻良反对开刀，但是萧红坚决要求开刀，两人发生争执。萧红就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结果十三日动了手术，确定了医生的误诊，萧红病情则开始迅速恶化，开刀处不封口。而萧红喉中被插了金属管，只能用气声发音。
因为医院被军管，端木蕻良不断为萧红寻医找药东跑西颠，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萧红被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家医院：先转进玛丽医院；再去了一家法国医院；当该院被日军接管后，又随法国医生转入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疗救护站。
端木蕻良过海回九龙，把萧红《马伯乐》的手稿拿回来。
1月22日上午十时左右，不到三十一岁的萧红与世长辞。端木蕻良留下萧红遗发，并为萧红处理后事。
端木蕻良把妻子萧红的骨灰分别埋葬在香港著名的海滨风景区——浅水湾和萧红最后所在的地方——圣士提反女校后园土坡的树下。
2月，端木蕻良乘坐日本“白银丸”号客轮离开了香港前往广州，同船的还有骆宾基和另一位友人。因日军已经控制了广州湾，他们只好绕道，先在澳门上岸。端木蕻良在木刻家黄新波家暂住。后取道西江，乘坐单车，也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途经肇庆、砰石等地。
3月到达桂林。在桂林，端木蕻良先住市区榕荫路上的孙陵书店。
后又搬入桂林市三多路十三号二楼的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6月20日，《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我的写作经验》，刊载于《文学报》第一期。
端木蕻良情绪低落低沉，闭门索居。长达半年之久竟没有写出一篇完整的小说。
7月里的有一天，端木蕻良突然在一天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下了短篇小说《初吻》，刊载于《文学创作》一卷一期。
8月端木蕻良将萧红的生平故事写成词谱，交给梨花大鼓艺人传唱。
9月间完成了短篇小说《早春》，连载于《文学创作》一卷二至三期。
9月21日，《风物恩情》(散文)，刊载于桂林《大公报》一四九期。
11月25日，《哀李满红》(诗歌)，刊载于桂林《诗创作》十六期。
12月15日，短篇小说《雕鹗堡》，刊载于《文艺杂志》二卷一期。
1943年(三十一岁)
1月15日，短篇小说《海港》，刊载于《文艺杂志》二卷二期；短篇小说《步飞烟》刊载于《人世间》一卷三期；短篇小说《蝴蝶梦》刊载于《文学创作》一卷四期。
端木蕻良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全书一共只完成了五章，连载于《文艺杂志》二卷三期—三卷一期。
端木蕻良创作剧本。他不仅创写了话剧本，还创写了京剧本和电影剧本。其中有独幕剧《林黛玉》(刊载于《文学创作》一卷六期)、《晴雯》(刊载于《文学创作》二卷三期)等。
端木蕻良研究希腊神话，一度热衷于根据希腊神话改写小说，《女神》(刊载于《文学创作》二卷一期和《琴》(刊载于《文学创作》二卷三期)算是这方面的代表。
10月1日，短篇小说《前夜》，刊载于《文学创作》二卷四期。
1944年(三十二岁)
1月1日，短篇小说《红夜》，刊载于《当代文艺》一卷一期。
4月，长篇小说《大江》，由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7月，剧本《红拂传》，刊载于《大千》第七期。
11月1日，《我的创作经验》，刊载于《万象》第五期。
下半年熊佛西联合了柳亚子等一批人发起了一个“榴园雅集”，大家时而聚会，喝酒写诗。端木蕻良也常常参加。
年底，熊佛西把一间民营的《力报》顶了下来，在贵州遵义设立了编辑部。请端木蕻良任报社主任。
1945年(三十三岁)
端木蕻良作词、马思聪作曲，写了个《民主大合唱》，并在贵阳艺术馆的大礼堂演出。
在《贵州日报》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数篇。
抗战胜利前夕，端木蕻良又由遵义赴重庆。
1946年(三十四岁)
端木蕻良由重庆赴武汉，接任邵荃麟、葛琴办的《大刚报》的副刊《大江》。
在《大刚报》等发表散文、翻译作品等十余篇。
1947年(三十五岁)
1月15日，端木蕻良参加《文艺春秋》举办的笔谈会，创作《新年试笔》，后发表在上海《文艺春秋》的四卷一期上。
1月22日，萧红的忌日。端木蕻良拉着他的好友王采到野外去，满眼含着泪水静躺在空旷的墓地里绝食终日。
4月14日，端木蕻良在汉口红镫轩完成了电影剧本《紫荆花开的时候》，刊载于7月15日《文艺春秋》五卷一期。
秋天，端木蕻良前往长沙水陆州音专学科系主任兼教授。但只待了一个学期便因和上级发生芥蒂而辞职。
端木蕻良这一年，除了投入在他的小说创作之外，还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其论文《最古的宝典》刊载于《文艺春秋》五卷六期。
1948年(三十六岁)
春天，端木蕻良回到了久别的上海，住在他的二哥曹汉奇家。
3月15日，《音诗作家马思聪》，刊载于上海《文艺春秋》七卷三期。
4月15日，长篇小说《上海潮》(未完成之作)，刊载于《人物新丛》七卷三期。
5月，与曹汉奇等创办《求是》月刊。
10月底，端木蕻良到香港去了。他凭吊了萧红的墓。
端木蕻良在香港时和方成、黄永玉、单复、杨梅、余心清、臧克家、楼适夷等同住九华径。
这一年，就在端木蕻良滞留在港期间，他的母亲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去世。
12月15日，《翌射十日的研究》，刊载于上海《文艺春秋》七卷六期。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了小说、散文、论文十五余篇。
文学创作后期 (1949—1996)
1949年(三十七岁)
这一年的上半年，端木蕻良在香港的《大公报》，《文艺春秋》，及《华商报》等发表散文《煤》，论文《图腾柱崇拜》，诗歌《狗爬径山歌》等十余篇。
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端木蕻良回到了中国大陆，他是由香港乘坐轮船途经天津到达北京的，并参加新中国庆祝大会。
回到中国以后，端木蕻良留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担任了北京文联的创作研究部副部长。
