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德宣战后，政府立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宣传热潮。“武装起来，最大限度地武装起来，毫无限制地武装起来！”这是威尔逊总统向全国发出的战斗号召。与此同时，国会很快便颁布了1917年征兵法。根据这项法律，短短几个月之内，美国陆军和国民警卫队就招到了近70万名志愿者，另有300万人被征召入伍，到1918年11月，美国军队男女军人共有48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在林肯时代或罗斯福时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战争的号角一吹响，早已赋闲在家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满怀军人的激情匆忙赶到华盛顿。这年他已59岁，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自从到亚马逊河流域进行那次著名的丛林探险染上疟疾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求陆军部和白宫批准他组建一个师的志愿军，由他亲自率领到法国参加战斗。
富兰克林·罗斯福深信他叔叔的这一做法将会对振奋国内外的士气大有好处，于是就安排让他到白宫去见总统。谁知，现任总统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却令这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前总统大为扫兴。威尔逊说：现代战争中不能搞英勇的表面行动，美国将在战争中依靠征召来的正规军而不是靠志愿军。会见结束后，威尔逊又对助手说：“我认为对待罗斯福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别搭理他。”老斗士西奥多·罗斯福虽遭如此怠慢和奚落，但仍热情不减，没过多久，他就把自己的4个儿子全都送上了前线。临别前，最小的儿子昆廷这样安慰他：“还是让我们来把您的志向化为行动吧。”
除开这两位政坛夙敌的相互成见不说，威尔逊的话的确是很有道理。须知，美国即将面对的敌人是20世纪称雄一时的德意志帝国，而不是1898年气息奄奄的西班牙；指挥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绝非像当年罗斯福率领“莽骑兵”攻打凯特尔山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如果把上一次战争的成功经验照搬照套入下一次战争指导之中，那无疑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那么，由谁来统率这支前所未有的美国远征大军呢？威尔逊总统和陆军部长贝克掂量来掂量去，最后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陆军少将潘兴。
约翰·潘兴，1860年生于密苏里州林恩县拉克利德。1886年西点军校毕业后去骑兵部队服役，是一位勇敢、严厉、极富献身精神的指挥员，素有“铁锤”之称。他曾参加过剿灭印第安人的血腥战争，担任过西点军校战术教官。1898年参加美西战争。后来又几度供职于驻菲美军，在棉兰老岛上屡建战功，备受西奥多·罗斯福的喜爱，以致当他看到法律不允许他将潘兴从上尉提升为少校或上校时，罗斯福干脆越过822名级别比潘兴高的军官，直接将潘兴擢升为准将。到了威尔逊时代，潘兴仍然“圣眷不衰”，备受重用。美墨边境危机时，潘兴作为征讨军司令官又一次表现出色，大获好评。所有这一切，无疑巩固了他在华盛顿高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1917年5月26日，陆军部长贝克签署了授权潘兴指挥美国远征军的命令。据说这位部长私下里曾对人说，他对担任美国远征军司令的潘兴只准备下达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去，另一个命令是回来。”由此可见他对潘兴是多么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美国陆军部长同作战部队的司令官之间始终处于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纠葛之中，相互敌视、拆台者有之；谩骂攻击者有之；对簿公堂、吵得一塌糊涂者也有之。为什么单单到了贝克—潘兴时代，两人竟“化干戈为玉帛”、关系好到了如此程度呢？
原来，贝克出生于美国南部的弗吉尼亚州，父亲曾是罗伯特·李将军麾下的一名老兵。后来他在研究内战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内战的教训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必须将其对军事指挥官的干预减到最低的程度。贝克自小就接受了他父亲的这一观点并牢记在心。因此当他终于等到机会处理与潘兴的关系时，尽管他对陆军业务十分懂行，并被所有的正规军官誉之为“陆军部长中的佼佼者”，但他对指挥驻法美军的决策性问题，却故意采取放弃权力的方针。他公开承认：他的主要职责是建立一支可以由潘兴带领打仗的军队，然后交给潘兴去打就是了。
