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背景
正如同阶级不平等和压迫议题在西欧那样，围绕着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的议题在美国现代福利国家政治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与阶级一样，种族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根源的社会建构起来的类型，不同人群被不同的社会进程“种族化”，同时种族间的边界经常是模糊和主观的。１９８０年的人口普查开始时假设美国有１４个明确的人种，根据被调查者的自我分类。第１５种类型是留给那些不认同自己属于这１４种类型的人。三个最大种族人群分别是人口普查机构称之为“白人”（８３.２%）、“黑人”（１１ .７%）和“美国印第安人”（０ .６%），其他１２ 种少数族群占到官方２ .２６ 亿总人口的４ 。５%。与大多数西欧国家相比，在过去２０年间美国人口以每年２００万的速度持续增长，其中大约四分之一要归因于永久定居的难民和移民。另外，实际上还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特别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可能每年非法移民的人数达到５０万。（Ｃａｒｅｎｓ，１９８８）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开始，非白人的合法移民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另外一个人口普查问题中，西班牙裔人被邀识别自己的身份，只有６.５%的应答者认同自己的西班牙裔身份。明确的是在白人和其他种群中有许多其他文化和少数族裔，他们也被种族化。本文将焦点集中于美国黑人，几乎所有美国黑人的祖先都来自非洲的黑奴，并且他们继续使用“黑人”一词来形容自己。他们无疑是美国最大的也可能是政治上最明显被种族化的社群。
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福利国家在许多积极方面对美国黑人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因此，虽然大量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却很少有人能够成功申请到以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为目标的福利计划。要解释这一现象取决于从高等法院到下层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外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法律。可能只有与南非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美国是坚定的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直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内战为止，在南方各州通过奴隶制将种族主义强加给所有人。内战之后，联邦政府设计政策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的法律和福利地位，但是到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重建的局面让位于持续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公开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南部诸州大约８０%的黑人依然生活在通过地方性立法（最著名的吉姆克劳法）和恐怖主义白人暴力强制施加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中。该制度由１８９６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将其合法化，宪法将针对黑人和白人的“隔离但平等”的保护置于法律之下，因此允许教育、公共汽车、休闲和福利服务的种族隔离。虽然这些服务对于黑人来说是可用的，但是通常要差许多。作为对南部种族隔离的反应，同时在南部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之下，黑人向北方移民并开启了黑人劳动阶级从南部农民和家庭佣人向北方（以及南方）城镇工业和服务业工人的转变。在１９７５年有５２%的黑人生活在南部诸州，相比之下在１９１０年这一比重是８９%，在１９７０年有１９%的黑人和２８%的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相比之下在１９１０年这一比重分别是７３%和５１%。
二次再造：黑人与福利国家
在美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ＮＡＡＣＰ）等组织数十年的游说和抗议之下，在１９５４年最高法院颠覆了“隔离但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被用于学校教育并阻碍了黑人的教育进步。通过允许联邦政府否决向执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学校董事会拨款来实施该决定。争取废除隔离和黑人民权的激烈斗争本质上是黑人的工人运动，正如马罗波尔（１９８４ ｂ：１２９）所述，要求“对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的社会承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也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政治”。这在许多方面就是为争取福利国家而斗争。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废除吉姆克劳法的过程在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案和１９６５年的投票权法案中达到顶峰。民权法案宣布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外在形式非法，同时将确保机会平等的支持行为观念合法化；宣布从雇主到联邦政府造成的制度化种族歧视非法，同时为废止种族歧视并在该法案实施的其他方面安排联邦资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利运动，正如马罗波尔（１９８４ｂ）和平科尼（１９８４）描绘的“伟大社会”计划那样，确保二次再造能够在改革过的福利国家政治中解放黑人。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黑人经商、新黑人专业和经理精英集团的增长，同时特别是黑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政治代表性也日益增长。