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开始涉足上海文化圈的那段时间里得到过茅盾的许多指点。茅盾曾经建议他去听上海的评弹，劝他不仅要了解北方的语言习惯，还要适应南方的语言，熟悉观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渐渐地茅盾成为端木蕻良在文坛上的支持者，特别是他帮助端木蕻良出版了一部最重要的小说，也就是那部搁浅多年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对此，端木蕻良始终感恩在心，并把茅盾视为“文学巨星”。然而，对于同样扶植过他的胡风，端木蕻良似乎另有些看法。其实胡风在帮助端木蕻良最初步入文坛之际，曾经也是不遗余力的。鲁迅死后，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就是胡风在鲁迅家发现的，又经胡风的手送到“生活书店”。后送到“文学社”，并从九卷一号开始在《文学》杂志上连载。胡风也是首先介绍端木蕻良步入上海文化界的，介绍他认识了茅盾等许多知名人士包括萧红；胡风又是第一个撰写评论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的文章，引起文学界对端木蕻良的注意。可是端木蕻良在1981年8月16日告诉专访他的美国学者葛浩文说：自己“在一开始就不喜欢胡风，不仅是不喜欢胡风的个性，而且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主张”。当然，他和胡风之间的矛盾与隔阂的加深和公开化发生在他和萧红1938年5月结婚以后。另外，笔者曾于1996年致电胡风的夫人梅志，当笔者提及“端木蕻良”这四个字的时候，梅志马上表现出“无可奉告”的态度。笔者再三追问，她才说：端木蕻良“机灵、能干”。胡风确实写过评论端木蕻良小说的文章，但那是就小说而言的，而不是对人而言的。因为胡风和端木蕻良在很多方面是不一致的。
但无论端木蕻良和茅盾及胡风的关系亲疏如何，当时的端木蕻良能够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渐渐站稳和他们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机灵、能干的端木蕻良初次领略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以后，都市情调很快就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反映了出来。他文学描写的视野大大扩展了，尽管他在上海创作的大部分小说仍旧跳不出对他的东北故土的描绘，但至少有两篇小说是描写他的都市生活的：一篇是1937年刊载于上海《中流》一卷十期上的小说《吞蛇儿》，一篇是同年7月15日刊载于上海《文丛》一卷五期上的小说《三月夜曲》。前者是描写上海街头和靠卖杂艺而生的穷人，字里行间寄予极大的同情；后者则是描写两位城市里的穷知识分子和一个流亡中国的波兰女人的故事。尽管两篇小说的风格不同，一为写实，一为浪漫，但都能较准确地再现了战前上海的都市气氛。
在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浑河的急流》、《憎恨》、《轭下》、《被撞破的面孔》等接二连三地刊载于《文学》、《文丛》、《中流》等杂志上以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便写信约他编个集子，“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一向是严肃的，装帧朴素，开本大方。1937年6月，端木蕻良的第一本书——小说集《憎恨》——收入了《鹭湖的忧郁》等十个短篇小说，就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在《憎恨》的编辑过程中，富有编辑经验的王统照几次提议改《憎恨》为《鹭湖的忧郁》。可是端木蕻良没有同意，想来是因为他当时的思想比较紧跟时事，他企图强调一种对“恶”的憎恨。一直到几十年以后端木蕻良回忆起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倘要再有机会重版的话，我想把我的这第一本小说集子，改编为《鹭湖的忧郁》作为题名”，虽然他马上又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原来命名有什么改变”，但他后面这个表白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真正的含义是否他在此故意提请大家来注意他的想法改变了呢？
不久，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自7月1日又在上海《文学》杂志的九卷一期上开始连载。为此，《文学》杂志特别附写后记说：“端木之出现于文坛，是去年前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的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者界的一致之注意……此篇《大地的海》……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端木蕻良出名了，他的名字开始与萧红和萧军并列了。再加上其他东北来的作家，这一批人后来被文学史家王瑶称为“东北作家群”。其实“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无论是根据地方区域来划分还是根据文学风格来分割都不太严谨。应该说“东北作家群”也是一个流亡作家群，这个“作家群”是由于那个特殊环境造就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学现象，而不是宗旨鲜明的文学团体。“东北作家群”主要的创作特点是对故土乡情的描绘，并经常富有强烈的抗日倾向。端木蕻良作为“东北作家群”里的一分子，他的许多作品确实符合了这一点。