无独有偶，威尔逊在对待潘兴的态度上竟和贝克部长极其相似。虽说无论用哪种标准来衡量，威尔逊都是一位争强好胜、酷爱权力的总统，但他唯独对军事工作不感兴趣，最希望由将军们自己去管打仗的事。在通常情况下，他并不关心如何对军事部门实施精心领导，也不注意采用何种战略，而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致力于战时外交工作以及为实现和平而进行准备。战后，当他在举世闻名的巴黎和会上纵横捭阖、大放光彩的同时，却始终没有到美国士兵作战和牺牲的任何一个地方去过。他对战争、军人以及流血牺牲之冷漠，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一来，潘兴便得到了“美国的法律、条令、制度和习俗所能给予一位战时在战场指挥陆军的司令官的一切权力和职责，并享有相当于部局长们平时和战时的权力和职责”，“总而言之，他拥有根据本指示精神积极进行战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所需的一切权力”。对此，凡熟知美军历史掌故的人无不咋舌叹道：即使当年身兼美国陆军总司令和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二职的格兰特所拥有的权力，也未必比眼下这位潘兴将军所享有的权力更大、更全面！
一贯非常自信的潘兴很快就把这份被称做是“格兰特之后无人比拟”的权力运用得十分娴熟，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在美国陆军第1师开始抵达法国之前的3个星期，从墨西哥边境调回来的潘兴将军征尘未洗，便远渡重洋，来到法国筹建驻欧美军总部，搜集有关情报，以便估算派到法国的陆军需要多少兵力。
潘兴同法英两方进行协商并观察了他们部队的现状之后，于1917年7月提出了一个总编制设计方案。他建议派往法国的美军人数，远远超过了威尔逊发表关于运用美国全部力量的战争咨文时的设想，要求在1918年12月31日以前向法国派出110多万人。潘兴认为美国必须派出一支由20个师加上保障部队组成的完备的军队，因为这样一支军队“是现代战争中作为完整的配备均衡的战斗组织的最起码的部队”。除此之外，潘兴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处于凋敝状态：法军在凡尔登一役之后已经兵源枯竭，有些师已从序列表中勾销，再也不能复原，而且法军的士气也几乎丧失殆尽。英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因发动1917年的攻势而把部队投入屠宰场。只有一支强大的美国陆军才能打败德国人，因此在法国放上100万人，而且“不应该理解为这就是法国战场所需要的最大兵力”。
陆军部将潘兴的总编制设计方案以及他补充提出的关于保障部队的建议发展为一个计划，准备在1918年12月以前向法国部署由1372339人编成的30个师及辅助部队。然而潘兴对英法两军前景的估计变得越来越悲观，而事情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这种担忧。英军发动的1917年攻势终于徒劳无益地宣告夭折，伤亡了20多万人，到了1917年底，英军在法国的士兵比当年1月少了10万人，损失已无法再弥补。
1917年11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势必退出战争，于是潘兴估计德国因此而能集中250～260个师于西线以对付协约国的160个师。德军1918年攻势发展顺利，旷野战这种形式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出现于西部战线，于是，潘兴对美国远征军规模的估算进行了修正，认为到1919年5月时需派出一支由66个作战师计300万人组成的部队。他于1918年6月21日提出了这一估算，那时德军已在马恩河上的梯厄利堡摆开阵势，准备对40英里以外的巴黎发动最强大的攻势。潘兴同协约军总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会谈之后的第三天，又提出了他的估计：“为了在1919年赢得胜利，必须拥有数量优势，而这只有当我们的驻法部队于1919年4月达到80个师，7月达到100个师之时才能办到。”
陆军部虽然对到了那个时候可以是否有必要在法国集结100个大型美国师心有疑虑，但陆军部还是答应潘兴在1919年6月以前组建98个师，其中有80个师配置在法国境内。原计划在1918年12月31日之前向法国派遣30个师计1372339人，现在扩大了计划，要求在上述期限内交给潘兴52个师计235万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征兵年龄放宽至18岁到45岁。
潘兴“80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德军就因其1918年攻势受挫而令人惊奇地迅速瓦解，从而宣告了战争的结束。但是停战到来之时，美国正在顺利实现这一指标。此时已组建完毕的有62个步兵师，其中43个师已在法国，加上保障部队，总数将近200万人。