端木蕻良到北京郊区南园，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端木蕻良从农村回到北京市区，前往石景山钢铁厂(现首都钢铁公司)体验生活。出现头昏症状，得了高血压病。
1950年(三十八岁)
50年代初期，端木蕻良一度主编《北京文艺》。爱好逛书店、书摊，琢磨旧玉。
这一年发表短文三四篇，如《谈农民的语言》、《蔡庄子》、《战斗英雄田广文》等。
1951年(三十九岁)
端木蕻良与杨毓民联名发表了一篇赞扬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受到了批判。
3月，儿童文学集《星星记》，由北京文化供应社出版。
1952年(四十岁)
端木蕻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后期，端木蕻良的三哥家里抄查出一支手枪，三哥被当地政府从北京押回浙江，镇压枪毙了。
“胡风事件”运动爆发，端木蕻良被怀疑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之一。
1954年(四十二岁)
9月7日，短篇小说《钟》，刊载于《人民文学》，后来为此受到批评。
1956年(四十四岁)
6月15日，短篇小说集《鹭湖的忧郁》，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
1957年(四十五岁)
7月正在接受各种审查的端木蕻良写信给广州作家协会，表示希望萧红墓能早日迁返回国。
8月3日萧红骨灰迁回并安葬于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
8月5日，散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刊载于《广州日报》。
9月24日，短篇小说《蜜》，刊载于《收获》五期。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小说、短论、散文等十篇左右。
1960年(四十八岁)
端木蕻良住北京东单单人宿舍。
年初经朋友介绍，端木蕻良和云南部队话剧团钟耀群女士相识。
3月端木蕻良和钟耀群前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
5月5日在东单鸿运楼二楼举行简朴的婚宴招待亲朋好友。
1961年(四十九岁)
2月26日端木蕻良女儿钟蕻在昆明出生。端木蕻良在城南的虎坊路分到了两间房。
年底端木蕻良随同“中央文化艺术代表团”到内蒙参观访问。发表散文《在草原上》、《草原牧歌》，《草原春曲》、《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三河马》、《套马》、《掼交》《原始森林》、《达湖》。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近十篇。
1962年(五十岁)
8月端木蕻良前往昆明探亲，第一次看到了女儿。
深秋时节，云南文化艺术界人士邀请端木蕻良前往云南边疆参观访问。
12月31日，端木在云南边疆宝山县第一次中风，血压高达二百多，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病以前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十五余篇。
1963年(五十一岁)
端木蕻良在宝山县地区医院靠针灸和三七粉渐渐恢复。
1月底端木蕻良被运回了昆明，住进四〇三医院。
3月以后端木蕻良健康状况逐渐恢复，便转入安宁温泉疗养院。
疗养期间端木蕻良撰写小说《霜红记》，可惜未发表便散失了。
1964年(五十二岁)
夏天，端木蕻良回到北京。回北京以后，端木蕻良专门到医院检查，北京的医院竟然没有发现他在不久以前刚刚中风过。
1966年(五十三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
8月23日，在北京批斗文艺“黑帮”的大会上，端木蕻良和老舍等文艺界“黑线人物”一起拉到北京文庙批斗、毒打，并被剃了阴阳头。
端木蕻良、萧军和骆宾基同蹲在一个牛棚。参加劳动，接受批判。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元。
1973年(六十一岁)
夏天端木蕻良心肌梗塞，第二次中风。因为是“黑帮”分子，没有身份住医院，完全靠钟耀群照顾。
钟耀群请事假在北京待了半年，精心护理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又渡过险期。
1974年(六十二岁)
钟耀群转业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工作，全家团圆。
1976年(六十四岁)
唐山发生大地震，端木蕻良前往东北哈尔滨避震，住在他的二哥处，续写他的《红楼梦》。
1977年(六十五岁)
9月端木蕻良回到北京，病情再次加重。经钟耀群精心护理，又逐渐稳定。
1978年(六十六岁)
端木蕻良重整旗鼓，决定实施续写《红楼梦》的计划。
听从钟耀群建议，端木蕻良修改续写《红楼梦》的计划，为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
钟耀群调至北京文联，协作端木蕻良创作《曹雪芹》。
4月6日，书评《重读“家”》，刊载于上海《文汇报》。
6月，《端木蕻良选集》由香港文艺研究社出版。
7月，散文《怀念老舍》，刊载于《北京文艺》第七期。
9月，诗词《吊刘澍德同志》，刊载于昆明《边疆文艺》九期。
10月12日，散文《写在蕉叶上的信》，刊载于上海《文汇报》。
11月12日，散文《追思》，刊载于《北京日报》。
12月27日，散文《赤子泪成虹》，刊载于《北京日报》。
12月，散文《生活的火花》，收入香港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
1979年(六十七岁)
“红楼梦学会”成立，端木蕻良任理事和学刊编委。
4月1日，长篇小说《曹雪芹》开始在香港《文汇报》连载。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等十余篇。
1980年(六十八岁)
1月，长篇小说《曹雪芹》上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当选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端木蕻良赴哈尔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散文，诗歌等二十五余篇。
1981年(六十九岁)
端木蕻良前往南京、扬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寻觅曹雪芹的踪迹。
