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自1950年6月25日开战以来，经过交战双方5次大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中朝联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眼下这种欲胜不能、欲罢不得的局面如何是好？杜鲁门苦思冥想，不得良策，无奈之下，只好又打以谈判结束战争的主意。
其实，动谈判的心思，美国已不是第一次了。每当它们在战场失利之后，都打过这方面的主意。早在第2次战役美军遭到惨败，杜鲁门面对国内对朝鲜战争的一片反对声，只得命令麦克阿瑟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又通过英法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行动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备战，卷土重来。为此，便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让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和印度、加拿大代表出面，要求立即停火。杜鲁门自以为这一手很高明，认为中朝定会上他“假和谈、真备战”的圈套。结果，中国外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22日发表的声明，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中国政府的声明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指出现在停火，美国就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向前进犯。并郑重声明，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联合国通过的一切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不准备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接触。
为了教训美国人，志愿军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第3次战役，杜鲁门被打痛了，决心发动大规模反扑，但在兵力未调整部署好之前，又玩弄外交欺骗伎俩，操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报告，先安排停火，再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和撤退外国军队，最后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解决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这一问题，于1951年1月17日提出建议：在中国举行由中、美、苏、英、法、印度、埃及参加的7国会议解决朝鲜问题。而美国这时已作好再战的准备，断然否决了中国的正确主张。战火继续在朝鲜半岛燃烧。
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经过5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杜鲁门才知道不可能在军事上战胜中朝联军，被迫重打谈判的主意，他先后两次找苏联官员，请求促成中美和谈。杜鲁门先后要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向驻柏林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和苏联驻联合国正副代表马立克、西门·查拉普金进行试探，但都毫无反应。万般无奈之际，最后只好让与马立克有交情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直接去见马立克。凯南开始时还支支吾吾兜圈子，马立克早知其意，故意不向正题上引，逼得凯南只好讲出老实话：“美国准备与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马立克断定凯南提出的问题肯定有白宫的意图，便追问道：“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的状态吗？”凯南答道：“是的，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马立克马上提出，他认为最重要的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应立即从朝鲜撤离。”凯南却说：“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从朝鲜逐步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马立克步步紧逼说：“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凯南被逼无奈，道出了美国的真实态度：“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美国敌对力量的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马立克闻听此言，露出不悦之色。凯南见此赶紧打圆场说：“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包括朝鲜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在凯南与马立克进行试探性对话不久，苏联于1951年6月23日由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以发表演说的形式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回应。《人民日报》在题为《朝鲜战争一年》的社论中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合理的。”同一天，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发表演讲，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声称愿意参加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谈判。
中美谈判的大门终于敞开了，杜鲁门在确认苏联的态度准确无误后，电令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以下声明：“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这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麦克阿瑟的胡作非为事件，杜鲁门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下达了严格的训令，指示他将敌我双方的请求“严格限于军事问题”。训令发出后，杜鲁门仍不放心，又指示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说：“你告诉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中朝方面做出了积极反应，于7月1日通过北京和平壤电台向美方答复如下：“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发表的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7月10日，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