这就是说，在有关美国远征军人数、规模这一本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策的重大问题上，却由潘兴一人唱了主角，华盛顿方面完全顺从了潘兴的指挥棒。
紧接着，华盛顿官员们一次又一次地领教了潘兴这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办事风格。
第一件事发生在1918年夏，随着美国参加战斗的进程加快，陆军部和总参谋部考虑要设立一个与潘兴的司令部相平行的后勤供应司令部，由高塞尔斯将军负责，对驻欧洲的保障部队和基地进行统一指挥。按理说，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况且高塞尔斯将军此前历任代理军需司令、总参谋部采购、储藏与运输处处长，对陆军的全部供应工作得心应手，了如指掌。但是潘兴却不想削减自己的权力。他坚持认为，对战区指挥官来说，掌管本战区的保障工作乃是一种传统特权。为了不让陆军部先采取行动，潘兴立即将他的第一参谋长詹姆斯·哈博德少将调任全军供应勤务长官，并给哈博德的司令部增加了更多的权力。眼见生米已做成熟饭，陆军部也只能默认了。
另一件事也与后勤供应有关。当时，美国军队每个作战师每天要消耗25车皮的补给物资，因此，美国远征军运输兵司令一职因其权高位重，自然引起不少职业军官们的垂涎。可是潘兴却偏偏选中了一位平民百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威廉·文特伯里，并特意为他弄到一个准将军衔，让他指挥美国远征军的运输兵。虽然有不少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说三道四，但潘兴毫不理会，依然故我。
当然，最能体现潘兴的独特性格，也最容易招致非议的事情莫过于他那项完美主义的训练计划。
本来，按照陆军部的规定，步兵在美国本土训练4个月之后，就可以派到法国去。许多参加过墨西哥战役的老兵们想得更简单。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不过是一次快速清剿行动的翻版，德国人像潘乔·维拉一样，只要一交手就会四散逃命，然后便是舒舒服服地凯旋而归。
然而，事实却让美国人马上认识到了他们参加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同时明白他们在体质、技术和心理上都对这场战争的艰苦和恐怖缺乏准备。当潘兴率领他的参谋人员先期抵达法国，并到战场上实地走了一趟后，这种感触尤其明显。他不仅被双方在这场可怕的消耗战中进行的大屠杀吓了一大跳，而且对美国部队完全没有经过这种战斗训练感到震惊。一个强烈、牢不可破的意识在他的大脑中从此产生：在美国部队学会如何保存自己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入战壕。
作为驻法美军的司令官，潘兴有权不让美军投入战斗；作为一个陆军厄普顿派的坚定信奉者，他历来追求完整、系统和彻底的训练方式。于是，潘兴凭着这种权力和信念，坚持要执行一项长时间的训练计划，直到他满意为止。
潘兴清醒地认识到：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那种在内战时期也许够用的关于纪律、军队生活、战术和兵器的基本训练，看来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像炮手这种专业士兵，就必须接着进行本兵种或与本军种有关技术的深入训练。潘兴坚持认为，即使步兵也需要十分细致的补充训练，在训练时间上要明显延长。步兵战士必须学习堑壕战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在西线的3年战争中已经有所发展；他们还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堑壕战的专用武器，如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以及使用铁锹和铁丝网。
在堑壕战的训练方面，美国陆军向经验丰富的英法军官求教。但是这还不够。潘兴强调，为了赢得战争，美国陆军必须发动进攻，将德国人赶出他们的堑壕，因此美国士兵必须摆脱英法两军对堑壕战的固定看法，学会适于越过堑壕进行旷野运动战的进攻战术。美国士兵尤其应通晓刺刀的使用，应学习射击技术，这是美国正规步兵的固有标志。潘兴嘲笑法国人的战术，法军士兵在德军溃逃时还投掷手榴弹。美国士兵则不然，他们必须学会用步枪来击毙敌人。
最后，当士兵们训练就绪时，潘兴还希望他们学会军人的礼仪和举止，直到补入正规陆军的军人、国民警卫队员以及应征入伍人员个个在外表上、着装上和举止上都像正规军为止。
潘兴明白，要想按他所希望的训练方法训练美国陆军，那就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多时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准备花费时间。他为美军驻法第1师制订了一个冗长的训练计划，实际上他是要求其后的各师都照此办理。自从1917年7月5日第1师的第一批分队到达被选做训练区的贡德古尔时起，潘兴就开始对他们的基本战术水平进行检查，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917年8月下旬，法军第47阿尔卑斯狙击师，即“蓝魔”师开始向美军第1师讲授堑壕战和武器知识。直到10月21日，潘兴才把该师派到一个没有战事的地区，配属给法军第18师，让它体验一下前线的生活。从那一天起，每个团派出一个营跟随法军进入前沿阵地10天，然后其他各营再进入前沿10天。1917年11月底，第1师返回贡德古尔，将在前线学到的东西贯彻到此后的训练中去。只是到了1918年1月18日，即第1师到达法国半年之后，潘兴才认为该师已做好了单独接受任务的准备，可以派到战线上另一个无战事的地区去了。