刚刚小有名气的端木蕻良更加紧地创作。大概是在6月底的时候，当茅盾见端木蕻良因不懈地创作，已有心力交瘁之现象，便劝他设法休息一下，又顺便托他为女儿了解一下青岛中学的情况。于是当端木蕻良看完了开明书店排印的《科尔沁旗草原》校样，便乘船去青岛游玩。7月7日，端木蕻良到达青岛，那天正值卢沟桥事变，时局已经相当不稳定。然而端木蕻良的情绪似乎并没有被时局牵制，他生前的一篇未刊作《钻浪》曾经详细地描写了他在青岛的情景。他说：青岛对他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和他中学的同学饶斌同住在“海洋俱乐部”，一起游玩，非常痛快。他喜欢在雨天里从桥亭里向外观雨，凭空幻化出许多微妙的光影；他喜欢在晚潮来临的时候，站在岩石上，看着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地升起。他们一群人常常穿着游泳衣从沙滩回来，真有几分回到大自然的感受。他甚至还非常投入一种十分刺激的“游戏”，那就是“钻浪”。眼看着排山倒海的浪头，铺天盖地地打来，有一次不会游泳的端木蕻良还差一点被海浪卷走。当他面临自己“肯定会化为沙泥”的事实面前，心中反而异常平静。等他死里逃生以后，他便感到自己“仿佛从海龙王那里回来一样高兴”，因为他“似乎已经探到了大海的秘密”，经受了海浪的考验。但是，很快“七七”事变使得整个国家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茅盾也来信催他回上海。不过这时青岛的游客和居民开始纷纷向外地逃难，车票、船票、飞机票都不好买，端木蕻良在那里一直耽搁到8月9日才回到上海。
端木蕻良虽然在青岛待的时间不长，却为他日后撰写小说《大时代》寻找了素材。刚刚回到上海的第四天，就撞上“八一三”的炮火，上海的夜空被火光和黑烟笼罩了。端木蕻良似乎非常兴奋，常常到上海的外滩去观战，或者爬到高楼上去俯看燃烧的战火。有一天还正巧遇上最有名的战役——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人一直引为骄傲的“出云舰”，端木蕻良亲眼目睹了“出云舰”被炸毁的壮观……从闸北飘来的纸灰拂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只有火才能换来新生。但是他当时还不知道他那呕心沥血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也差一点葬送在“八一三”的炮火当中。那天，端木蕻良来到茅盾的家里，茅盾拿出《科尔沁旗草原》的手稿告诉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在交付上海闸北“华美印刷厂”排版印刷的过程中，印刷厂着火，幸亏被“开明书店”的徐调孚从大火里将原稿抢携出来。端木蕻良听了不由心头一热，感激万分，十分敬重这位并不相识的徐调孚。
当上海打响抗战的第一枪的时候，端木蕻良正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一个木器店的后楼上。原本和他同住的还有他的朋友杨体烈。杨体烈是上海江湾国立音专的学生，弹钢琴的。为了相互有个照应，杨体烈邀请端木蕻良和他同住，端木蕻良在年初就搬到了那里。端木蕻良那篇《三月夜曲》里的故事，就是与这位学音乐的青年人有关。但是在上海战起之时，杨体烈先回四川老家了，当胡风知道端木蕻良一个人独住的时候，就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到了胡风的家里，胡风就给他拿来一双破旧的皮拖鞋，并告诉他这双拖鞋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里时买来穿的，后来又留给了鲁迅穿。当端木蕻良得知这是两位伟人穿过的拖鞋的时候，顿时对这双拖鞋肃然起敬，便向胡风要了下来，以后便当作“宝物”珍藏起来。据说萧红也早在1936年曾在鲁迅家穿过这双拖鞋。最后，这双意义深远的拖鞋不幸在中国的“文革”当中丢失。为此，端木蕻良经常惋惜不已。
1937年夏，《七月》杂志的筹备会在上海召开，胡风特别邀请了端木蕻良。这份《七月》杂志，后来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端木蕻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萧红。但是端木蕻良披露说，其实在这以前他已经见到过萧红，那是在1936年的夏天，端木蕻良在上海法租界里的一所公园里，曾经看见萧红、萧军、黄源等四人在一起散步。他们一群人边走边谈，潇洒翩翩的文人风度，引人注目。那时候萧红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东北女作家了，她的小说《生死场》早已发表，而端木蕻良仅是个无名之辈，因此他只能一个人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端木蕻良还记得，那天萧红身着大红衣服，从背影上看，她修长苗条，体弱有病的样子。萧红后来有些责怪胡风为什么不早介绍大家认识呢？并批评胡风喜欢“单线领导”，不坦率，把作家当作他的“私产”。是否萧红那时就对端木蕻良有些好感呢？在那次《七月》杂志的筹备会上，为拟定新杂志的名称而讨论时，胡风和萧红发生了分歧：胡风提议为《战火文艺》；萧红提议为《七月》。这是为了纪念“七七”事变，而且也比较雅致。虽然当时端木蕻良对萧红还没有一见钟情，但他即爽快地表态——支持萧红。
上海战事加紧，许多人开始向内地疏散。端木蕻良也由黑丁帮助买票，在9月底乘火车离开了上海，途经浙江，在新昌因风湿性关节炎复发无法行走，便和他的三哥来到绍兴附近的乡下——嵩坝稍住。此地离开鲁迅的故居不远，“当汽车在会稽经过的时候，看见那道小河，想起《故乡》里所描写的乌篷船就曾经在这里划过，……心中忍不住受着一次悲哀的袭击”。在那儿，端木蕻良写下了哀悼鲁迅的文章。后来端木蕻良又以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撰写了他的中篇小说《江南风景》，以一种反讽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某一江南小镇上各阶层人士在日军进犯前夕的反应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