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中期，二次再造似乎适度缩小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福利不平等。但是白人从城市迁移到郊区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居住隔离。学校中事实上的隔离依然普遍，因为“虽然法庭可能发现一个学区存在违宪隔离，但是只要白人居住区没有出现故意种族隔离，那么法庭不能把开通跨区校车作为一种弥补手段”（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１９９０：４４）。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衰退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经济进一步衰退之后，里根政府猛烈攻击福利国家及其支持行为，种族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反种族运动的成果都被取消掉了。因此黑人家庭中间收入占白人家庭的比重在１９７５ 年几乎达到了顶峰的６２%，在１９８８年下降到５５%以下，与１９６７ 年和１９５３ 年在一样的水平上。１９６０ 年到１９７５年之间黑人和白人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不断扩大。威尔逊（１９８７）、法利（１９８４）和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提供了更为乐观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在职业阶层结构中黑人出现持续的向上流动。然而，马罗波尔（１９８４ ｂ）和平科尼（１９８４）认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二次再造运动失败了，并且该运动的首要受益人是新黑人中产阶级，他们占到了黑人人口的１０%。特别是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学受教育，在黑人中制造了日益增长的阶层分化。柯林斯（１９８３）认为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黑人并不安全，因为他们的社会位置通常依赖于并不牢靠的公共基金或是连接白人企业和黑人消费者的不稳定的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精英的成功鼓动了这样的观点，即种族的社会学意义削弱了（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８），机会平等已经实现了或者说支持行为执行得过头了，并且现在已经歧视白人了。然而，在许多方面对于黑人大众劳动阶级来说，社会和经济条件还是和过去一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对于贫困黑人来说情况变得更糟了。以上统计数据也许反映了黑人阶层结构在顶端和底层的扩张，即富裕精英的不断增长以及穷人和失业者构成的下层社会甚至更快的增长。
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绝大多数黑人人口都城市化并且生活在城市和郊区中心区，在那里他们比传统南方公开的种族主义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种族主义。首先，结构种族主义采取的形式是黑人男女中大规模失业，这甚至是在经济繁荣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也是这样。１９８５年白人男性的官方失业率是６ .１%，女性是６ .４%，相比之下黑人男女分别是１５.３%和１４.９%。根据马罗波尔（１９８４ａ：１９）提供的一项调查，在１９８２年大约２０%处于工作年龄的黑人男性处于失业状态，这一数字从１９６０年以来增长了三倍，因此总的来说几乎一半处于工作年龄的黑人成年男性处于失业状态，要么是官方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者、收容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的人，要么是其他没有被统计进来的人。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家庭的比重在过去２０年里维持在２８%左右，是白人家庭所占比重的三到四倍。黑人家庭有许多种方法来应对城市贫困和失业——男性去参军，许多黑人男性在监狱里终老，为了母亲们能够申请救济而家庭离异，女性主要从事诸如佣人和服务行业中低收入的非正式工作。（Ｍａｒａｂｌｅ，１９８３）黑人社会学家用图表绘制出一个黑人城市下层社会的出现，该词被格拉斯哥（１９８０）用来形容“持续陷入贫困的穷人”，这部分人被稳定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拒之门外，在数量上维持在黑人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对于下层社会的人来说，福利制度“没有鼓励或提供流动的渠道或是获得稳定工作的渠道，只是维持穷人的现状，通常惩处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同时作为一种管理部分下层社会人的制度”（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９８０：１２）。福利救济制度和执法、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机构一到起到维持和控制下层社会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福利国家中解放黑人本身创造了一项制度来使得黑人落入其中并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避免使其陷入绝对贫困。和大多数分析家一样，威尔逊（１９８７：１１０）主张“源自于民权革命的种族特殊政策，虽然能够使处于优势地位的黑人受益。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处于不利状态的黑人来说无所助益”。分析家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在种族社会主义（Ｍａｒａｂｌｅ，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ｂ）到新保守主义（Ｍｕｒｒａｙ，１９８４）范围内变动。威尔逊（１９８７）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下层社会的问题只能通过西欧模式的普遍社会福利计划来解决，而支持行为和目标项目只会扩大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