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会谈
根据各自中央政府的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Smith）、英国外交部特别代表罗伯茨（ Roberts）时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彼得森（Maurice
Peterson）因病暂时离职，外交部遂派遣贝文私人助理罗伯茨暂代其职。、法国驻苏大使夏代纽格（Chataigneau）
在7月底要求集体会见斯大林，几经周折后三人终于在8月2日晚上见到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会谈中说明，限制柏林交通的主要原因是交通设施的技术性故障和西方六国《伦敦决议》的出台。他表示：美英法三国通过《伦敦决议》并实施货币改革将西马克引入柏林，扰乱了整个苏占区的经济秩序，迫使苏联不得已采取自卫措施；《伦敦决议》还将使西德地区出现一个以法兰克福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直接导致了德国境内两个首都的存在，从而使西方驻留柏林失去了合法基础。他强调只有维持德国的统一，美英法对处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进行占领才能顺理成章。斯大林的态度正如莫斯科在7月14日复照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个德国，那么柏林就不能再被视作全德首都”。斯大林建议在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达成有关德国问题的协议之前搁置对《伦敦决议》的执行，他还强调苏联只有在西方推迟执行《伦敦决议》并停止货币改革的情况下，才会停止对柏林对外交通的限制。不过，斯大林也一再声称限制交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将西方赶出柏林，莫斯科没有独占柏林的意图，他重申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西马克侵入苏占区，以及预防《伦敦决议》对苏占区的不利影响。FRUS，
1948， Vol.2， pp.999-1001.
史密斯表示：“目前存在着人为施加的双重压力，一个是货币改革，另一个是交通封锁；西方愿意在恢复西柏林对外交通的同时从城市的流通领域退出西马克，并可能参与对整个德国问题的国家间协商。”他声称美国尽管能够完成对西柏林空运物资的艰巨任务，但华盛顿从根本上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史密斯建议在四国宣布恢复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并召开外长会议的同时，恢复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在他看来“除非撤除封锁，否则外长会议不可能召开”。至于《伦敦决议》，史密斯认为该文件并不是阻碍外长会谈的障碍，真正的问题依然是封锁和货币问题。与美国的观点类似，罗伯茨也认为是否搁置《伦敦决议》对当前局势的影响并不是最紧要的，谈判应该从最紧急的问题入手，货币问题对苏联的重要性就像交通问题对于西方一样，他赞同史密斯的意见并希望货币压力和交通压力均得到妥善处理，但表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交通问题更为紧迫。FRUS，
1948， Vol.2， pp.999-1005.
斯大林在会谈的最后提出如下建议：（1）在柏林引进东马克代替西马克的同时撤除交通封锁；（2）不再要求将搁置执行《伦敦决议》作为召开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FRUS，
1948， Vol.2， p.1005.
作为危机全面爆发后，东西方四国政府层面首次面对面的外交接触，会议的进程和斯大林的表态在美国决策层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各方对此是如何看待和分析的呢？彼此之间有何异同呢？作为会谈亲历者，史密斯认为会议进程至少说明：第一，之前驻德苏军所一直强调的技术问题只是封锁的借口，问题的实质是货币改革和建立西德政府的问题，而后者又是关键所在；第二，谈判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不论是对话的气氛还是斯大林提出的建议都预示着柏林危机将很快得到解决。Walter
Bedell Smith， My Three Years in Moscow， New York 1950，
pp245-246.他认为西方三国当前需要同时采取三项措施：一则，撤除对苏占区的反封锁措施；二则，在柏林取消西马克并引入东马克；三则，宣布恢复商讨柏林问题以及其他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谈。FRUS，
1948， Vol.2， p.1008， note
2.史密斯的上述建议表现出其试图以牺牲货币问题换取苏联在交通问题上让步的政策主张。他表示自己虽不相信斯大林的表现意味着苏联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却认为莫斯科解决问题的态度至少是诚恳的。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235.不过，史密斯也提出了三条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必须注意的政策底线：其一，将获得苏联对西方使用柏林交通运输线的保证作为前提条件；FRUS， 1948，
Vol.2，
p.1006.其二，搁置执行《伦敦协议》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弊端以及不会有损西方声誉的前提下；其三，西方不能因为和谈而接受一个亲苏亲共的德国政权，也不能接受一个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被苏联直接控制的德国中央政府。FRUS，
1948， Vol.2， p.1007.从总体上看，以史密斯为首的驻苏外交机构对2日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并认为可以继续通过类似的交涉解决问题。
但驻德军政府的看法却没有史密斯那么乐观。首先在货币问题上，克莱认为会谈并没有提到“一旦美英法接受东马克，即对柏林财政金融进行四国联合管制”的要求，没有这样的管制，就意味着西方失去了管制柏林的发言权。FRUS，
1948， Vol.2，
pp.1011-1013.克莱表示，“苏联是要求无条件地从柏林撤出西马克，西方一旦同意，将对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产生灾难性影响”，他因此要求在答应苏联建议的同时，必须以协议形式给予美英法三国在柏林货币和信贷问题上发言权，并对柏林的占领费用做出相应规定。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p.748-752.其实，克莱的上述想法也是因为受到柏林当地的德国各政党领导人的影响，他们曾在8月3日晚与前者的会面中表示，“苏联当局的措施实际上将破坏目前市政府的正常运转，以协议的形式确定我们接受东马克的附带条件是非常重要的”。FRUS，
1948， Vol.2， pp.1011-1013.至于暂停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克莱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到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根本性变化。FRUS，
1948， Vol.2，
pp.1011-1013.他认为“若将此作为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前提，将使我们面对来自本国国内和德国当地的强大压力”。尽管克莱一时也找不出拒绝外长会议的理由，但依然重申自己不希望更改《伦敦决议》的相关内容，并强调：“当遇到苏联人的进攻时，强有力的、坚定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应对之策。如果现在投降屈服，那么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可能再有希望在筹建德国政府问题上占据主动。”
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p.748-752.