如此冗长、费事的训练计划，实在是急煞了性情急躁的法国人，为早日减轻压力，摆脱困境，法国人恨不得一脚把美国兵踢到战壕里去。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老虎”乔治·克列蒙梭来到美国陆军第1师师部。他当时尚未担任法国政府总理，但已是内阁的一名重要成员，他来找潘兴。因为没有找到，他就同该师师长塞伯特将军举行了一次会谈。法军总参谋部成员维扎特·德卡斯特尔诺陪同克列蒙梭前来，当着克列蒙梭的面，他期望这个师能在9月12日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大难题”，塞伯特将军当即说明，他未被授权作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决定完全要由潘兴将军来作出。
这时克列蒙梭从椅子中立起身来，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用英语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和美国部队立即开赴前线的绝对必要性。塞伯特将军说明了全师的官兵状况，克列蒙梭针对这个问题又作了发言。他说，现在不是要我们等这个师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开赴前线的问题，现在关键是这场战争的胜败问题；法国士兵的力气已经耗尽，士气已降到了最低点；几个月过去了，前线还看不到美国的一兵一卒，他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他说他曾设法求见潘兴将军，但没有找到。因为事情至关重要，所以他直接来找塞伯特将军，美国部队必须投入战斗，作出某些牺牲，以此来向法国军队证明，他们是说到做到的，他们将在那里战斗到底。
塞伯特听了这番谈话感到很窘迫。他力图说明，他不能下这样重要的命令，必须同潘兴本人商量，接着竭力委婉而又坚决地继续指出，在对美国部队进行充分训练，使之能在训练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去对付敌人之前，就把他们投入战斗，乃是一场极大的冒险。
“对于我们这支威名远播的精锐部队来说，一开赴前线就蒙受严重和不光彩的挫败，将对美国士兵和盟军的士气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塞伯特实际上是在重复潘兴的训词。
克列蒙梭“哼”了一声，德卡斯特诺尔嗤之以鼻，他们冷冷地向美国人告别，带着难以名状的失望心情匆匆离去。
伴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不仅法国人和英国人越来越不耐烦，而且连有的美国军官也认为潘兴的训练计划搞得太过分了。
陆军参谋长马奇将军一向不喜欢潘兴，他对潘兴的这一做法当然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在参谋部军官中散播了这样一种论调：“潘兴方针的实际效果是这样的：作为美军大部队的师经过了4到6个月的训练，而且往往主要在美国本土营地内进行，士气极为高涨，渴望着一到法国就立即投入战斗。但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们早在美国就受过的训练和操演，从而磨掉了他们的热情和锋芒。”
时间长了，甚至连一向对潘兴信任有加的贝克部长也赞同了上述观点，只是碍于情面，才没有贸然对潘兴进行干涉。后来他实在是有些着急，终于忍不住给潘兴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刚刚发觉两件与在我国境内进行训练有关的事情，而在我们参战之前，显然谁也不懂得或谁也没有想过这两件事情。第一，如果说在和平时期，在没有现实战争刺激的情况下，将新招募入伍的人训练成士兵可能需要9个月或1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激烈的大战正在进行，人们都急于使自己符合标准以便参加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用费这样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肯定只需要3个月就能使一名士兵受到比和平时期9个月的训练内容更丰富的训练。第二，我们也知道，人们在国内训练营地待的时间过长，就会意志消沉，急躁不安的情绪就会产生，它的害处同较长时期的训练所带来的好处一样多……
“我想您将会看到，在此经过4个月训练的人已接近于做好准备，可以与您的老兵和有经验的部队结合使用，因此，至少就步兵而言，在欧洲进行长时间的训练似无必要。”
