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的福利国家似乎更加去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实现的突出特征在于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本书讨论的政策领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在科层制和专业人士手中，在管理上去中心化或者私有化但是由联邦法律进行管理。这种结构为联邦政府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的控制福利开支的努力设置了不少障碍。在德国，福利国家在公共法律和集体主义政策上被正式奉为神明。然而，福利消费者根据职业、性别和种族高度分层化和分化。除了主要政治政党和工会之外，德国较少存在福利消费者的集中代表或者外在的潜在获利者。福利压力和利益群体大部分是缺位的。社会福利的“生产者”在许多方面是“私营”机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精算和缴费原则的基础上，这与商业私人保险公司采取的原则是相似的。医疗保险基金也同样如此。医疗保健制度整体来说只是名义上具有公共性质。一半医院和大多数医生在私人领域，大部分是营利性的。家庭政策强调家庭的首要性，并且将女性的无偿照顾工作当做私人福利。大部分个人社会服务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提供的。（Ｂｒａｕｎｓ＆Ｋｒａｍｅｒ，１９８９：１３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的福利国家是市场驱动的，这是与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相一致的，同时德国的福利国家支持和强化了德国社会基本的不平等和压迫，但同时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对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提供社会救助。
当然，德国社会政策领域也存在政治冲突；但是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冲突相对来说隐藏在地方政府层次和科层制内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劳工运动和国家之间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改革发生激烈的斗争。最近几年，工人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特别是那些受雇于福利国家的人成功地游说政府反对削减福利国家。在过去２０年间，福利政治并没有因为女性主义、环境保护论、和平运动、僭据运动、同性恋运动、少数族裔和反种族主义组织等新社会运动的出现而改变。妇女运动对家庭政策，特别是堕胎改革的重要影响，上文已经提到了。同样的，少数族裔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福利国家中的基本权利并且挑战了福利国家中的制度种族主义。除此之外，通常在绿色组织保护伞之下的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地方和单一议题活动上，这些影响在本书探讨的领域还没有变成国家层面的政策。然而，绿色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从事抗议、游行这样的直接行动，同时也在社区、城市中心、受污染地带、移民犹太社区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开展运动。展示了其能够进入到议会体制之外的领域，而这一领域过去一直是由代表教会、学校、俱乐部、大众传媒和其他社会生活中非政治方面的右翼实际控制的”（Ｇｒａｆ，１９８６：１３２）。
新社会运动中的两项原则对福利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是去官僚化和自助、自我组织化或是增权。这些原则对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和中左自由主义者同样具有吸引力。正如格鲁诺（１９８６）所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社群围绕这些原则形成了一个邪恶联盟，作为对不同与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集体主义的反映。不清楚是否本质上属于中左运动的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能够联合起来实现再分配的反官僚主义的社会政策，这一现象在以劳工运动和自由中产阶级为一方，“后物质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等为另一方的异质性选区中十分普遍。社会民主党中包含的法团主义倾向于排除少数族裔、女性、老人和年轻人，同时在降低下层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反福利主义上无所作为。（Ｇｒａｆ，１９８６：１１８）绿党必须发展出一个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连续性的和选择性的福利国家概念。在新右派看来，除了现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外，同样也存在着其他有关福利国家未来的观点。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者主张公共设施和福利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强调政府应强化福利国家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同时暗示着国家鼓吹反对福利依赖，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单身母亲群体中的福利依赖，同时反对新社会运动中的反资本主义态度。
随着联邦德国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合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扩大的社会政策含义是巨大的。从实质上来说，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扩张到东德，同时东德的斯大林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瓦解了。在东德人民已经经历社会剥夺之后，经济重构过程正在制造突然性的大规模失业。在西德的家庭政策背景中，东德女性就业和托儿看护提供的未来就显得十分不确定。工人阶级中的东西部分层将会制度化到福利国家中。不管怎样，从长远来看，联邦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成功地缓和或是成功地应对了分层这一笼罩在欧洲社会政策之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联邦德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的特殊模式，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本书中讨论的其他国家。联邦德国以市场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混合在一起的外观来宣称其合法性。我们认为在实际功能上，市场力量首先塑造着德国，因此它实质上维持着阶级、阶级内、性别以及种族不平等和压迫。德国的意识形态和福利制度被证明是极具弹性和适应性的，因此能够适应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由新社会运动和新右派的兴起带来的挑战。
