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风水风水学(历代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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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风水建筑文化概论(4)

这种哲学上的理论思维,归复于“相其阴阳”的风水家,风水理论也因此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成分,虽有玄学乃至迷信成分,同时也乏富涵辩证法的中肯哲理,而且,其理论思维又直接导致以山川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美学日趋发展臻于成熟。如风水家论山水,以山主静而属阴,水本动而属阳,则讲究山水交会,动静相乘,阴阳相济,乃有情之所钟处。故山有“指山为龙兮,像形势之腾伏”的种种寻龙之法。而左水,则求其静而臻于美,故“左水为美,要详四喜,一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而山水植被阳光空气以及建筑形式空间布局,也莫不讲究,“动静阴阳,移步换形,相生为用”,“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处浓,几处淡,彼此掩映,方成佳景”,等等。而可以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这种艺术哲学的臻于完善及其丰富实践,才促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风格,达到极高艺术境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评述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他—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这对于传承数千年的风水术,无疑是—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风水与阴阳变易、生生不息

《周易》所阐述的宇宙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中,《传》以阴阳说《易》,认为阴阳不仅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两种基本要素,而且也是宇宙万物一切变化现象的功能属性:“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考阴阳原义,“阴”为云覆日,“阳”为日出;引申为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里和表等一切对应或相反的事象。故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依此类推。《易经》对此进行了抽象化的概括,把阴阳看作推动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因而支配一切事物,这就使阴阳说具备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的性质。

阴阳说在《易经》中最集中地表现在“乾卦”和“坤卦”中。

“乾”表示天,是日出光气舒展的形态。天是动的,具有刚健的性质,也代表“君”和“父”。乾卦全由阳爻组成,其中象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子辞曰:“大矣哉!大哉乾夫?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这里,赋于天以生生不息万物成长的原动力的功能,六位阳爻,随着时间的发展,由潜伏、显现、成长、跃动、飞腾到满盈,这六个阶段的变化。其中充满了对由乾卦所象征的刚阳之美的高度赞誉。它和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无不为”贵阴柔的主张不同。《易经》贵刚阳,提倡“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坤”表示地,柔顺、安静而舒展。坤卦全由阴爻组成,其象辞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至柔”,“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地道、妻道、臣道,它有顺天,滋养万物的功能。它包容、宽厚、含蓄、顺从、柔弱。它是大地母亲品格的象征。

风水的这一阴阳论宇宙观把大自然分为壮美——阳刚之美和优美——阴柔之美两种类型。所以古人曾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悬崖、飞瀑、狂风、骤雨、大河落日或无边草原以及“骏马秋风冀北”都体现了阳刚之美;而清风、皓月、暗香、疏影、小桥流水、碧波杨柳以及“杏花春雨江南”都是阴柔之美。

阴阳相推、刚柔相摩、动静相继即宇宙生生不息的变易。这种观念,孔子、老庄已倡其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传)“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它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变所适,形成日新月异的变化。即“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真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气”、“韵”结合,骨肉结合,就使大自然阴阳变易,生生不息。气韵一词可以分解诠释,气韵的“气”常指气势、力度、风骨而言,是和人的天赋的气质、个性直接相联的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常是由作者的品格、气概所给予作品中的力的、刚性的感觉,并常以“骨”字加以象征,在审美感受上表现为阳刚之美。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都贯彻了“重气之旨”,钟嵘的《诗品》更进一步以“气”为建立他的全部诗论的根本。一般来说,气韵的“韵”字的含义要比“气”字复杂得多,它常指一种具有审美直感性的超越社会生活功利束缚的情感、智慧、精神的美。它具有艺术所必须具备的超凡脱俗、微妙难言的个性。古典艺术理论中常有情韵、雅韵、远韵、玄韵、素韵等概念出现,常指一种具有玄学意味的风姿神貌。如果说,“气”常与有“力”的内容相关的话,那么“韵”常与有“神”的形式相关,韵的性格常表现为清远、通达、放旷,或潇洒不群,或精微蕴藉,包含一种以“超俗的纯洁性”(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154页)为基抵的阴柔之美。

