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惊呆了，说：“怪不得我哥说他人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托人寄钱，却总也见不着人。”她的泪水簌簌流下来，真没想到，好心大哥就是已经被她炒掉的瘸腿汉！
叶梅问道：“那好心大哥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郑老板的眼睛也湿润了，说：“他不仅是你的好心大哥，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7年前，郑老板从台湾踌躇满志到深圳办了这家电子公司。由于他的家族在台湾赫赫有名，他被一个黑社会团伙绑架，歹徒将他关押在一幢楼里，让他家人拿巨款来赎他。他趁看守不注意，写了一张求救纸条扔到窗外，声言只要救他，当付100万元酬谢。凌晨三点多的时候，一位壮汉顺着室外下水管道爬上来，打昏看守，带着他逃了出来。走到冷清的街道时，郑老板长舒一口气，让这壮汉跟他去住处兑现100万元酬谢。谁知这汉子冷冷地说：“你走吧，我还要回工地守场子。”郑老板吃惊地问：“难道你不是拾到求救纸条才来救我的？”汉子一愣，生气地说：“什么求救纸条，我跟踪这伙坏人已经很长时间，这次是想上来寻找线索，救我被拐骗的妹妹，顺便把你救了出来。”正在这时，一辆亮着刺眼灯光的轿车对着他们直冲过来，汉子喊了声“不好”，奋力将他一下推开，可自己却被轿车撞倒在地。轿车一停，下来两个歹徒，抡刀便向躺在地上的汉子砍去。一旁的郑老板见势不妙，赶紧逃走。后来他通过公安局才找到这位被砍得奄奄一息的汉子，经过一番救治，把他接到自己公司。
叶梅听到这里，这才明白好心大哥是因为伤残改变了外貌和声音，以致自己没能认出他来。
郑老板说，几年来，他多次想报答老丁，不论他提出什么条件都会满足他，可老丁始终只有一个条件，说他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妹妹，希望她毕业后能进公司工作，将来能做一番事业。
郑老板接着又心情沉重地说：“他把你安顿好后，一直在想办法离开公司。我知道，他这是要去找他失散10年的妹妹。”
此时的叶梅泪流满面，哭喊道：“哥啊，你是我在世上最好最亲的哥！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要找到你，今生今世好好照顾你！”
长兄如父
我哥比我大整整10岁，他的小名叫筛子，这是因为母亲在我哥小的时候总是将他放在一个筐里面，上面盖个筛子，母亲干活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也因为这，大家自然而然给了我一个小名——“小筛子”。我哥不上学绝不是因为他不聪明，他本来已经在县城高中上了好几天的学，但忽然就不去上了。为此他的班主任特地来我家一次，本来是想劝他上学，可一看我家的情况，连劝的话也没说，丢下10块钱就回去了。
我哥退学后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干活挣工分，二就是我的学习成绩单。哥没有继续读书却坚决让我读书。这并不是我家条件比过去好了，而是因为我有哥，我哥却没有。虽然家里条件因他的退学比以前好了一点点，可是接连而来的困难也就更多了。主要是因为我哥岁数大了，而岁数一大找对象就特难。有好多姑娘都看中了我哥，却因为我们的家庭条件望而却步，偶尔有看上的却要我哥去倒插门（做上门女婿），他当然不同意，我哥不肯撇下我们全家自己去过好日子。为此我打算学哥当年的样子退学，我哥却因此恶狠狠地打了我，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
哥的婚事没有着落丝毫没有影响他干活。那时已经搞改革了，而改革就给哥带来了施展才能的机遇。哥比以前更忙了，他盖了房子，也说上了对象，这时哥已差不多到了而立之年了，大伙都劝他早点结婚，可我哥却坚决等我高考完再说。
我不能对不起我哥，也终于没有对不起他。哥看到录取通知书比我都高兴，只是他因为我考的是军校不满意，因为他怕我在军校里苦着累着。军校是苦是累，可哪有我哥苦哪有我哥累？而上军校可以少花家里钱，甚至不花家里钱，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军校，我就是冲着少花钱去的，不能再让哥为我操心了。
哥亲自送我去军校，因为军校离我家很远，坐火车也得几十个小时，中途还得倒趟车，这对我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学生来说是太难了点儿。再者，我知道哥已经把他少时的读书梦嫁接到了我的身上。那种情感我实在是形容不出来。所以我就同意哥送我了。路上没有任何的耽搁，只是到了学校要和哥分手的时候，看着他因为劳累而已有很深皱纹的额头，因为舍不得我而拼命忍着泪水的双眼和那瘦弱的身躯，我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一张多余的试卷
