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第二次来到天津的时候，他发现经过二七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天津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南开更是以自由思想、文明开放而独树一帜。校门口小书摊的表面摆着乌七八糟的书，下面却藏着列宁的《暴动的艺术》、《反杜林论》等等。年轻的端木蕻良在那里渴望吸收各种各样的新知识，便充分利用良好条件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其中有莎士比亚、屠格涅夫、马克思、尼采，他都收罗阅读了。端木蕻良仍旧最喜欢文学，他发现他很幸运，因为他的文学老师当中有知识非常渊博的“陈虞荪、孟志荪、田聪、万曼、孔茗君等”，他们思想开放，对端木蕻良的成长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他们的鼓励下，端木蕻良阅读了许多翻译作品，其中有俄国、法国、英国的文学经典：《哈姆雷特》、《罗亭》、《莉莎》、《奥勃洛莫夫》等。端木蕻良也不管是什么作家写的作品，只要能够启发他、激动他、使他透过这些作品可以认识世界以及人类未来的，他都崇拜。他说他“自知无知，愿意从别人的作品里得到教育”。他觉得自己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失去的只是愚昧，得到的却是整个的世界。他甚至明确地声明自己“认识世界就是通过文学来认识的”。那时候端木蕻良除了喜欢文学以外还很喜欢音乐，许多年以后，他为音坛写过一些歌词，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仍旧对校方每个周末放映的免费电影非常感兴趣，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但这时候吸引他的已经不仅仅是电影里的故事以及男女主角了，而是更加对“电影里的光和影的艺术，以及和文字的不同表现方法”发生兴趣。他后来承认：电影艺术对他是有不小的影响的，“如蒙太奇、剪接、特写，以及对白要少于画面等”对他的“文学创作都起过借鉴作用”。端木蕻良说过，他最喜欢德国导演帕勃斯特的早期作品，他深深地被电影叙述手法和剪接技术吸引，那种直接的视觉音响的渲染激发了端木蕻良，那种精练的影视表达吸引了端木蕻良。后来他在很多小说里，常常运用电影剪接画面的叙述手法。他说：他“确是想在《科尔沁旗草原》中用一些蒙太奇手法……不愿用旧小说那种手法，用剪接的手法比较干净利落”。夏志清在他评价端木小说艺术时说：“目前，我们可以指出端木显然被电影对小说的艺术蕴义所吸引，而且确实是第一个中国小说家公开承认他受过这种艺术媒体的恩惠。”
在天津南开中学，端木蕻良改名为曹京平，这是因为他当时非常推崇诗人屈原。屈原的本名为“平”(“原”是屈原二十岁以后用的字)。在端木蕻良的写作生涯中，他曾经用过了很多的笔名，其中的第一个笔名是黄叶，用了他的母姓，这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许多作家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常常采用母姓。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丁玲、靳以等都是这样。
大概是在端木蕻良高中一年级的那年，有一天，端木蕻良收到的一封信，开头称端木蕻良为“京平弟”，署名为“张伯苓”。这个张伯苓就是南开的校长。张伯苓是个有着非常明显的民主倾向的人物，思想开放，信奉“教育救国”。端木蕻良曾经说：“张伯苓是个实干家，在教育理论上他没有著书立说，至少我没有看见过；他又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他的教育思想，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那天张伯苓写信约定端木蕻良到校长室谈话，了解端木蕻良的学习情况和课外活动，特别提及蔡元培先生最新发表了一篇有关青年问题的文章，端木蕻良察觉到校长对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一个著名的校长，能够和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促膝交谈，可见这位校长确实是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由于这位校长的开明，南开还成为一个革命的摇篮、自由思想的庇护所。端木蕻良在校学习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很多的学生组织了，其中包括科学、文学、艺术、政治、体育等各方面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都吸引很多同学去参加活动，端木蕻良“参加的就有生物学会、美术学会、学术观摩会等”，还担任过生物学会会长呢。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那儿也是非常活跃，在同学当中影响很大。整个学校就好像一个拼花板，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共存。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里，端木蕻良作为一个关外来的草原之子，一开始只有更加倍地学习，努力追赶其他那些大城市长大的捷足先登的南开同学们。