刘以鬯主编的端木蕻良散文集《火鸟之羽》，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六十余篇。
1982年(七十岁)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七十篇。
1983年(七十一岁)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近八十篇。
1984年(七十二岁)
端木蕻良到锦州参加辽宁省红学会、国际笔会等。
12月29日，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端木蕻良当选为理事。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近九十篇。
1985年(七十三岁)
长篇小说《曹雪芹》中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4月，端木蕻良和钟耀群前往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专门到汉口的“大同”酒家旧地重游，探寻当年和萧红举行婚宴的旧址。又乘坐“扬子号”轮船到重庆。
9月，到丹东参加鸭绿江笔会。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一百余篇。
1986年(七十四岁)
3月15日，散文《怀念丁玲》，刊载于《北京日报》。
端木蕻良赴哈尔滨参加国际第二次红学会，特别在钟耀群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呼兰——萧红故居参观访问。
接着，钟耀群又陪伴端木蕻良回到他的故乡——他的出生地——昌图县鹭树村。
端木蕻良把他《说不完的〈红楼梦〉》和《友情的丝》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了鹭湖树中心小学，作为自己对故乡的报答。
这一年端木蕻良发表短篇诗歌，散文，书画等七十余篇。
1987年(七十五岁)
11月4日，端木蕻良由黄力父女陪同，和钟耀群到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
1987年以后，尽管端木蕻良的身体不好，但是一直坚持写作。
1989年(七十七岁)
从年初开始数次复发脑血栓病，经中日友好医院抢救恢复，出院后专门登记办理了“家庭病床”。
1991年(七十九岁)
9月，搬入和平门前门西大街。
90年代初期，香港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三联书店邀请端木蕻良重游旧地——香港，但因身体原因没有成行。
1996年(八十四岁)
端木蕻良领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七集《小说卷》，特别撰写长篇序言，概述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
这一年端木蕻良一直在病中，但仍然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如《茅盾和我》、《挽艾青》、《悼念蒋和森》、《记陈迩冬》等。
1月因多发性脑血栓住进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后有好转。
10月1日，八十四岁的端木蕻良由于突发性急性肺炎并发心肌梗塞，以致休克。急送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
10月5日中午十二时正，端木蕻良与世长辞。
10月12日端木蕻良遗体在北京火化。遵照端木蕻良遗嘱没有举行大礼。
按照端木蕻良遗嘱，他的骨灰要分四处安置：安放在东北辽宁省昌图县(他的故乡)； 分撒在香港圣士提凡女校校园旧址(萧红骨灰安葬处之一)； 分撒在北京西山樱桃沟(传说是曹雪芹走过的地方)； 最后一部分留在他的北京寓所，继续陪伴他的家人。
§§附录三
端木蕻良研究资料目录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列)
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载巴人著作《窄门集》，香港海燕出版社1941年版。
白朗：《遥寄——纪念知友萧红》，载《文艺日报》1942年。
毕万闻(译)：《东北人士端木蕻良等〈关于日本侵华十周年之宣言〉》，载《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
曹革成：《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读端木蕻良、萧红在香港期间致华岗的信》，载《北方论丛》1983年。
曹革成：《端木蕻良与鲁迅先生的书信往来》，载《北方论丛》1985年第三期。
曹革成：《端木蕻良的编辑生涯》，载《呼兰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曹革成：《柳亚子与端木蕻良》，载《南社研究》(6)，1994年。
曹革成：《无华秋水与波平》，载《呼兰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曹革成：《中美作家一段情》，载《文艺报》1993年10月9日。
曹革成：《风雨香港死别哀——记萧红病逝香港后》，载《文艺报》1994年10月22日。
曹革成：《端木蕻良和萧红创作生活年表》，载《呼兰师专学报》1995年第1—2期合刊。
曹革成：《端木蕻良和他的抗战小说》，载《北京日报》1995年7月10日。
曹革成：《用笔战斗的作家》，载《中国日报》(英文版)1995年8月14日。
曹革成：《香港，没有忘记萧红》，载哈尔滨北方文艺《名人》杂志1995年9月号。
曹革成主编：《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辽宁昌图，白云出版社2001年版。
