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留下的未竟之业
法国近代思想家蒙台涅曾分别对亚历山大大帝和苏格拉底进行思想提问的实验。蒙台涅说，如果有人问亚历山大，他能做什么，他一定会回答说“征服世界”。而若把这同一问题考问苏格拉底，他则将会回答“活得像一个人”。这里，蒙台涅给了立下赫赫战功的马其顿国王和最终饮鸩而死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一次对话的机会，而这次对话的意味早已超出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本身，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进行一次探索。在这一臆想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必然要诘问亚历山大：“那么，你征服世界是为了什么呢？”看来，人在行动之前必须先认识人生的真面目，以“活得像一个人”。蒙台涅因此而赞赏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更具普遍意义、富有影响而合情合理的”。
那么，人怎样才能“活得像一个人”呢？这一看似同义反复的问题其实可以这样提出：人生的真面目是什么呢？几乎自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以来，这一问题就每每被人追问，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答案。然而，这一问题又总是悬而未决，被视为难题。如陈独秀就有这样的感慨：“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此哲学上之大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似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陈独秀不仅把人生的真相问题归结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断定就今天人类的智力而言，这个问题是断不可解决的。于是，揭示人生的真面目的问题就很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了。
有趣的是，在这同一问题上，冯友兰先生却作出了一个与陈独秀正好相反的回答。在其著作《一个新人生论》中，冯友兰否定了人生真面目之成为问题的可能。冯友兰以为，人生就是人自己的“举措设施”，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人生，舍此，更无别的所谓人生之真相。所以，“‘吃饭’是人生；‘生小孩’是人生；‘招呼朋友’也是人生；艺术家‘清风明月的嗜好’是人生；制造家‘神工鬼斧的创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载地的仁爱’也是人生。……问人生是人生，讲人生还是人生，这即是人生之真相。”具体的人生就是人生的真面目，如果在这具体的人生之外还要求一个抽象的本质的人生真相，倒有点像那个“郑人买履”的故事了。明明实在而具体的脚就在郑国人自己的身上，他却还要去找寻他的脚的“真面目”，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冯友兰称在具体的人生之外再找一个人生的真相为“骑驴觅驴”。
然而，冯氏并不以为他这么一来就完全化解了人生真相、人生真面目作为问题的存在。他意识到，当陈独秀问“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时，陈氏真正所问的并不是人生之真相“如何”——是什么，而是问人生之真相“为何”——为什么。这里，冯友兰感觉到了“人生之真相”这一问题中语词所不能尽的深深的底蕴，这种底蕴实发自人的天性之中。而对于人生的解释，对于人生为什么的回答，可化为两个问题，即人生的原因和人生的目的。其中，前者可以存而不论，人们真正所要问的乃是人生的目的。由是观之，不管对于人生目的本身的看法怎么样，欲揭示人生的真面目，“活得像一个人”，就不得不考虑人生的目的论问题。
冯氏对于人生目的采取相当简慢的态度，他不仅不赞成规定整个自然界的目的论观点，而且不主张对于人生目的的执著或曰积极的态度。冯氏认为生活就是一切，所谓的人生目的则“天机”不可泄漏。而若强说人生有目的的话，那也只能谓人生目的为“生”。“自然而然地去生”是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会去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从“生”之中硬抽出一个人生目的或于“生”之中另找出一个人生目的，反倒是对自然的本来面目人为地破坏。冯氏进而以为，即使没有人生目的，找不出人生之所为，人生没有意义规定，也完全无碍于自然，无碍于人生的完成。
与冯友兰的自然主义态度相反，人类的天性似乎要求某种人生目的的存在，这种要求常常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处境的思索。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深深地被人类的处境所触动，他说：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只是来此作短暂居住的旅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不过有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确有某种目的存在。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极其开阔的思想视野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不仅开创了科学史的新世纪，而且也是对人类思想史的划时代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当他思索人类的处境与命运时，却怀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深深的目的论情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能够感动人的真诚的情怀，一种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情怀。也许，爱因斯坦的心中所萦绕的是某种对于人的意义的追问，某种可以使人生发亮的东西。
实际上人类大思想家中关心人生目的的人还是不少的，在爱因斯坦之前两百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曾被人生的处境深深触动。在其名著《爱弥儿》中感叹道：“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赤条条地一无所有的，任何人都是注定要死的。做人的真正意义正是在这里，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免掉这些遭遇。”在卢梭看来，这是人的生存的遭遇，是人类所无法更改的宿命。但是，卢梭断言，人类可以说是诞生过两次，“一次为了生存，另一次为了生活。”
从“生存”的角度来说，人的出生、人的死亡构成了或者说决定了人的一切，这是做人的“真正意义”。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种所谓的意义本身肯定也是最没有意义的，谁也不会承认人的真面目就在这种无奈的意义之中。因此，相对于“生存”，卢梭以“生活”作为人的第二次诞生。于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仅有肉的诞生，而且还必须有灵的诞生。可以说，人的第二次诞生是人生的意义的诞生，人生的目的的诞生，人生的真正的开端是超越“生存”的“生活”。
科学家的本能冲动和思想家的睿智断言在心理分析学家那里似乎得到了冷静而清晰的解释。美籍德裔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弗洛姆在《人类的新希望》一书中，分析了人的处境及其寻找人生目的的必然性。弗洛姆声称，人生而为自然之畸形儿：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并最终归于自然；但是，另一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意志的存在又使人超越了自然。因此，这一自然的畸形儿不可能听命于生物界所服从的本能原则。但是，人又不能没有使之如有家园之感的行为原则，不然，他就无法逃脱彻底的无助、迷失方向和无根之感，不可能逃脱发疯的命运。人必须去找寻决定行为的种种原则，并以这些原则来代替本能原则。这些原则也就成了人生的方向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