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 余赛妹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遇上了国家教育科技重大政策出台，使我在母校的培养下，走过快乐的人生道路。
１９５２年我高中毕业，正值国家急需发展高等教育，出台了为大学生减免学杂费、食宿费政策，我遇上了这个好时机，更幸运的是使我有幸进入上海医学院，迈出人生关键的第一步。上医拥有一批真才实学、教学有方的名师，我听他们上课真是一种享受，受益终身。在老师们认真教书、严谨治学的敬业精神熏陶下，学生们也都刻苦学习，积极进取。那种尊师爱生的和谐学习环境，至今仍使我对母校怀有深情的留恋。
那时，我们学生还十分留意老师们的一些 “轶事 ”。如颜福庆老院长在 “五四 ”时期曾给杨开慧治过病。３０多年后，毛主席不忘旧情，在颜福庆参加国宴时特邀他坐在自己身旁，向他表达深深的谢意；黄家驷副院长曾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总队长，用高超外科技术为最可爱的人服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晚宴时也曾被邀坐在毛主席右侧主宾席。还有上海解放初期，南下部队在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军训受到日本血吸虫感染致病时，钱惪教授率师生去部队治愈了一万多名患者，被誉为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 ”，并光荣出席首届全国劳模代表大会。沈克非教授为我国首例脑肿瘤开颅手术切除成功，等等。老师们的这些光荣事迹，深深地激发了上医学子对母校的崇敬和自豪 ！老师们上课、实验、查房、手术时的行为风范，也成为学生们课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对老师的衣着打扮也有意模仿。例如男同学最喜欢林兆耆教授的发型和步态，女同学最欣赏王淑贞教授的服装和风度。可见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学生心目中都成了崇尚之处 ！在短短的６年大学生涯中，我不仅接受医学专业知识的系统培养，而且政治思想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在大学三年级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初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还因是学校共青团半脱产团干部而晚了一年毕业，得到了社会工作的锻炼。这一切为我以后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１９７８年我被任命为基础医学部副主任，分管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工作。那年正好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重要思想，似一声春雷，迎来了科学事业的春天。这对于我这名刚上阵的科研管理新兵来说，是个莫大的鼓舞，工作也有了方向，从而信心百倍，大胆地去做每项工作。在基础医学部赵辉老书记、郑思競老主任和各学科老师们的指导和支持下，工作开展得十分顺畅。其中基础医学部办公室搬迁一事，就是最好证明。“针麻镇痛原理研究 ”是学校承担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革”期间在生理教研室建立了针麻镇痛原理研究室，“文革 ”后在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的鼓舞下，生理教研室和针麻镇痛原理研究室要扩展课题研究，但房屋紧张阻碍了两室科研工作的开展。我当时了解此情况后，向学校有关部门争取房源，一方面建议并经赵辉书记拍板，把基础医学部党政办公室的七号楼宽敞明亮的五大间，让给针麻镇痛原理研究室，而党政办公室则全部搬到三号楼底层狭小阴湿的原学生宿舍中去。这一搬迁之举，极大地鼓舞了两室的科研人员，也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工作。基础医学部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各学科都有学术带头人，老师们有许多研究课题设想，但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单靠国家行政拨款科研经费很少。１９８２年国家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设立中国科学院基金 （１９８６年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向全国招标。当时大家对招标研究课题申报程序不熟悉，唯一申报的生理教研室李鹏教授一个研究课题却中标而获得１０万元科研经费。我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依靠基础医学部广大教师们申报研究课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大家当好参谋，做好服务，使申报工作成功。仅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４年三年间，在中科院基金申报成功的研究课题数目就有２７项，获得科研经费共有１４４万元。我们作为学校的一个系部向中科院基金申报研究课题之多，中标率之高，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我真为我校基础医学的科研实力和水平而骄傲，又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而感到幸运。我在干中学，学中干，对学校科研管理不仅提高了我的认识，又增长了才干。
１９８４年底，我被调任为学校科研处长，主管全校包括七个附属医院的科研工作。工作范围扩大了，肩上责任更重了，我心里不免有点胆怯。可时隔不久，即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颁布了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的决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给学校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给我这个新上马的科研处长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我先后在陈秉衡、朱世能、陈洁三位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领导下，身体力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科技事业中去。上医大是国家卫生部直属重点高等医学院校，有一贯重视科学研究，注重科研工作与教学、医疗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传统。学校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很明确，那就是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要继续保持科研综合实力和水平领先的地位 ；在国家医药卫生科技战线上，要努力发挥国家队的作用 ；在具有优势的重点学科、重点研究领域，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这三个 “在”和 “要”，就是我工作的要点，就是我服务的重点。我和科研处的同志，一年不少于几十次上北京，到卫生部、教育部、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国家科研领导部门，去汇报学校科研优势、特点、设想、潜力和困难，争取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也把领导部门的最新信息及时带回学校，供校领导决策参考。
我至今仍然难忘的是在争取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六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时，科研处同志们的尽心和干劲，反映出我们科研管理职能部门的信息、组织和协调的作用。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兴校战略任务的逐项实施，到２０００年４月，上医大与复旦大学强强联合组成新复旦时，在科研领域中，学校已建成有一定研究特色的研究所 （室）、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机构体系。在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高技术和重点基础研究等重大任务中，已经努力完成了１４１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发挥了国家队的作用。自国家实行科研成果奖制度以来，学校获得部 （委）省（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７０５项，其中３８项是国家级奖，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在肝癌防治、臂丛神经损伤诊治、乙型肝炎免疫耐受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已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学校科研工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科带头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１６位一级教授，９０年代的６位院士，以及一批年轻的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人才，都站在学科前沿，带领各自学科队伍，开拓创新，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为发展我国医学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我就是在母校这样的科研环境中工作，得到锻炼和培养，奉献我的智慧和才能。我十分热爱科研管理工作，是这项工作使我领悟到母校老师们的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是何等的崇高 ！是这项工作使我感悟到母校的医学科技成果带给人类的福音是何等的神圣 ！是这项工作使我认清了学校科研管理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体会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快乐，而这一切又都是母校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