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吉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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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瑞：《与端木蕻良的一段文字缘》，载《羊城晚报》198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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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滢：《端木蕻良中途夺爱》，载《三十年代作家记》，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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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诏：《端木蕻良的丹青墨妙》，载上海《解放日报》198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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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武：《端木蕻良创作道路初探》，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7辑，198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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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评〈大地的海〉》，载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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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红拂传及其他》，载《大千》194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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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序
1996年的新年以后，我有机会再次访问香港，并计划前往阔别六年多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理由，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是兴奋的。只是在这兴奋里面又似乎掺杂着一些胆怯、迷茫和踟蹰。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要启程了。我不知不觉地想象着和朋友们相会的场面，酝酿着拜访的名单：其中有我所尊敬的萧乾、文洁若、杨宪益夫妇、王观泉以及另一些久别的老朋友。这些朋友的坦率和热情使我过去几次访问中国大陆的经历都变得更加难以忘怀，并使我在我的研究领域里能够获得成果。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端木蕻良。
准确地说，上一次见到端木蕻良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他的老伴钟耀群以及一只没有尾巴的老猫住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小公寓里。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端木蕻良的健康状况受到摧残，但他的精神仍旧是振奋的，情绪是明朗的。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次我们在一起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只记得端木蕻良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我们的见面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像老朋友一般的相聚畅谈。谈话是轻松的，我的心情也是轻松的。这又使我回忆起我初次见到端木蕻良的情景：那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我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些紧张，因为要拜会这么一位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和她共同生活了四年的端木蕻良是我想望已久的，而且是研究萧红必不可少的。虽然外界对端木蕻良的评论褒贬不一，但这似乎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而我紧张的则是：我所要拜会的端木蕻良，正是我在我的《萧红评传》里直截了当地批评过的人物。我相信端木蕻良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的批评，而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一个批评过他的人。想到这儿，我更加有些惴惴不安了。
但是当我和我的陪同来到端木蕻良的寓所的时候，我便发现我的紧张和不安都是多余的了。当时端木蕻良一家住在虎坊路一所更小的公寓里，他十分宽厚并非常真诚地和我交谈，而且对我的研究倍加赞赏。那一天，我一口气向端木蕻良提出了一大串有关萧红的问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萧红病逝的细节，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号啕大哭。哭声甚至惊动了他那在隔壁房间里忙碌着的老伴，连忙赶过来查看，这让我更加不知所措。接着，端木蕻良断断续续地述说他内心的痛苦，他不断自责自己没有能阻止1942年香港的那次错误的手术，结果加速了萧红的逝世，他甚至感到罪过。为了萧红，端木蕻良竟在外人面前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次见面以后，我便英译了一本端木蕻良的小说集《红夜》，并撰写了几篇有关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我想对此端木蕻良都试图阅读过了。
