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内容包括政策的结构与功能，当然也可以说是政策的特征与目的。很明显，社会政策根据公共财政、立法和公共或私人的福利管理来进行定量分析，换句话说，如同希金斯（１９８６：２２６）说的那样，社会政策是由“供应品、供应者和支付”构成的。政府和政策分析家热衷于获取社会政策内容要素的真实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不能抓住政策执行中福利需求的本质和影响，这个问题又必须回到我们上文所提到的有关福利影响的讨论中。然而，在有关福利内容的经验问题背后是政策功能与目标的基本内容，是它们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执行或不执行社会政策。这里至少可以从三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三个视角。
首先，被政治学家广为采用的理想主义路径认为，每一种福利国家都是意识形态冲突并最终出现制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后的产物。每一种社会政策或者福利思想都反映了对争论政治事件的决定性解决。这一分析方法产生了关于福利国家或福利思想的类型学，比如在本书中我们就分析了不同国家社会政策思想的具体特征。通常这种类型学是建构在主流政治霸权背景下对福利开支、权力和结果的经验分析基础上的。从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批判视角来看，社会政策的功能就是为了维持和重构阶层、性别和种族关系而对政治共识的解释与运用。有些特殊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其维持或改变既有政治共识的程度进行评价。本书中，四个福利国家的现代福利共识分别被概括为社会民主主义（瑞典）、社会市场经济（德国）、自由放任主义（美国）和自由集体主义（英国）。
其次，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把社会政策从理论上概括为如何在工业社会谋求解决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问题。比如在危机到来时，国家通过改革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团结，俾斯麦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瑞典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贝弗里奇报告以及约翰逊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进行的“伟大社会”施政纲领都属于此类社会政策改革。甚至在日益缺乏社会团结背景的今天，福利国家一些像英国国家健康服务这样的普通内容仍然能够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有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的内容代表了公民的社会权利，这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方法的一种费边式的变种。除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之外，社会政策的内容还包括个人及其需求以及提升社会团结的功能。以上有关福利国家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西欧，仍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他们也备受新权利和新社会运动的诘难。自由主义新权利者主张公民权应当体现在强化个人对国家的经济依赖以及一种官方肯定的社会团结，削弱由市场形成的社会秩序而主张个体自愿形成的社会秩序。新社会运动者则怀疑公民权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将包括移民工人、单身母亲、家庭主妇、长期失业者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悄悄排除了出去。
从批判的视角来看，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后果在于对社会分化、特定阶层、男权化和种族化的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合法化。本质上，社会政策将劳动纪律强加给工人阶级，站在资方的立场上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强化男权主义家庭和女性的双重负担，在种族化群体中进行内部殖民化。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功能主义政策分析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洞察力，这种政策分析路径在本书中广为运用，正如李和雷班（１９８８：１２５－１２８）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提出来的那样，该分析路径也存在一些缺陷。实质上，这些缺陷归结起来就是强调以上负功能的持续性和必然性，他们低估了国家实施政策变革的能力以及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作用。当被应用到一些典型模式当中时，批判功能主义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逻辑。对政策内容的批判性分析应当揭示出以上这些“逻辑”是由当前政治和经济环境不断改变和形塑的。这些问题在接下来有关方法议题的讨论中将作进一步展开。
有关社会政策内容分析的第三种模式是经济分析方法。这时候社会政策被认为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并且社会政策能够对经济影响力的执行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起到有利作用。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眼里，这是对社会政策的主流看法。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常见的对社会政策的经济分析由两类思想流派左右，通常我们称之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繁荣时期处于支配地位，而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进入滞胀和衰退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重新复苏，代表性的现代模式有货币主义和供给理论。当然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仍然对社会政策制定产生着巨大影响。新古典主义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除了在一些“外部性”（自由市场竞争对自身的负面影响）介入或者“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是首要的特殊环境中，自由市场能够使福利最大化。因此，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根据实际政策通过限制“外部性”和提供“公共产品”对私人企业经济效率贡献或危害的程度来对其进行分析。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更加倾向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被看做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由政府税收、支出和贷款组成的财政政策是管理国家经济以实现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核心手段。因此，福利国家无论是实施膨胀或是缩减的目的都在于稳定经济。凯恩斯主义根据社会政策危害还是提升了宏观经济平衡来对其进行分析。降低福利开支可以给膨胀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过热降温。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福利国家的发展体现了成功的扩张性宏观经济管理，从７０年代以后对福利国家增长的限制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新古典主义者则对这些说法提出了广泛质疑。当然，两个思想流派之间的隔阂很深，特别是当他们被运用到政府实际操作上时。
社会政策的新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分析因为其功能主义倾向以及主张人类社会关系的抽象性，倾向于避免纯粹的经济学分析路径。然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对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传统的批评中提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的膨胀是福特主义累积体制制度化的一部分。在这种体制下，工资收入的提高和福利开支的增长一方面使得工人适应日益强化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另一方促进了大众消费的日益增长（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８：６５），并通过大众消费吸收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品。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福特主义体制的弊端日益呈现出来，比如资本不能有效地提高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造成的成本膨胀以及技术变迁带来的成本极速上升。削减工资和社会开支只能暂时缓解这一矛盾，因此资方正努力实现一个新的后福特主义的累积体制。在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政策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失衡以及克服失衡的种种举措紧密联系的。
社会政策与福利开支本质上来说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衰落和繁荣与否决定的，这构成了本书的另外一个核心议题。在西方，福利思想的根本性转变有三个核心阶段，这三个阶段刚好都分别处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时期。因此社会政策的发展与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危机的种种措施密切相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危机催生了德国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英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美国的进步主义，促成了２０世纪头１０年的改革时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产生了美国的新政、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改革以及英国稍后进行的贝弗里奇改革。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指向各种福利集体主义的福利思想转变在战后持续经济繁荣的推动下走向了一体化。福利国家的扩张走向了终结，为了与日益明确化的资本主义要求一致，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再造。与布劳克（１９８７）、瑟伯恩和罗博里克（１９８６）在研究中所透露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国家不是不可改变的。虽然新保守主义方案需要一个专制的福利国家来支持福利服务和收益的私有化，但这仍然有很大变数。在西方福利国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早期的衰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重构。
在工人阶级分裂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限制工资和社会开支在一定的受益率范围内，从而限制在资方控制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种种要求。（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８：８６）
在一些国家，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分裂可能呈现出多种形式，但是种族和性别分化几乎在所有工业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这些分化的探讨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并且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本书所讨论的国家在过去２０年里存在显著的种族和性别分化加剧现象。然而，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造成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越来越公开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下层社会”这个概念的广泛使用，它被用来形容那些不论从福利安全网中受益与否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似乎又加重了这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