谈判前，毛泽东纵观全局，预见到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老实认输，还会有新的反扑。因而适时制定了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的战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彭德怀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号令三军“打的坚决打，谈的坚决谈”。同时中朝方面协调立场，制定出谈判的基本方针：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火，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在斗争策略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极大的耐心进行谈判，充分利用谈判揭露敌人，使对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
开城，从公元918年到1392年一直是高丽王朝的首都，原称开京，即开国都城的意思，它距汉城不足100公里，人口不足30万。在它的西北约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来凤庄，庄上有一个富有家庭的宅第。它坐北朝南，过厅后面是宽敞的3间正厅，弧形房瓦盖顶，其他几间已被炸毁，院内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花坛，其间一棵古松造型颇为奇特，可惜由于战争的袭扰，除了古松之外，再没有什么花草奇木可供欣赏了。但这家因战争出逃的房子主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曾遭战争破坏，现在又成为战争的和谈之地。
朝中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及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张平山。“联合国军”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为美国陆军中将特纳·乔埃，南朝鲜的白善烨及“联合国军”的霍治、克雷奇和伯克。
会谈一开始，美方首先在新闻记者采访问题上作文章，接着又提出所谓在谈判地区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毫无意义的争论，使和谈及时顺利进行，朝中代表经研究后由金日成、彭德怀复函李奇微，同意他提出的建立中立区的建议。并指出，“为了不因记者问题这种小事而使谈判陷于停顿和破裂，我们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讨论议程时，会谈双方围绕着撤退外国军队应否列入议程问题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激烈争论。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不使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在谈判议程上搁浅，朝中方面从和平的愿望出发，经过协商，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另一次会议去解决。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终于于7月26日达成如下协议：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责；四、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和平谈判举步维艰。当谈判进入第2项议程时，又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出现“卡壳”。朝中方面主张，以三八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双方从三八线后撤10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美方坚决主张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费一枪一弹轻易把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攫取到手。为此，他们荒谬地提出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为自己的无理主张辩解。他们认为，依据战场实际，除了有地面战线之外，还有海空战线。而“联合国军”握有海空优势，空中战线向北达鸭绿江上空，海军也控制着整个环朝鲜海岸。从“三八线”画线，你们便从中得到很大好处。因此，“联合国军”的海空优势必须在地面战线上得到补偿。对此，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军事力量是各种力量的总和，而陆军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你们一个军种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地位，必须依靠其他军种的配合。“联合国军”在陆地上的战线集中反映了海陆空军全部的军事效能，如果没有海、空军的配合你们的地面部队早已被赶出朝鲜半岛。你们也承认，在地面部队方面我军占优势，如果你们的海空优势需要补偿，那么请问，我们的地面部队的优势要不要补偿？南日大将的义正词严驳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被逼无奈，他们就在谈判中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用“静坐”的方式与我对抗。
谈判桌上用“静坐”进行对抗，谈判桌下，积极筹划新一轮的军事对抗。本来就对谈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李奇微，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了夏季攻势。他们在东线集中美军和南朝鲜3个师的兵力，在航空兵、装甲兵的支援下，向北汉江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的正面的朝鲜人民军发动进攻，目的是企图夺占人民军突出阵地，拉平战线，改变其防御态势，迫使朝中在谈判桌上接受其不合理的要求。人民军在后勤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采用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阻击和积极反击。“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多梯队轮番攻击，人民军顽强抗击，寸土必守。坚守的阵地昼失夜返，给敌以大量杀伤。战至9月14日，敌军几无所获。此战最为壮烈的一幕是851高地及其以南一线高地的争夺战。朝鲜人民军巧妙地组织了各种步兵火器，特别是发挥了迫击炮的威力，打退了美2师（含法国营）的疯狂进攻，使敌15000多人丧命。心寒胆战的美军士兵，把851高地及其以南一线高地称之为“伤心岭”。整个夏季战役，敌人在付出死伤7.8万人（其中美军2.2万人）的惨重代价后，仅突出东线阵地2至8公里。