十五年以来，端木蕻良和我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他常常送我一些他自己的书籍；每逢新春佳节都会给我寄来一份贺年卡，有时还亲笔题字、附诗。我知道最近几年，端木蕻良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特别是新近期间又“中风”了一次。但我没有想到，1996年再次见面的时候，端木蕻良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不仅行动不便，而且说话也含混不清了，他的讲话不得不通过他的老伴“翻译”。不过他的记忆力是清晰的，而且思路敏捷，还专门赠送他最新出版的书籍给我和我的一位同去看望他的美国博士生，并亲笔题字。一笔一画，仍旧苍劲有力。临别的时候，大家合影留念，端木蕻良突然抓住我的手，示意让我坐到他的旁边。这以后，整个合影期间，他都抓着我的手，紧紧地抓着，似乎不愿意放我离开。是否他已经预感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在我回到美国的大半年以后，在1996年的初秋时节，听到端木蕻良在北京不幸去世的消息以后才意识到的。悲痛之余，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能够在他去世之前再次和他会见。
端木蕻良早于30年代中期崛起于文坛，以其磅礴壮观的气势、绚烂多姿的文采、塞外草原的乡土气而著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而形成的端木独特的文学风格。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端木蕻良长期以来被批评界所忽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研究。甚至对整个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的研究也只停留在一定水平，始终不能进一步突破。
记得1988年，我离开了旧金山，前往美国洛基山东面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其中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在那儿寻觅并培养有兴趣研究中国东北作家的优秀博士研究生，来继续完成我对东北作家的研究。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孔海立。他当时已经是科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他不仅对东北作家很有兴趣，而且投入了相当精力进行研究。《端木蕻良传》是孔海立在他的博士论文第一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能够为一个长期有争议的作家写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端木蕻良传》资料翔实，叙述客观，尤其是，不少有关端木与其他同时代作家(如鲁迅、茅盾、胡风等)之间往来的材料都是第一次得以公开的。这些材料的披露无疑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惟一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本人已经无法亲自看到这第一本《端木蕻良传》了，这是我们所有的端木蕻良研究者的悲哀。然而这本《端木蕻良传》的问世，仍旧是值得庆贺的，不仅仅因为是研究中国东北作家的又一成果，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突破。我为之而感到骄傲。
§§后记
1991年5月15日，住在北京的端木蕻良先生给我写了满满三张纸的第一封信，这是为了回答我当时正在B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所碰到的有关问题。决定研究东北作家，而且从当中最有争议的端木蕻良开始，是受到我的导师葛浩文教授的影响。葛浩文教授是公认的萧红专家，他把一大堆自己多年累积的有关东北作家资料，包括书籍、影印件、录音带、照片等放在我的面前，这种毫无保留的大方给予，只有让我感到肩膀上的分量。但是我的研究在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大多数的同行、师长甚至我的母亲的异议。他们认为中国那么多有成就的作家，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个名气、口碑皆不太受褒的端木蕻良，而且资料特别难找。我曾经走访了众多的有关人士，得到的回答多数对端木蕻良不利。
可是我决定了，我决定就从这个最有争议、最少可查资料、最难让同辈的东北作家接受的端木蕻良开始我的研究。因为读了他的作品特别是《科尔沁旗草原》以后，我已经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发现端木蕻良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作家，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要不然就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于是，我开始和端木蕻良通信，我习惯了西方的研究方式，常常直接地不加修饰地向端木蕻良提出问题，甚至不顾其中之忌讳而“穷追不舍”。幸好端木蕻良在和我通信的过程中能够不厌其烦，坦诚披露。一直到1995年夏季(那时我早已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开始撰写《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评传》)，第一次见到端木蕻良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莽撞，因为我看到的端木蕻良已经是一位行走不便、讲话困难的八旬老人了。可以想象，端木蕻良给我的每一封三页、四页甚至五页纸的亲笔信是怎样艰难地写成的，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对这位善良老人的感谢。应该说，当我看到端木蕻良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位善良、宽容的老人了。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惯坏了的“大孩子”的脾气了。