贝克部长的建议是否对潘兴起了促动作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着德军1918年攻势，也为了建成一支能参加协约国军反击的美国陆军，潘兴终于不得不将他那些尚未完成预定的全面训练的师用于进攻。
事实上，自从踏上法国土地那一刻起，众多美国军官尽管在不熟悉的地点同不熟悉的敌人即将打一场不熟悉的战争，但他们边干边学，很快就适应了环境，进入了角色，许多人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在他们的指挥和带动下，整个美国陆军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生力军。
其中尤以乔治·马歇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小乔治·巴顿三人的表现最为出色。
乔治·马歇尔这时只是美国步兵第1师参谋部的一名临时中校。后来在他成为名将时有人认为他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参加过一次前线的战斗。如果这是说他没有真正跳出战壕，用步枪和刺刀同德国人进行过肉搏的话，那是真的。但如果说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后方，没有经历过战壕作战的危险、磨难和艰苦生活，那就完全错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历过的战斗和躲闪过的毒气弹、子弹和炮弹比许多美国军官都多。
当时，马歇尔的任务是使第1师师部随时了解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物资给养，密切注意部队的士气。他执行任务认真，因而他更经常的是呆在前沿战壕，而不是在指挥所。他常常单身一人步行到前线巡视，只带上防毒面具、左轮手枪、干粮和一件笨重的雨衣，用来抵御在这块阴森可怖的战场下个不停的寒雨。那里经常雾气腾腾，他却巴不得有雾，因为有雾他就可以爬出蜿蜒曲折、坑坑洼洼并且鼠患成灾的壕沟，趟过无人区的泥泞地，从一地走到另一地而不被敌人发现。他已经习惯于冒着炮火前进，每当听到炮弹循着弹道从头顶上空飞啸而过，他便本能地仆地卧倒。像每一个正在作战的士兵一样，他最怕一件事—在爆炸的炮弹当中有一发会把毒气溅他一身。
在马歇尔参加过的大小数十战中，没有比康蒂尼村战斗更令他刻骨铭心的了。那是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小村庄，协约国军需要它，第1师奉命把它拿下来。士兵们经过苦战终于攻下来，他们受令坚守阵地。他们经受了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最密集的炮火射击，守住了村子。
马歇尔差点没有赶上康蒂尼战斗。刚好就在战斗开始前，他骑马朝战壕走去时，马在泥泞中打滑把他摔了下来，他的一只脚卡在马镫里被拖了一段路。他的脚踝骨折了。但他只是包扎了一下，忍着巨大的疼痛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作为一名军人和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康蒂尼成为他个人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马歇尔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总司令潘兴格外注意。随后，一纸调令将他从第1师调到驻在法国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工作。
潘兴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面的一大片葡萄园中，这里没有受过战争破坏，远离西线的泥泞、血污和作战噪音，对于马歇尔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后来写道：“这里的新同事们一年来一直在为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做着计划和组织工作。诸如海运吨位、卸船港口、供应和物资调运部门的船坞和仓库建设等问题，每天都使他们伤透脑筋。训练新到法国各师的方法，设法弄到七五（加农）炮和英式重炮，制造坦克以及处理同法军和英军的复杂关系等，则是他们日常谈话和讨论的主题。”
在潘兴总部的作战室里过日子，也许不会像在第1师那样有生命危险，但马歇尔发现它十分累人，而且，每当自己不得不为部队的行动作出重大决定时，他更感痛楚。在这里，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一系列复杂的部队调动，来保持向前推进的势头；学会了如何让一个装备充足的师接替另一个行将粮尽弹绝的师，轮番交替前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也正是在这里，他学会了如何鼓舞“那些正在努力探索复杂的战壕战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忍受来自作战部队的军官对总参谋部人员惯有的种种奚落、批评、反感和蔑视。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才干得到了潘兴将军的高度赞赏和终生信赖。几十年后，当潘兴将军弥留之际，陆军部派人来征求他对丧礼的意见，潘兴将军不假思索地答复说：“一切交由乔治·马歇尔负责安排。”