克莱认为要实现危机的和解并非易事。他更多地考虑了答应苏联的条件，将给今后柏林乃至于德国局势的发展以及西方地位的巩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因此对莫斯科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所以，克莱的立场是倾向于有条件地接受斯大林在会谈最后的建议，并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克莱所说的“新变化”主要是指，由于外长会议将在西德政府建立之前召开，将给德国政局走向增加的不确定性，会加大西方执行即定对德政策的难度，封锁的解除可能直接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成立西德政府、难以复兴西德经济的严重政治后果”，西方可能在解决柏林封锁问题的同时使更大范围的德国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克莱认为从维护欧洲经济复兴、阻止亲苏势力扩张的角度看，在对苏交涉的同时加快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更加重要。FRUS，
1948， Vol.2， pp.1011-1013.
在外交谈判开始后，华盛顿官僚机构内部的危机决策发言权逐渐集中到了国务院。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国家政府层面的谈判交涉本就属于其职权范围；其二，在进入8月份后总统竞选事务占据了杜鲁门的大部分工作日程，大量的演讲、辩论和公开露面使得白宫对危机事件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其三，正如马歇尔自己所指出的，他与杜鲁门的关系也是国务院逐渐在危机应对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后者一贯认为马歇尔是完全值得自己信赖的政府官员。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88.尽管杜、马二人有时也会在一些国际事务的细节问题上出现分歧，但这丝毫无损于彼此的关系，马歇尔在二战中的突出贡献使得杜鲁门有理由相信他同样能在国务院有上佳表现。因此，杜鲁门在外交上比其他总统更多依赖国务卿的判断和建议，马歇尔也比其他的国务卿更能影响美国对外决策。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88.这种出于总统与国务卿私人关系的融洽，直接影响到了国务院在应对危机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具体到对莫斯科2日会谈的反应，国务院的观点与驻德军政府比较接近。在货币问题上，国务院感到在柏林接受东马克不能是无条件的，该马克的使用必须受到四国联合管制，苏联在前几天单方面冻结西柏林地区公司和企业账目的行为，更加重了实现以上要求的必要性。马歇尔认为，苏联政府应该首先明确四国对柏林信贷的控制、使用统一的信贷规则和货币规则、一视同仁为各占领国提供充足的财政基金，并对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贸易作出规定；其次，解除封锁应该与西方原则上在柏林接受东马克同时执行；再次，莫斯科一旦同意西方上述要求，四国政府就应该立即向军政官发出指令，要求他们不要拖延对四国管制东马克的具体规则达成协议。FRUS，
1948， Vol.2，
pp.1008-1009.在西德政府问题上，国务院对莫斯科取消将西方放弃建立西德国家作为解除封锁的前提条件感到满意，但也表示需要在这个苏联可能再次提出异议的问题上留有后招，需要史密斯继续捍卫美国的立场，并希望他向苏联政府表明：建立任何形式的西德临时政府都是德国人的自主行动。言外之意，西方并不是幕后的主要推手。至于恢复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国务院表示可以接受9月1日后的任意时间，并建议按照原来外长会议轮流举办的原则将巴黎作为会议地点。FRUS，
1948， Vol.2，
pp.1008-1009.需要说明的是，9月1日是预定召开西德地区制宪会议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还是想在外长会议前造成西德政府已然建立的事实，说到底华盛顿并不想在该问题上让步，其着眼点依然是柏林问题本身，只是希望进一步利用2日会谈中出现的良好对话氛围，尽快妥善处理货币和封锁这两个问题。
国务院的上述态度，既是源于对驻德军政府意见的采纳，更是由于内部幕僚的分析。负责协调柏林问题的中欧事务司负责人波伦，最初也对斯大林表现出和解的态度感到兴奋，他认为空运的成功以及其他因素极大地改变了莫斯科的立场。但在兴奋之余，波伦并没有忘记在三年前的首次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行为；他也清楚地记得在1946年夏天的第二次四国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在与贝文冲突时的表现。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235.以往苏联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中的不诚信记录，使波伦怀疑苏联领导人在8月2日晚上表现出诚恳态度的真实性。在仔细阅读了来自史密斯的会议纪要后，波伦感到斯大林依然要将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作为解除封锁的交换条件，这显然是华盛顿不愿付出的代价。[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350页。波伦因此认定苏联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并建议不要同意采取任何暂停筹建西德政府的举措。
在随后提交的备忘录中，波伦进一步强调，必须认清斯大林虽然在推迟执行《伦敦决议》问题上有所让步，但这只是苏联的谈判技巧，该要求仍是克里姆林宫的最终目标，并提醒注意斯大林实际上在会谈中数次使用“除非这样做，否则对整个德国问题就没什么可谈了”的说辞。波伦认为斯大林的表现证实了美国之前对苏联封锁柏林目的的估计，不同的是苏联这次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声称如果西方不取消《伦敦决议》中有关建立西德政府的内容，他们就将通过在苏占区采取类似举措动摇西方三国在柏林地位。波伦强调斯大林的这一态度对事态发展和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并预计如果其要求遭到西方拒绝，苏联政府很可能完全终止谈判。他还表示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讲，苏联人采取该立场与己十分有利，因为即便是德国最终分裂，他们也可以将挑起事端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在波伦看来，苏联提出推迟建立西德政府的要求，将可能引发了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待《伦敦决议》问题上分歧和争议，使华盛顿既要面对国内某些团体的政治压力，而一旦停止执行该《决议》将会对西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FRUS，
1948， Vol.2， pp.1013-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