不久，端木蕻良各方面的才能开始显露出来了。先是按照校长张伯苓当时所推行的普选制度，当选为南开义塾校长。那时，他仍然喜欢美术，担任了美术学会会长，他把美术学会的会旗就挂在床头，以示荣耀。他常常为《南开双周》等刊物设计封面，还画过书页插图，发表过指纹画、漫画、国画等。他也爱好体育活动，是足球运动员，这和南开一向注重体育锻炼是不无关系的。这时候的端木蕻良也崭露了他的写作才能。“在一次全校论文比赛的观摩大会上，孔另境把他的一篇文章评为首卷。他的英文学得很出色。”不久就可以阅读原版的文章了，中国现代作家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一度是他的英文老师。由于他二哥的影响，端木蕻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学习英文，当时南开的很多课程都是用英文开课的，其中物理和化学的教科书也是英文的。这使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外语。后来他曾经翻译了英文的小说和诗歌，如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等。端木蕻良还自学过日文、意大利文。那时，他经常从高班同学唐锡朝那儿得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美共机关报《新群众》、世界语杂志《世界》。他通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对其中的民有、民治、民享很有兴趣。他还从同学唐永健那儿学会《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而《马赛曲》则是端木蕻良最喜欢的歌曲了。
端木蕻良开始活跃起来。还在初三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初三三组的“三三文学研究会”，后来又跨越班级组织了“文艺联谊会”。不久，经全校选举，担任南开校刊——《南开双周》编辑，并为其撰稿。仅该刊第六卷就登载了端木九篇文章，及书报介绍、启示多篇。在今天的南开图书馆里均可查阅到端木蕻良当年署名“曹京平”或“京平”，发表在《南开双周》第六卷上的文章。一期(1930年10月16日出版)：《青年运动》、《法国大大主义文学》；二期(原刊未署时间，约10月上旬或11月下旬出版)：《生命解放和青年联艺会》，三期(11月10日出版)《因二十六周年纪念而希望双周的讲话》，四期(11月15日出版)《诗的讲话》、《给00》(诗)、《邂逅》(诗)，五期(原刊未属时间，约11月下旬)《论辽赈》，六期(12月出版)《青年与文艺》。此外，还发表了论文《人生的探索》、《立体的人生》，主张青年人要全面发展，从各方面丰富生活，探索知识。据说有个专作期刊编目的杂志《引得》曾把这两篇文章编进“社会评论”栏，后来又有一位同学竟把这两篇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原封不动地拿到天津的《益时报》发表，实为剽窃。
当年的端木蕻良似乎还很有些胆量，作为校刊的总编，也不管校方的冒火反对，竟然把校方发布的公告、条例等，甚至何时放假，何时开学一类的消息，都归拢在一个他自己命名的“断烂朝报”专栏刊出。端木蕻良起初力图把校刊办得文艺气息浓一些，但是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就对这份仍含有校方意识的刊物不满意了，便和胡思猷、刘克夷等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人社”，自己出版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定名为《人间》，封面是借用日本同名文艺刊物的。然而才出了一期，他们就依然不满意，便改《人间》为《新人》，封面是红的，上面有个黄色的长方形，中间印有长方形的“新人”两个字，很醒目的一个三十二开本。
当年和端木蕻良一起编辑《新人》的胡思猷是胡适的侄子，也是端木蕻良在南开的好朋友。端木蕻良认为胡思猷并不喜欢他的叔叔胡适，因为他常常告诉端木蕻良有关胡适出洋相的事。胡思猷曾经写了一篇小说，是以他的父亲为原型，刊登在《新人》第一期上。端木蕻良在第二期上也写了一篇，端木蕻良觉得，他的这一篇没有胡思猷的写得好，但是这篇发表在《新人》第二期上的小说《水生》，正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后来端木蕻良说：“从这儿，我开始了文艺创作。”这是1929年，端木蕻良十七岁。毫无疑问，端木蕻良最初这些在中学年代的编辑经验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是很有帮助的。
1931年3月，端木蕻良在《南开双周》第七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杜威德育理论》之后即赴北平自学了几个月。他曾在《我是中国人》一文中提到：“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一的时候……受了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我一度和陶行知先生长子陶宏离开南开，到北京自学，我和陶宏两人住在北京东不压桥。陶宏无师自通地翻译《艾迪生传》，我跑图书馆，写诗和小说。”
一直到当年的秋天，9月间，端木蕻良才又回到天津南开继续学习。同时，端木蕻良还主编了校内《汽笛报》的《号角》专刊，专登文艺小品和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