同一直在总部机关做参谋工作、平时难得显山露水的马歇尔相比，美国陆军霓虹第42师上校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则成为远征军中最引人注目、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首先，他着装与众不同：头戴一顶软帽，身着发亮的高领毛线衫，绑着闪光的裹腿，手拎着马鞭。新闻界很快便生动地称他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他第一次表现出超人的勇气是在2月26日夜晚，那天晚上他自愿参加法国人的突击队。使他高兴的是，战斗激烈而残酷，约有600名德国人被俘。麦克阿瑟因表现突出而获得第一枚勋章—法国十字军勋章。后来，美国陆军也为这次行动授予他银星勋章。
霓虹第42师在洛林地区前线约达4个月之久，这期间几乎一直不断地进行战斗。麦克阿瑟不断地深入前线，率领和激励部队勇敢作战。到6月21日，霓虹师撤离前线时已成为英勇善战的部队，麦克阿瑟也成为法国人人皆知的美国军人。
6月26日，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然而，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并不欣赏麦克阿瑟，认为他是个平庸之辈，至少有一次这位将军郑重其事地指责过麦克阿瑟。但后来证明潘兴将军错了。
7月4日，配属法国第4军的霓虹师以令人生畏的勇敢和顽强投入战斗。头戴软帽，手持马鞭，腿绑裹腿，身着卡其布军装的麦克阿瑟准将，进攻时总是第一个跳出战壕，率领部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把不可一世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麦克阿瑟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了第2枚和第3枚银星勋章。
7月，协约国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霓虹师转而配属给法国第6军投入战斗。战斗依然激烈而残酷，该师伤亡几达50%。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麦克阿瑟曾一连4昼夜没有睡觉。协约国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深入推进到德国领土。麦克阿瑟因为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第4枚银星勋章。法国人授予他第2枚十字军功章。
此后，霓虹师后撤进行休整和补充，麦克阿瑟调任该师第84步兵旅旅长。9月10日，该师重返前线，加入了在圣米耶尔战线上的美国第1集团军的行列。第84旅是集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之一。麦克阿瑟身先士卒，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作战任务。
在这次以及随后的战斗中，麦克阿瑟又获得了第5枚和第6枚银星勋章。9月末，麦克阿瑟率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大战役。10月11日，麦克阿瑟严重中毒，几乎双目失明，但他拒绝去医院。战斗尽管激烈异常，第84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作战目标。为此，麦克阿瑟被推荐获取荣誉勋章，晋升少将，但由于他太爱出风头，以至于美军总部里没有几个人为他说好话，所以无论勋章还是晋升都被否决了。代替荣誉勋章的是一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
霓虹师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于11月4日重返前线，向色当进击。战斗中他又获得一枚银星勋章。11月11日，战争宣告结束。几天后，麦克阿瑟被提升为霓虹师第42师师长。
毫无疑问，麦克阿瑟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受勋最多的美军军官之一。潘兴将军在事实面前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麦克阿瑟是“我们所有的最伟大的将领”。7年之后，当潘兴在陆军参谋长职位上退休前夕，他作出的最后一项决定，便是把麦克阿瑟提升为少将。
比上述两位更具传奇色彩、美国远征军中“猛张飞”式的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顿。
