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福利国家运动几乎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福利国家的扩张就开始了，这反映出任意主义在美国的优势影响。一直以来，围绕着福利国家的斗争依然激烈，可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围绕着里根政府的减税和削减社会开支的冲突中达到了顶峰。冲突的结果是保守主义者没有获得明显的胜利，同时也不能说福利国家完整无损。几乎所有新政计划和许多伟大社会计划都在大量削减的预算中保存下来。一定程度上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已经从联邦政府转向地方政府、雇主和雇员。分散化伴随着私有化，特别是在日托、住房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等领域更是如此。私有化主要采取营利性、专有的形式，而不是非营利性、志愿的形式。比如实质上在社会保障的形成过程中是有公共基金支持的企业和法人资本，已经在福利服务中建立了营利性的市场，而迄今为止这种服务都是不营利的。
这种重构福利国家以及失业率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这还影响到女性和黑人中间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对于大部分就业的妇女和黑人来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持续较低地位的结构性位置引起其社会福利上的持续性不利，这主要源自于其职业地位。联邦政府对争取黑人和妇女平等权力立法的执行日益萎缩，并且在一些方面背叛了本来的受益人。因此，在一些方面，福利国家近几年深化了社会的不平等。也许对美国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长的专制反映地最生动的指标就是监狱人数和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的增长。这里有着非常清晰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维度。正如沃克（１９９１：１１）所说，４个年龄在２０岁到２９岁之间的黑人就有一个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处于缓刑之中，要么处于假释状态；同时５个这样的黑人中只有不到１个人在接受大学教育。然而，大学教育每年的成本大约是坐牢每年成本的一半。因此，
刑事司法制度正日益被用做美国人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要工具，这一无所不包的工具将吸毒者、精神病人、无家可归者和其他社会“失败者”一网打尽，并且眼不见、心不烦地将他们投入到监狱系统中。（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１：１１）
美国监狱人数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于前苏联，同时一名黑人男性在美国被投入监狱的可能性是南非的４倍。
然而，对美国福利国家最近历史的任何评价都不应该是完全悲观的。关于美国政界拆除福利国家的权力，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着可行的计划。迄今为止，该计划不幸失败了，同时保守主义的力量在其未来政略上有些混乱。福利自由主义在美国非常盛行，社会保障很受欢迎并且广泛得到支持。和西欧国家一样，中产阶级正在得到福利国家的一些收益，比如对有津贴补助的日托和社区照顾的需要。正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情况一样，福利的改革正处于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僵持状态。支持民权和福利权的民众压力依然强大。其中在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期待已久的１９８９年自由堕胎改革的“逆转”遭到了妇女运动、自由主义者、自由保守主义者和一般民众的强烈反对。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时候，反堕胎运动似乎又一次遭到了失败。美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验表明，福利国家既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和大众运动在资本的进逼下处于失败状态，福利国家的重构反映了这一权力的新平衡。
§§第五章 英国：自由集体主义福利国家
与瑞典、德国和美国不同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没有使英国的社会政策产生剧烈的变革。削减失业补助和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被用来限制工人阶级和穷人。同时政府更卷入到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关系和宏观经济管理上。伴随着采取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贝弗里奇的社会政策，现代福利国家决定性的意识形态转向发生在二战末期。英国的福利国家从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着中等水平。英国既不是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占主流也不是美国那样的唯意志主义和勉强的集体主义占主流。英国的“福利混合经济”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观念有一些共同点，但它的福利开支水平更低，更加提倡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想以及更加注重服务的直接公共供给。特别是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和８０ 年代，保守党也和德国一样，在战后政治舞台上占据统治力量。面对工会和雇主的反对，工党政府不能长期保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法团主义结构。保守党实施福利国家总是不确定和充满机会主义。因此，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家财政危机中工党思想的瓦解，撒切尔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英国福利国家脱离欧洲模式，同时更多地转向美国模式。
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通常被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期和７０年代中期以后。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期资方和劳方之间战后非正式的冲突解决，建立在明显的充分就业、不引人注意的经济的逐步增长以及根据经济增长实现的福利国家的普遍增长的基础之上。战后劳资矛盾解决本身分成两个时期。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早期这一阶段在物质福利内容上比较艰苦，人们对福利国家的受益抱有很大的乐观态度，同时在福利议题上的冲突和压力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到７０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可以看到大规模贫困现象的再生，福利开支的空前膨胀以及压力群体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他们主张在穷人、老年人、黑人社区和女性中间存在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福利需求。在这一阶段，英国阶级政治失衡的严重程度要高于德国和瑞典。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英国福利政治的多元主义很接近美国的情况，但同时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代表福利国家工人的英国工会在“福利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在高失业率滞胀、福利国家萎缩、国家使用反工会措施和其他政策将资本恢复到健康状态等一系列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劳资和解的色彩逐渐褪去。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９年我们可以看到工党政府在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与来自“福利主义运动”的压力进行搏杀。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９年之间，通过与工会形成合作主义的社会契约来推动立法，工党政府开创了福利国家共识的转变，这一工作被１９７９年之后的撒切尔政府更好地执行。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削减社会福利、持续的高失业率以及个人税收上的倒退性改革明显导致了贫困水平的增长以及富人和处于平均收入以下的人群之间不平等的扩大。最终在１９８７年的选举中可以看到，撒切尔主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直接和彻底地攻击福利国家的重新建构。仍在继续的这一方案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试图改变福利国家在英国的角色，即使从直接的福利提供者转变为私人提供的福利的管理者。这一计划遭到来自福利消费者、福利行业、财政部和地方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对。
在这一章，虽然绝大多数统计数据覆盖了联合王国，但是引用将会经常被运用到英国福利国家中，这里的英国福利国家是指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福利国家。与其他福利国家相比，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领域，战后英国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化。因此在北爱尔兰推行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基本上和英国大陆一致。在教育、住房和个人社会服务领域，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存在明显的政策和法律差异。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在１９７３年之前都参与到教育和公共住房的提供和资助中，这维持了对天主教的制度化歧视并且导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天主教民权运动的兴起。至少可以说，从１９７３年开始来自伦敦的直接统治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些进程仍存在很大争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