又到了期末考试，我被调到二年级的一个班监考。开考的铃声响了，我将卷子发下去，雪白的试卷像翻飞的浪在孩子们手里传递着。待教室平静下来，孩子们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时，我忽然发觉按理应当有一份多余的试卷，以便学生答卷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解答调换用的，怎么没有了呢？我没多想，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一边用目光巡视着。
一个靠前排的小男孩吸引了我的视线。他的头垂得离卷面很近，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写字。我好奇地走近他，发现他衣着单薄，一件短旧的单衣里面，只有一件大人穿剩的肥大毛衣，露在外面的袖口处早已破烂成絮。男孩的双腿在桌子下面瑟瑟发抖，他发觉我在看他，赶紧将双脚收拢回桌子下面，却不经意地露出了他那双破旧的运动鞋，鞋面上有些脱胶，污脏的雪水正从里面渗出来。
我顿时心生感慨，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深谙贫穷的滋味。我的手轻轻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打了个激灵，抬起通红的脸，目光闪烁游离，不敢与我正视。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微微笑了，示意他直起身来，保持坐姿。他会意地还我一个很腼腆的浅笑，不好意思地纠正着姿势，向我投来一束感激的目光。
以后几天的监考中，我总会踱到那个男孩身边，充满爱怜地凝望着他瘦小的身影。尽管他那冻得红肿的手在握笔时显得力不从心，但落在纸上却是铿锵的笔画，那种执著的全力以赴的神情令人动容。
接连几场考试无一例外没有剩余的卷子。直到最后一科历史考试，有个同学要求调换印刷不清的试卷才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发生这种情形我是多么失职呀。我尴尬地清了两声嗓子，严厉地说：“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再次重复道，“谁拿了试卷，站起来。”教室里依然寂静无声，我用犀利的目光从孩子们的脸上逐个扫过。这时，那个一直被我倾注关爱的小男孩，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显得那么楚楚可怜。他的头垂得很低，缓缓地从桌肚里抽出一份卷子来。真是恨铁不成钢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下子夺过了试卷。
教室里又恢复了安静，同学们埋下头去，刷刷地做着题，只有那个小男孩仍然站在他的座位上。我没叫他坐下，心想，算是给他一个惩戒，让他记住，穷不可耻，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行为。
这最后一科终于考完了，我收齐试卷后，正要离开教室，却被同学们哗啦哗啦地围住了。我诧异地愣住了，站最前面的一个女生有些怯怯地说：“老师，张波多拿卷子的事不要告诉校长，好吗？”她这一起头，其他同学也纷纷附和着：“老师，您就原谅他吧……”这是怎么回事？我远远地望了望那个叫张波的男孩，他正站在座位上无声地抽泣着。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解释：“张波家穷，他有一个残疾的哥哥，不能正常走路。哥哥无法上学，却想读书，只有靠张波和同学们为他辅导。那张卷子就是给他哥留的……”
原来是这样，一张薄薄的试卷竟包裹着这样一份深厚的情谊。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眼眶潮湿了，急忙用手去擦拭。那张多余的试卷将我的心压得分外沉重。我走到张波身旁，从试卷袋里将它抽了出来，轻轻地塞进张波的手里。
同年同月同日
小的时候，我与大我一岁的哥哥一同住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就因为哥哥大我一岁，所以自小他就懂得让着我这个弟弟。
1970年夏，我们哥俩一块儿到村里的小学读书。我们都很勤奋，成绩也一直很好。初中毕业后，我和哥哥一同考上了离家40多里的城里的重点高中。而哥哥却选择了离家不过10里路的一所普通镇办高中，理由是怕与城里的人相处不惯。我带着几分惋惜和不解，独自进了县城就读。
上高中后，每逢节假日我们兄弟俩相逢，我就向哥哥兴高采烈地报告我的好成绩，但是，当我偶尔问起他的成绩时，他却摇着头不太在乎地说：“一般。”
1982年夏高考结束后，我兴奋地捧回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哥哥却名落孙山。望着哥哥痛苦的身影，我忍不住为他悲叹起来：“唉，哥哥的命真不好！”