1917年4月，巴顿随潘兴到了法国，仍然做他的副官。他把在这位将军的参谋部里任职视为一种荣誉。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不受拘束的性格和喜欢冒险的精神，使他很难安心于美国远征军那庞大而复杂的司令部中的生活，他渴望去前线作战。
“你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意见。我提出两个职务供你挑选：你可以去指挥一个步兵营，或者去坦克部队。”潘兴对巴顿说。
潘兴所说的“坦克部队”在巴顿眼里几乎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美国军队从来没有使用过坦克，而且迄今为止这种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存在着很大争议。
潘兴将军的话让巴顿左右为难。他决心不去步兵营，但对参加尚不存在的坦克部队也感到不快。他决定写信请教在波士顿的岳父弗雷德·艾尔。巴顿对他的判断是绝对相信的。艾尔先生的答复是：“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对你的劝告是：应该选择那种你认为对敌人打击最沉重，对自己伤亡最小的武器。”
巴顿茅塞顿开，立刻去见潘兴，对他说：“长官，我已决定去坦克部队。我怀着一种特别的热情接受新的任命，因为我相信我能用坦克给敌人以最大的杀伤，而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最小。”
巴顿于1917年间月9日正式接到命令去坦克部队任职。他第一次接触到坦克时，并不喜欢它，把它称为“带轱辘的棺材”。
坦克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塞缨尔·罗肯巴克准将。他主要是代表潘兴在坦克部队组建过程中，与各方面的高层人物接触，处理复杂的政策问题。至于具体的组建和训练任务则由巴顿上尉（后来很快晋升为少校、上校）一手负责。
巴顿迎着重重困难，为建立坦克部队而操劳着。他的任务是训练和指挥两个坦克营，这两个营将组成坦克兵的第一旅。在这方面，巴顿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因此，他从零做起，甘当学生，先到英国和法国的坦克学校学习。同时，每逢使用坦克的战斗行动，他总是亲临现场，用心观察。
最后，他选择了轻型坦克—法国双人6吨雷诺式坦克来装备他的两个营，他认为笨重的重型坦克打死的德国人寥寥无几，却使自己的英勇士兵饱受煎熬。
接着巴顿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之中。他建立了训练中心和部队营房。远征军的将士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调到坦克部队作战。这使巴顿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越来越相信，没有坦克便无法打开敌方阵地的缺口。“杀人的武器很多，但我相信，坦克最能致敌于死命。”
当时的坦克非常原始，外壳粗陋，里面一团漆黑，两名乘员必须用相互敲打的办法来互通信息—踢一下驾驶员的背就是叫他前进，拍他的头则是叫他停车。各辆坦克之间不能通话，坦克和它们所支援的步兵之间就更无法联系。这种坦克的最高时速为4英里，常常跟不上挺进的步兵，机器故障也常使它们报废。
到1918年7月，巴顿已经组建了6个连，一般公认这是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扬。
在随后的圣米耶尔和墨兹—阿尔贡战役中，巴顿率领这支刚刚诞生的坦克部队，一路上猛打猛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次作战中，他负了伤。他受伤的方式也是特有的：当巴顿指挥的坦克群“隆隆”地开到离德国兵只有40码时，他跳出坦克，跑步带领坦克前进。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坐在坦克里的士兵根本听不见他叫嚷什么，而在他前面的德国兵也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巴顿被掀到了一个弹坑里。待他伤愈归队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就这样，巴顿以其骄人的战绩向他的老长官潘兴将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潘兴看来，评价一个军官的标准就在于他是否是个“斗士”，极少有人能得到他这句夸奖。然而在谈论巴顿时，潘兴却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爱，连声赞道：“巴顿这小子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现在还是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当时，一个崭新的军种—空军，正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上，它赋予了战争以全新的角度，从过去的平面作战向立体、纵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