“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遂又于9月29日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他们采取逐步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投入大量的坦克，在西线首先以100门火炮和60辆坦克相配合，以月山的突出阵地为重点，开始了进攻。在以死伤800余人的代价攻占该阵地后，又于10月5日由英联邦第1师向马良山地区发起重点进攻。马良山之317高地和216高地，仅4小时就落弹20000余发，地面被削平了1米多，同时8架飞机实施轮番轰炸，尔后以5个团的兵力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西线19兵团64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激战5昼夜，马良山阵地5次易手，英联邦第1师以伤亡2600余人的代价，才前进了极为可怜的3公里。“联合国军”于西线转入重点进攻之时，美2师、南朝鲜第8师便开始向人民军第5军团防守的文登里以南公路两侧高地实施所谓“坦克劈入战”，每次以20至40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飞机掩护和工兵、步兵的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实施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偷袭我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接替人民军5军团担任防御任务的志愿军第20兵团68军204师组成反坦克大队进行顽强抗击，4天时间，击毁敌坦克18辆，击伤8辆，挫败了敌坦克的“劈入”。另外，68军612团1连坚守938.2高地，与敌鏖战5天4夜，连续打退南朝鲜军第8师两个团全力发动的80余次冲击，毙敌1800余人，创造了阻击作战成功的范例。67军在梨船洞周围地区的防御战斗中，以3个连的兵力，顽强抗击敌3个团在60多辆坦克、10多架飞机支援下连续4昼夜的轮番攻击，毙敌4000多人。
经过两个月的顽强防御作战，我志愿军共歼敌15.7万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联合国军”停止了进攻。
坐镇五角大楼的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对李奇微发动的所谓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甚为不满。他认为，联合国军的进攻不但在政治上背上了破坏和谈的债务，在军事上也吃了大亏（损失15.7万人）只占了点小便宜（占去646平方公里）。他不加掩饰地嘲讽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需要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李奇微的“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没有“辩”出什么名堂，万般无奈之下，杜鲁门只好再次请求苏联出面打开和谈僵局。10月5日，他指派美国驻苏联大使寇克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表示了愿意重开谈判的意向。维辛斯基严正指出：“朝鲜停战谈判延宕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军司令部制造的障碍所致。因此，保证停战谈判得到最好结局的办法，就是命令李奇微不要使谈判复杂化，停止制造人为的障碍。大使先生，贵国希望我们帮助使开城谈判圆满结束，可是苏联并不是参加谈判的一方，正相反，美国政府却是谈判的一方，因而恰恰是你们应该采取积极步骤，使谈判顺利完成。”寇克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恰巧此时，华盛顿接到李奇微报回的金日成、彭德怀给美方的复信，信中提出以美方不再重犯违反会议地区中立化及会场安全保障协议为重开谈判的条件，并建议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华盛顿见朝中方面态度有所松动，“借坡下驴”，赶紧指示李奇微回到谈判桌前参加谈判。
10月25日，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在中断了63天之后，在新的会址板门店得以恢复。双方代表都作了局部调整：朝中方以边章五代替邓华，郑斗焕代替张平山，对方的李亨根代替了白善烨。会议继续对原确定的谈判议程之第2项议程—关于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划分问题进行讨论。经双方艰苦谈判达成如下协议：一、确定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二、如停战协议在协议批准30天内已经签字，则无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该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应不再变更；三、如30天内停战协议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30天的有效期是美方提出来的，他们自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完全可在30天以后捞到更多好处，以此向我施压。然而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战场的实际接触线总是向南推移，至1953年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时，中朝方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这也许是美国当局所始料不及的。
谈判进入第3项议程后同样不轻松。在撤出外国军队、中立国监督停火、部队轮换限额、控制区补充与修建机场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长期扯皮，仅中立国问题与机场问题的谈判就持续了4个月之久。经过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直至1953年5月2日，双方才就第3项议程达成协议。
美国代表虽然又一次被迫坐到朝鲜停战谈判桌旁，但他们念念不忘扩大战争，在陆上进攻暂时收敛后，他们又在空中发动狂轰滥炸的“绞杀战”。为了粉碎敌人发动的“绞杀战”，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轮番出动作战，掩护平壤以北的铁路运输，到1951年12月底即击落美军飞机70架，击伤25架，并与苏联空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共同建立“米格走廊”，迫使美军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缩到清川江以南；高炮部队集中兵力掩护铁路运输，保卫重点目标，成为敌机的克星。至1952年6月，美军的“绞杀战”即宣告破产。
在空中“绞杀战”失败后，美军又发动了罪恶的“细菌战”。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龙沼洞等地，首次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带菌昆虫。以后又多次在朝鲜北方和我东北地区布撒细菌。其施放细菌的种类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10余种，作为病菌附寄的媒介物更是花样繁多，有苍蝇、跳蚤等动物，也有食品、树叶、棉花等杂物。自从美军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以来，朝鲜北方军民和志愿军均有人受到病菌病毒的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仅朝鲜安州郡一个600多人的村庄，不到半月就有50人感染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3月份志愿军受病菌感染死亡36人。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早在1925年由40多个国家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已明确规定禁止这种武器的使用。美国人自然害怕自己的罪行公之于天下。当朝中政府发表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声明，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议案后，杜鲁门作贼心虚，急忙令其驻联合国代表行使否决权，又让国务卿艾奇逊出面抵赖说：“我愿意坦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