§§第四章 美国：法人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相比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美国常被视为剩余型或者发展缓慢的落后福利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福利国家的理念通常与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社会市场以及自由集体主义成就相关，而美国几乎没有被看做福利国家，主要因为它的福利覆盖范围不足以及过于强调私人福利。虽然美国就此而言确实存在这些非福利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仍然是一个福利国家，它在福利服务和利益的供给中具有明显的公共财政、法律和机构介入。当然，美国作为福利国家，其形式在诸多方面都很独特，而且与我们通常所考察的欧洲福利国家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西洋两岸的欧洲集体主义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们看到了美国福利国家的发展正在跟上欧洲的步伐，于是摒弃把美国福利国家看做胚胎期的欧洲福利国家这样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自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美国福利国家就地位和意义而言已经成为与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并列的一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随着欧洲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美国传统的福利观念得到了保守的欧洲政府尤其是英国保守政府最近的提倡和采纳。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国家的美国化。
美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主要基于大众压力和社会改革取得的两个短期突破，一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二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伟大社会”改革时期社会计划的迅速扩张。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度危机及其受害者——尤其是农民、资本家、失业者和老年人的政治鼓动促使了“新政”的产生。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赞助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计划、劳资关系，并且对商人、农民和私房屋主提供支持。“新政”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农民和那些有组织的具有优势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白人。“伟大社会”计划实质上扩大了公众参与福利的很多领域。这主要基于他们对这个富足社会里仍然存在贫困以及尚未被满足的福利需求的重新发现，以及对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更广泛的福利权利运动的推动。但是有关“伟大社会”计划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减轻贫困和种族、性别的不平等的激烈争论一直存在。自从２０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一种所谓的反福利国家的声音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使得注册失业人数急剧上升，此后便显著下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间，里根政府削减了很多反贫困项目，同时保留了一些有利于多数人尤其是老年人的项福利目。在最近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美国人的真实收入的确下滑，但是家庭收入由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而维持在原有水平。
美国福利国家最大特点在于其在政策和实践中存在地区的多样性，随之带来缺乏稳定的国民社会政策的一致性，在那些被认为值得实施的社会保险和为穷人设立的侮辱性的家计调查项目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而且该福利国家的私人慈善事业与商业利益已经融为一体。这些特点主要源自于美国的政府机构、阶层结构和公司资本的独有特征。美国政府机构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反联邦主义、权力分散和强有力的国家行政部门的缺失以及各级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实行三权分立。（Ａｍｅｎｔａ ａｎｄ 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９）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部分解释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白人男性在选举权上取得的成就。在西欧，整个１９世纪有关男性的选举权问题一直是工人阶级反对国家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而在美国，政府从来不需要培养自己应对国内政治联合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要求的能力。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种族偏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连续性的移民以及不同的信仰分隔开来。劳工运动也从来不能联合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也因为“商业工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衰落，“商业工会主义”完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目的就是通过集体谈判为雇主最大可能地做成买卖。不过，劳工运动在强烈倡导和维护“新政”提出的社会保险计划。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发挥影响，也给美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建设留下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空白。而“自由主义”和主导经济的工业和金融公司（公司资本）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他们已经开始在多方面涉及福利，比如卫生保健的管理、举办和基金筹集，教育和其他福利机构，提供给员工的职业福利和服务（福利资本主义）以及福利慈善事业等等。２０世纪早期的美国就见证了在自由国度中企业霸权的发展。（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６９）美国主要的金融和工业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并且塑造了福利国家，这在西欧还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