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旋转打开房门，惊觉他竟在屋里。地上一堆的衣物，他正收拾着行李。他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现出一脸的尴尬，“我过几天要去北京，回来拿些衣服。”
我也只好装作大方地在沙发上坐下，“哦，是吗，这么巧，我下个星期也会去北京一趟。”话一出口又后悔个半死，我还同他说这些干什么，难道还祈祷他说那我们不如约吃顿饭或者见个面的无聊话。
他大概也知道我失言，只好无端找话说，“这阵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捞的了，能走的都得走了，几乎大半人口都去了广州。”
说到这里，他又怕我敏感会错意，加上一句，“当然是想在那里成就了一番事业，赚些钱。”我再也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当初谁的目的不是这样，但以后发生的事就很难说了，你说是不是？”
气氛突然变得死寂，房里只有他沙沙沙的折叠衣服的声音，过了很久很久，空气中才传来了一句他微弱的声音，“是我对不起你。”我只好继续地扮潇洒状，气定神闲地说，“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话干什么呢，都过去了，还说谁欠谁。”
过一阵子，总算是听到了他关皮箱的声音。他提着两个箱子从我面前走过时，说，“是我的东西我都收拾走了，其余的则麻烦你替我丢了吧。”
我点头。他临到门前，又转回头来说，“你有什么事便联络我。”
我仍是点点头，并向他摆摆手。然后砰的一声，他关上了房门走了。
接下来我才慢慢地崩溃了，泣不成声。我不该对还这么笑脸相迎的，若照一般好友的话是，杀了他还不足以顶他的罪。连我的律师对稳定要求也惊异万分，“你不打算告他？”我当时反问我的律师，“我告他会得什么好处？房子是我的，车子也是我买的，他公司到底资产运转是用我个人户口向银行担保得来的，他有什么财产在手里我可以要求平分？若是为了那一千几百块的赡养费，算了，还不够我买一件衣服的。”听得我律师点头称是，还说，“他不反过来要求你分财产已属万幸的了。至于自尊面子的问题，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何自尊可言？当初下嫁予他时，母亲曾言，你比他能干，赚的又比他多，学历又比他高，要小心提防他的自尊心，不要得意忘形地忘了他的感受。”我当时还天真地同母亲说，“妈，他可是个老实人，不会有这种心机的。”
但我确实是忙。大凡身兼高职的人很少有高薪而又享有自我的生活，我也不例外。身为金融管理局的经济学家，除了监督本地银行的运作，还得时不时的出国考察驻外的跨国母银行的业务。由于业务涉及到金融财政，凡有关股票，黄金，投资户口的走向，媒体无不找我访问有关意见。而媒体的惯例向来是，找对了人，将来凡是相关话题，无不会找同样的人。求生不如求熟的嘛。
霸菱银行出了乱子之后，我同尼森几乎同时成了红人，电视，报章，外国的媒体无不竞相找我作访谈，问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着几十盏的摄影强灯以及闪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闪光灯，我仍得笑意盈盈的，“发生这种事情诚属遗憾，但我认为此事对我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何影响。”一位美国报刊的记者问，“林博士，你能肯定金融管理局在这次事件中完全没有疏忽的？”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发生这种事情，有关机构必首当其冲地难逃其咎，我犹豫了三秒钟，仍面对镜头，“我们已做好了一切措施，这种事情也许可以让我们再三检讨一番，看看是否能阻止同样的问题上演..”接着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抢发问题。
整个招待会结束后，已是晚上11点的事了。带着疲倦欲死的身躯回到家，方忆起今日还是我同他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进入客厅，看见他正在收看晚间电视新闻。“我很抱歉，临时开记者招待会，我没法子赶早回来，也许晚餐改在明天吃?”“算了吧，你的时间哪一天算得准了？你现在成了大明星，我要见你都得从电视上看。”他没好气地说。“这是工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近霸菱发生这种事，我三天三夜都不得好睡，时间上失去预算也非我所愿的。”我仍企图向他解释。“得了你，不必在我面前重申你这种身担高官所需负的重任。谁不知道你是不及30岁的女博士，又是金融局旗下的一名大将，如今更是媒体的宠儿，比电视台的电视艺人们上镜更频繁.。。”
我有点吃惊他会说出这种话，“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既是前线人员，同媒体打交道又有什么错？”“你当然没有错。”他站起来同我说，“错的是我，无端端地高攀了。”他的最后一句还带点恨意。我端的是被这场莫名的拌嘴吓呆了。
同结婚两年，我们不是没吵过架，但吵到这种近于将对方抹杀的地步，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了。至此，我方知道我的婚姻正面临考验了。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三天两日地提着行李往外跑，或夜夜三更半夜地回家，或三个月内碰也不碰我一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是为了公事出门，为工作而应酬，或许因公太忙以致精力支出过度。
我为他设想了种种理由，可是今日的火山爆发方令我回想以往的星星之火。为什么在工作上叱诧风云的女人，在情感上却似一只鸵鸟，不肯早早面对现实，不敢坦白剖析自己？