“气”、“韵”虽有区别,但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只是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有所偏重而已。中国的书画艺术中常有两种情况,卫夫人在《笔陈图》中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又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中说:“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称。”书画中不同的笔法,可以通过燥润、方圆、藏显、肥瘦等多种形式表现阳刚阴柔不同的组合,即不同的气韵。一般来说,气韵不可偏废,有气而无韵者,虽豪宕激越,但质木无文,显得粗野、直露,缺乏深远的韵味;有韵而无气者,则笔弱词靡,文秀质赢,显得柔弱、纤细,缺乏气势力度。而在气韵兼具的情况下,强调“气”者偏于阳刚之美,强调“韵”者偏于阴柔之美。

最能体现《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就是“生动”和“生气”两种观念。“生动”是环境景观的外部形象。“生气”也即气韵,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

“生动”一词又可分开来解释,“生”即生长,“动”即运动,生长不能脱离运动,有运动才有生长,它必须具有如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的运动感,纵横挥洒或流动飘逸的机无滞碍的流动感,或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或如“流电激空,惊飘戾天”。

《庄子》认为宇宙之中,形之最大者为天地,气之最大者为阴阳(《则阳》)。“大明之上”是“至阳之原”,“窈冥之门”是“至阴之原”(《在宥》)。“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而有万物(《则阳》)。人亦“受气于阴阳”(《秋水》),“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正由于此,人体内部作为一个小宇宙,也有阴阳二气,为人应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天道》)。她和大自然一样,阴阳交易,生生不息。

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循环观

渊源于西方的地学观念认为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只有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才是有生命的有机界。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风水地理思想与此不同,不仅认为人和生物有生命,而且认为天、地、生、人各大系统之间组成一个整体性的大自然也是有循环、轮回,有新陈代谢的系统。

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先秦时代的《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万物由阴、阳结合而生成。阴阳是生命的本源,是“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神明”不是鬼神而是精神。《黄帝内经》的《素问》进一步解释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阴、阳,有生气和活力,所以空中的大气才会呼呼流动以成风,草木才能欣欣向荣而生长。天地间有风、寒、热、湿、燥这些无形的元气,有金、木、水、火、土这些有形的物质。“气”和“形”相交,就生化成彩色缤纷、丰富多彩的万事万物了。总之,“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万物并至,不可胜量”。从那一望无际的太空,到运转不息的日月、星辰;从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季节变化到生生不息的动物、植物,其生命的源泉都是阴、阳的“幽显既位。”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亡谓与。”

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他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老子把“道、天、地、人”视为“域中四大”系统。其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机理;“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及其大气与天空;“地”是地理环境;“人”是人类及其社会;“自然”是自然规律。其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要适应地理环境,人虽然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同时人又独立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有其本身发生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它又受天体运行的支配。天、地、生、人都有其内在的机理,最终都要服从于运动不息的自然规律。他们“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各自的层次中,不同的轨迹上周而复始地永恒运动着。

阴、阳结合则为太极。它是生命的种子。《易经》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补依存,具有均衡、和谐、对称、协调的机制。“《易》以天地为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和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其意思是:《易》客观而严密地反映了天地构成和运动变化的道理。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借助它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探知其中或幽或明的奥秘,追溯事物的起始,跟踪其发展的轨迹,直至终了。于是就会知道天、地、生、人,万事万物生死轮回的规律。其根本之点是万物天地都是有机体。

天地是一个圆满自足的、自本自根的自然活体。老子《道德经》25章中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说法则根本肯定了科学的自然主义。

这是一首赞美自然活体的独立个性的诗。其意为:

自然

摆脱一切权威,

因而独立自在:

从来不侵他力,

却能作成万物。

自然超越诸神,

实为万物之主见陈立夫:《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这是把天地自然万象都当做一个不受意识控制的有机整体,天人宇宙互为一体。

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一由阴、阳结合而构成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英国李约瑟博士总结说:

“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字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我们中国地理学界是值得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于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今天,钱学森教授号召研究“天、地、生、人系统的相互关系”,倡议建立“地球表层学”。这与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有机宇宙观的高度评价,真是中西呼应,不谋而合。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熟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汽循环的思想。晋郭璞(公元276~324年)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