我去大学读书的那天，哥哥一直默默地将我送到十几里外的班车站。班车徐徐开动了，哥哥忽然跑上来透过车窗玻璃看着我，似乎要叮嘱我什么，但却没有开口。这时，我看见他终于忍不住哭了。我鼻子一酸，也哭了，一半为我们兄弟分别难过，一半为哥哥伤心。
望着哥哥那越来越小、越来越显得孤单的身影，我不禁又可怜起他来：“唉，都怪他命不好，没有考上大学。”
后来，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早就有了心脏病，母亲贫血，哥哥为了照顾家，当年才放弃了上重点高中的机会。
我上大学后不久，父母因病成了半个劳力，哥哥便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他每天起早摸黑在田里劳作，拼命地干活赚钱给父母看病、供我念书。此时我才意识到：若是哥哥真的也考上大学，就凭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条件，那也只能是一个也念不成大学。上大学第一次放假回家，看到累得瘦猴一般的哥哥，我很内疚，也很感激。可是，时间一长，我便没有了这种感觉，反而想，这都是命，这只能怪哥哥的命不好。若当初考进大学的不是我，而是哥哥，那么，现在在家受苦、供人读书的就是我了。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省作协工作。
去年五月间，我回乡下老家去探亲。为了给一个朋友正读初中的儿子找一本复习资料，我私自打开了我与哥哥小时候合用的、现在放在家里由哥哥保管的旧书箱。书箱里，一摞摞的旧书摆得整整齐齐，箱子的角上，放着一叠哥哥念高中时得的奖状、三好学生证书等物。我好奇地看着。忽然，一张薄纸紧紧地牵住了我的视线，我变得目瞪口呆，脑袋嗡嗡乱叫起来，内疚、惭愧、感激与激动在心中交汇成巨大的洪流，海潮般地冲毁了多年以来一直筑在我胸中的自信与自豪的堤坝。我终于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我用颤抖的双手如捧珍宝一般捧着那张压着钢印、盖着鲜红印章的薄纸。虽已收藏多年，但在我看来那印章依然鲜红夺目。那是哥哥的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录取他的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名牌大学。录取时间居然与我大学通知单上的时间是同年同月同日。
姐姐的辫子
我4岁时父亲去世，6岁记事，那时候姐姐19岁。她有一对长及腰际、乌黑发亮的辫子。门前有块大石板，每天早晨姐姐都坐在石板上自豪而惬意地整理她的长发。那时姐姐已经有了婆家，姐姐和那小伙子的感情很好，他曾悄悄送给姐姐两对红绸带，姐姐剪下一缕头发，用绸带扎着给他作定情物。我常摇看姐姐的手问：“姐夫啥时来娶你呀？”每当这时就有一片红晕飞过她的脸，像天上的红云彩，美丽又动人。
婆家不愿再把婚事拖下去，托媒人来退亲。那天晚上姐姐一剪刀剪了辫子，长长的辫子软软地落在地上，我们呆呆地看着她，姐姐一把搂住我们说：“别哭，姐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嫁。姐一辈子养你们，供你们。”从那以后，姐姐的辫子再也没有留长过，长一点便剪掉卖了，换火柴或是针头线脑。
姐姐硬是把二哥、三哥供到初中毕业，又硬是帮他们把媳妇娶进了屋。当我考上中专时，姐姐已经29岁。那年三哥刚刚娶了三嫂，家里一贫如洗，连告贷也无门了。报名前几天，姐姐只好挑了几挑粮食到粮站卖了，好歹才凑齐了学费。
在我们三弟兄的一致坚持下，姐在29岁时嫁给了一个单身汉。当短发的姐姐穿上嫁衣笑吟吟地从屋里走出来时，我突然想起姐姐在大石板上梳理的长辫子和她在砍柴时唱的歌，双眼潮湿了……
如今，我们三弟兄都有了幸福的家，姐姐也成了一个标准的农妇。她偶尔到我家里来，会背些农村的新米、鸡鸭之类的土特产。我曾经和她坐在阳台上，深情地回忆从前的岁月，感谢她对我们三弟兄的养育之恩，并长久地为她所失去的青春而痛惜。而姐姐满脸愧疚，一遍遍地检讨，那回二哥逃学不该打他，另一回三哥春游不该吝啬那一块钱使他没能去成，还有一回不该在朋友面前骂我伤了我的自尊……
前几年，城里的女孩在厌倦了披肩发、短发后，又追起结辫的时髦。但她们的辫子从形式到内容根本不能和姐姐的辫子相比。姐姐的辫子是首歌，不但记录了中国乡村的一个时代，而且能细细滋润任何一个现代人正在沙漠化的心灵……
分不开的紫荆树
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
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情同手足，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统统分成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