我吞了一口水，设法力挽狂澜，“你我还分什么彼此，什么高攀的话？我从不认为我比你强多少，学历事业的衔头只是虚无的，我从没有放在心里的。少说这种无谓的话了，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名和利是必需品，你不认为你比我强，自有其他人等认为我比你低一等了。你何必在乎别人看法，我不是嫁给你了吗？”我问。“婚姻能保证什么，能保证塞住别人的嘴巴？他反问。我开始感到气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应是他对一个不守妇或干错了什么事的妻子所说的话，可如今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在公司出尽牛力，回到家还尽力逢迎，却也落得这种不满。
想到这里，我不禁加重口气，“你要说什么便说什么好了，我懒得回辨你。”说完我便上楼上的卧房宽衣。
须臾，楼下客厅里传来砰的一声门响。他走了。从那日开始，我俩便如住在同个屋檐下的陌路人。他照样回家，但家似乎成了旅馆。
我大半时间在外公干，来去匆匆，在家里难得见他一面。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21世纪的男人难道连抛弃一个女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启口？而我想，如果他不要求，我又为何要终止这场婚姻？我并不是一个浪漫女人，也早已过了风花雪月的年龄对待婚姻也正如对事业般经营。
同他的激情虽然已经成了过去，但我也想不出我应该同他分开的理由。他既然还肯回家，使得我对他仍有所期待。但很快的，局内人并不关心的事，偏有局外人惟恐外不知。先是大姐找我吃饭，饭间闲聊到他，妈妈说“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他很忙吧？他这阵子常为业务往北京跑很少呆在这里的。”“我见过他同他那个女秘书一起吃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大姐欲言又止，“他们上回.态度相当暧昧的。”“大姐，我仍不动声色，安妮那女孩子跟他做事很多年了，精通双语，华语不太好，如今同中国来往做生意，安妮很帮得上忙。”“哦，”大姐满脸的歉疚，“那看来是我误会了，巴巴地跑来同你说。”大姐顿了一顿，“我只是关心你。”“我明白的。”我笑笑。
同大姐分别之后，我才感觉到胸腔里涌起了一阵酸楚。“原来是安妮，那高中毕业便出来谋生不及几年的年轻女孩子。有什么是她有我没有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等着同我解释，可是他没有。最终上门来找我谈的，居然是安妮。她在办公时间内到我的办事处，同我的秘书预约后相见。“张太太，您好。”见到我时，她有点腼腆地称呼。“好久没见，我这次来-----”安妮面有窘色，不知如何开口。“工作上有什么难处吗？”
我问了下去。“是令你难做的。”“不不。”她一脸的惊慌，“我同他，不，张先生在一起很久了，不会有问题的。那又是为什么？”我抬头问。“我这次来，是求你成全的。”她豁出勇气说。见我没有反应，她继续说，“他说您应该知道有一段日子了，可是这么久没有动静了-----”“你不耐烦了？”我笑笑地问。“不，我不介意，也不想他同你离婚，可是-----孩子-----，”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有了孩子了？”我有点惊异。“是的，是个意外，可是我没有办法这么拖下去。”她开始哽咽。
“为什么不由他来同我说？”
“他说，他不忍心，你对他那么好，可是-----。”“可是他却选择了你，”我苦笑。
“他说你太忙了，太专注于事业，在你的面前，他像是一个小孩子。”“是吗？他却从来没有对我这么说过。”我终于顶了她一句。“他还天天回家，天天睡在我身边，如果他想对我说这些，应该没有太大困难的。”我继续说。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她有点惊讶于我会这么说。
“说什么我们都还是夫妻是不是，到现在他还是我的丈夫，其余的都只算是外人，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的。”我站起身来送客。
安妮的整张脸顿时涨得通红，她并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招。这天下还有谁是好吃的果子呢？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
晚上他反常地很早就回家，径自往书房里找我，在我面前坐下，似乎考虑了一阵才开口，“她不该找你的。”“谁？”“安妮。”“如今她逼你来摊牌了吗？”我问。“我骑虎难下。”他将脸埋进手里。“你说吧，我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于是我们俩心平气和地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谈有关离婚的细节，唯一的房产以及联名户口问题，我向他提议，“房子由我买下来，以现金还你曾付的现款首期，由你退名。户口也由我保留，你可以提你份内的钱。”“那些不到几万块的钱也要这么算？”他不禁笑了。
“我并不需要的。”我耸耸肩。
他开始静默。我知道我又触到他的心事了，他的妻子连这最后的补偿也不需要。
室内叭的一声，灯火顿时照得通明，是佣人进来开的灯。佣人问我，“太太要吃些什么呀，先生已经走了很久了。”我吩咐她做饭，临上楼前又转回头吩咐，“明天记得叫锁匠过来把大门的锁换掉。”佣人明白我所指，仍不放心地问，“若先生乘你不在时要进来呢？”“不用开门，我们已经离婚了，他已经是一个陌生人。”“知道。”佣人应道。
过去种种旧事如昨日死，明天，明天会是另外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