为了彻底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中国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实地调查，又接受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科学家组成的两个调查团到现场取证，还在北京、沈阳举办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和图片展览，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供述的美国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并大规模地开展了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揭露并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
在战场上较量的同时，板门店的谈判也进行着激烈斗争。早在进行到第三议程讨论时，美方又建议提前进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朝中代表团认为这是加快谈判进程的好事，便同意了对方的建议。交换战俘历来是国际战争的惯例，美国参加签字并于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但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在战俘问题上大作文章，使之成为双方争执最尖锐的焦点。
据美方宣布，战争期间共俘虏了朝籍战俘11.2万人，中国籍战俘2.08万人。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主要是1950年美军在仁川登陆时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绝大部分是第5次战役后期被俘的。美国的决策者们心里十分清楚，扣压为数极少的战俘对于拥有雄厚兵源的中国并无多大价值，但随着战争打成僵局、和平谈判开始，美国的政治家们对俘虏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场前哨战，如果把包括投降者在内的战俘都送回“铁幕”里，将来再发生大战将无人投降。同时，他们还想制造一出“战俘大多不愿遣返”的闹剧，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国家的形象。基于以上阴险的目的，他们否定了美军方原打算的全部遣返战俘的意图，打出了“自愿遣返”的牌，公然对抗日内瓦公约，与朝中代表团在谈判桌上进行对抗。
为了为他们的“自愿遣返”制造口实，美方对中方被俘人员大肆屠杀，进行所谓“甄别”，强迫他们改变意愿，充当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炮灰。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美国军政当局纵容指使台湾国民党特务和隐蔽在俘虏中的反革命败类，用迫害、屠杀和严刑拷打等卑鄙手段，强迫志愿军战俘集体写血书表示要去台湾，那些热爱祖国的战俘宁死也不签名，他们被败类们打昏过去，强行按上手印。为了羞辱战俘，使他们无颜再回大陆见“江东父老”，败类们别出心裁，用暴力强迫战俘们普遍在身上、胳膊上和额头上刺上“反共抗俄”等字样，还公开宣扬“不愿刺字者以倾向共产党论罪”。对不愿刺字者，白天不给饭吃，晚上不给被子盖，还连续几天进行“疲劳审讯”，许多人被打昏后强行刺字，有的抗拒者被剖腹挖心示众。战俘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勾结台湾和南朝鲜当局对中朝战俘的暴行，终于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扣押在巨济岛上的中朝战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倒便桶的机会，于1952年5月8日将战俘营长官、作恶多端的弗兰特·杜德活捉，并在战俘营挂出一块英文告示牌，上写：“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果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当时，杜鲁门已任命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代替艾森豪威尔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正与新上任的侵朝美军司令官克拉克交代工作。得此消息后，李奇微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方面任命美1军参谋长科尔森为新的战俘营长官，一方面调集坦克部队进行血腥镇压。朝中谈判代表从西方记者口中获此消息后，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迫使新上任的战俘营长官科尔森低头认罪。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我和前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承认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使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打死或打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逼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志愿军和人民军决定进行全线战术反击，于1952年9月18日晚，在180多公里的正面阵地上，先后向选择好的20个目标发起进攻。
由于准备充分，先发制人，支援炮火猛烈，大多目标在30分钟内即获攻占，全歼或大部歼灭守敌。在第1阶段战术反击告捷后，10月6日又按既定计划实施了第2阶段战术反击，越战越勇的志愿军第一线7个军，在760门火炮的支援下，同时向“联合国军”防守的23处阵地发起猛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勇猛地突入敌人阵地，将守敌歼灭，继而同反攻的敌人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反击391高地敌人的战斗中，出现了志愿军战士邱少云烈火丹心的英雄壮举。志愿军和人民军通过全线战术反击，与敌反复争夺，占领敌阵地17处，毙俘敌2.7万余人，并牵着“联合国军”的鼻子，使其8个师跑来跑去，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朝联军全线战术反击作战的胜利，使坐镇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如梦初醒。他清楚地认识到，志愿军和人民军先发制人，意在迫使其接受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同时也看到，“联合国军”已失去先机之利，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而此时，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在即，联合国第7次大会也将召开，如果不尽快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无法向杜鲁门总统交差。于是他于10月8日命令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无限期休会，同时批准了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范佛里特称这一计划为“摊牌作战”，他把攻击的目标放在了上甘岭地区的两个山头—597.9高地和537.7高地。