为了《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评传》，我曾经两次回到中国拜访有关人士，特别是端木蕻良同时代的作家以及他们的夫人或子女。我非常感激大家的坦率，无论是和端木蕻良有过芥蒂还是和端木蕻良友好的人士，都相当坦率，并且允许我录音；还有我的许多同行，他们无私地向我提供了他们自己的研究资料；至于端木蕻良本人和他的家人们更是安排出时间来回答我的问题，这一切都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是在我落笔的时候，我的笔似乎仍然有些踟蹰，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太多的人物和事实，许多私人恩怨不是用简单的“是”还是“非”就可以断言的。我曾经和萧军先生的儿子萧燕在美国宾州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其中谈到端木蕻良的时候，萧燕的态度十分坦然，而且还告诉我，他的父亲晚年还特别表示过：希望子女们不要介入父辈们的芥蒂，尊重事实。
面对大家的坦率和直言，我别无选择，只有更加追求客观真实。当我明白了我的处境以后，我的笔便不再犹豫，我写得很顺手，就好像是长久埋在心里的故事，一下子敞开来一样。没有渲染，没有附加，有的只是——真实。我力求真实，因此在我涉及有关事件或人士的时候，尽量注明出处，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他人的考证，一方面也是为了史料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当事人负责。
在撰写《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评传》的过程中，我还多次拜访夏志清先生，并得到他许多指点。夏先生对端木蕻良的身世和作品早就注意并作过研究。他不仅坦率地谈了他对端木蕻良及其小说的评价，而且无私地给了我不少他多年来收集的宝贵资料。更出乎意料的收获是我们在初次见面的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就决定了共同编辑一本端木蕻良的作品选，这本作品选也就是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1996年11月出版的《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这本《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出版的时候得到了不少同行的称赞，因为该书有助于读者了解端木蕻良及其作品。
正当我一面校对《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最后一遍清样，一面完成《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评传》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1996年10月5日，八十四岁的端木蕻良先生在北京由于突发性急性肺炎并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逝世。这一天，我长久地坐在电脑前却无法工作，因为我知道老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我手中的两本书是翘首等待的。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他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实在等不及了，距离《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出版仅仅只差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走了，对此我深感内疚。
我感到内疚的还有，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为了那个奋斗了六年的博士学位，竟然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办法赶回她的身边，这让我的心终生不安。我是她最小的儿子，她是最了解我的人。我已经说过我的母亲在一开始并不十分赞同我的研究方向，我想那是因为她知道其中的难度。但是当她知道了我的决定以后，便全力地帮助我。我不知道年迈的母亲是怎样一张简报又一张简报为我收集资料、剪贴成章、标明出处、按照年份日月排列、远洋邮寄。每每翻阅这些资料，就好像又看到了我的母亲，她将永远和我在一起。因此，我将把这本端木蕻良传首先献给我的母亲周玉屏。
《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评传》初版是由台湾业强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次承蒙宋炳辉先生的首肯，将我这本拙作的修改版选入他主编《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系列，对此我深表荣幸和感激。同时，我要感谢的还有：夏志清先生及夫人王洞女士、黄源先生、辛笛先生及夫人徐文绮、贾植芳先生及夫人任敏、马思聪夫人王慕理、靳以夫人陶肃琼、胡风夫人梅志、陈思和先生、李国煣女士、丁言昭女士、孔祥丽女士、章洁思女士、王圣思女士、曹革成先生、萧燕先生、黄刚先生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向我提供资料和信息，这本端木蕻良传才得以更加完整。
另外，请允许我在这里向端木蕻良先生的夫人钟耀群女士表示特别的感谢，并对端木蕻良先生表示悼念。几年来的通信和传递资料，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些信件都是极宝贵的资料。
最后，我还要再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我的录音机里至今转动着他在80年代初期，到中国访问老作家的磁带，那些老作家几乎都已经作古，因此他们的声音也就更加珍贵。我相信其中的许多资料是葛浩文教授自己也没有用过的，能够第一个从这些录音带里记录下宝贵的资料，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