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 编译
那是在1945年的秋天，随美军的第一批占领部队，我再次来到维也纳。我提前3个月到达那里，作为德语口译官，参加一项谈判，这次谈判商议将那个城市分成4个联军占领区，就像之前在柏林进行过的那样。我的德语很流利，因为我6年前才从柏林移民到美国。在美国我很快就符合条件参了军，服务于我的新国家并且为穿上她的军装而自豪。
一个周五晚上，我感到有些思乡，便径自走到维也纳仅存的一座犹太人教堂去做礼拜。那儿有一群人看起来很可怜，大约50个男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说着口音很重的依地语，所以我猜他们是欧洲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种族原来繁荣兴盛，现在却被摒弃于此并且与世隔绝。瞧见我的美军军装，他们全都围过来欢迎这位来到教堂的友军士兵。他们惊奇地发现，我居然能够用流利的依地语跟他们谈话。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可以判断出自己原先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些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聚集在教堂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的消息。由于当时没有从奥地利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民用邮递服务，这种集会就是幸存者们用以打探亲属音讯的唯一机会。
一个男人胆怯地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将他的一封短信捎给伦敦的家人，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虽然我知道军邮是不可民用的，但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人，实际上是从一座人间地狱里活过来的，他们需要让担心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活下来了。我同意了，于是每个人都请我替他们送信。
50封信比起一封信要多得多了，我在迅速思量着。往后退了退，我宣布下个周五晚上我还会来做礼拜并且收取短信，这些信要用英语、德语和依地语写好并且信封不能封口，只要满足这样条件的信，我都会用军邮来发送。
第二周我信守诺言，再次来到那个犹太教堂。当我推开门的时候，我惊呆了。那儿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人都朝我冲过来，将信扔给我。信太多了，我不得不请人找了一个箱子来装。接下来，我花费了1周的时间对信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里面只包含允诺的内容，然后将它们发往世界各地。我觉得棒极了，我知道这也许是那些人的大多数亲戚们第一次得知他们所爱的亲人在大屠杀的恐怖下幸存下来。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义举”。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整件事已经开始从我的脑子里淡去，直到军队里的“信童”突然抱着几大袋的包裹蹒跚着来到我的办公室。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询问道。地上的包裹来自世界各地，都署名由我——阿诺德·杰尔下士——转交给那些幸存者们。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我在审讯队时的一位名叫沃尔特的好友，也曾是从德国来的一位流亡者，他看到这一堆包裹大笑了起来。“我来帮你把它们发掉！”他主动提出帮助。接下来做什么？我保留了一份托我寄信的人的名单和地址。于是我们申请了一辆专用的装有防寒设备的吉普车，往里面塞满了邮包。当天从傍晚直到深夜，我和沃尔特开车穿过维也纳的满街碎石，将邮包投给那些满心惊喜和感激的幸存者们。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城市的苏军占领区，我们只好深夜驱车前往那一区，巡逻的苏军常常疑神疑鬼地拦住我们。当然了，我们互称为盟军，所以我们会解释说我们在为纳粹恐怖的幸存者们投送包裹，这样就能获准通行。
新的一周包裹又陆续到来，负责邮件的家伙越来越讨厌我们。我们继续在每天晚上到维也纳的各处送信，但是我担心我好心提供的帮助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了。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们的指挥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要求我解释收发这么多信件的原因。由于知道这个军官是个犹太人并且会理解我的动机，我决定直接告诉他真实原因。我向他坦率承认我滥用军邮渠道来帮助那些幸存者，是想要做一件亟须的好事。我没有预料到一个简单的举动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严厉地训诫我，后来笑了笑。“这次就这么算了。”他说着就让我走了。
有时我回想起这件微小的善行发生的经过。是的，局势很快就失控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项真正的义举：事态扩大再复原，直到达到它的目的。我只是被选中来达成这一目的，把这些人生还的消息通知爱他们的、焦虑的家人。
感恩心语
“我”利用军邮渠道帮助很多犹太幸存者送信，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幸存的消息。“我”的义举令幸存者们惊喜又感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帮助别人、扶助弱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