上甘岭战役是由战斗发展为战役的。作战双方在这个仅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陆续投入作战兵力达10万人。美军为了取胜，不仅动用了各种火炮300余门，坦克近20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而且把不轻易使用的美军第8集团军炮兵总预备队也作为赌注押在上甘岭。两个阵地的土石均被轰击成为1米多厚的粉末，且不说地面工事荡然无存，就连根草也找不到，成为名副其实的“石头山”。这次历时43天的战役，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英勇善战的志愿军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坦克14辆，并涌现出舍身堵枪眼的特级英雄黄继光。难怪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沮丧地说：金化战役“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换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1952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在总统投票决战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在竞选中，艾森豪威尔曾向选民许下神圣诺言，他将“集中精力结束朝鲜战争，体面地了结这件事”。所以，上任后不久，他就亲自飞到朝鲜战场进行视察。视察的结果并不令这位上任的新总统感到乐观，他失望地告诉克拉克、范佛里特：“鉴于敌人阵地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视察结束，艾森豪威尔飞往威克岛，“海伦娜”号巡洋舰载着他未来内阁的大部分成员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艾森豪威尔在“海伦娜”号上，连续几天对朝鲜战争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弄出个名堂来，但有一点达成共识，那就是再不能像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那样，让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新政府要树立新形象，就必须采取行动，准备打破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
开始他们还在军事上动心思，由克拉克领衔制订了一个“B-52作战计划”，其要点是，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其中包括地面部队合围性攻击，大规模两栖登陆和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袭击。然而志愿军和人民军所作的大规模反登陆作战准备，使美军无懈可击。正面森严壁垒攻不动，两翼严阵以待不可得，华盛顿只好指示克拉克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美国人不得已主张和谈，而不识时务的李承晚却出来捣乱。他在美国一些好战分子的支持下，一边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在汉城、釜山等地导演了反对停战的“群众游行”，一边积极制造更大的新闻，引起世界轰动，把停战谈判搅黄。6月18日午夜，正当双方的文字专家们在灯下逐条逐句地斟酌停战协定文本时，李承晚将黑手伸向战俘营，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多人离开战俘营，将他们押解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这一罪恶行径，给停战谈判泼了一盆冷水，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慨，也使美国的谈判代表大失面子。
此时，由北京启程前往朝鲜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面对李承晚破坏和平的严重事件，愤慨万分。他感到，不但要在政治上揭露敌人的阴谋，还需要用炮弹发言，在军事上给顽固不化的李承晚点颜色看看。定下决心的彭德怀当晚给毛泽东发报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到月底拟较有利，为加深敌人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当即回电，批准了彭德怀的建议。
7月13日晚，志愿军第20兵团和第9兵团之24军出敌不意，以1000多门火炮进行猛烈持久的火力准备，随后，6个军向25公里防御正面的南朝鲜军守敌4个师展开突击，仅1个小时，便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志愿军一边围歼各高地之敌，一边向敌纵深穿插，迅速扩大战果。其中用奇袭的手段痛歼李承晚的“精锐师团”—首都师1团（白虎团）的战斗最为精彩。李承晚一看大势不好，急忙向克拉克求援，克拉克为了挽回败局和调整美李关系，带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匆忙赶往前线，部署反扑，但终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战役使美国方面不得不作出服软的表示。
1953年7月27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打打谈谈的喧嚣中画上句号。上午9时左右，板门店这个村庄顿时成了全世界瞩目的地方，各式车辆相继开来，200多名记者从各地赶来采访朝鲜停战的“头号新闻”。
板门店签字大厅布置得庄重典雅，方便实用。一双双眼睛直盯着双方的签字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只见两人分别在本方助签人员的协助下，在本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由助签人员交换文件，在另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后，双方谁也没有看对方一眼就起身退出签字大厅。当天，18份停战协定文本分别由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签字，并向各方下达停火命令。彭德怀激动地向世界宣告：“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而克拉克此时的心情极为沉痛而复杂，他事后感慨万千地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朝鲜战争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然而美国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为了同“共产党世界”继续对抗，他们在“热战”的同时，又打出了“冷战”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