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外景地是高密县南部据城河镇的泊子村，村南是一片沟壑纵横的丘陵。在这里种了50多亩高粱，基本上拍摄一些大场面，如群众演员600多人扮演百姓，县文化剧团30多名男演员饰演鬼子，“罗汉大爷”被扒皮就在这里，百姓被逼着来到杀人现场也在这里，拍摄完毕，几乎50亩高粱都被踩倒，自然是颗粒无收。第三个外景时在高密西南王吴水库岸边的一个农户家。张艺谋把这家农户改成烧酒作坊，基本上是照搬的高密大洼“大槐树”牌的白酒作坊。后来，为了拍摄需要，张艺谋又在银川市郊镇北堡搭了另一个造酒作坊。后来又加了第四个地方，就是高密西部峡山水库，当地村民在水库边上种了一些高粱，地很肥，高粱自然长得好，就在那里拍了“炸军车”、“我奶奶死”等戏。
电影的演员也是张艺谋精挑细选的，姜文那时候刚刚和刘晓庆演完《芙蓉镇》，算是有了一定的名气。巩俐呢，还是个只拍过一个电视短片的大二学生，巩俐算是标准的山东传统美女，“上宽下窄满场脸，浓眉大眼高鼻梁”，还有十几个配角，来自五湖四海，加上在高密找的一些，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形象土，年龄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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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夏天，《红高粱》在山东高密开拍了，当时订的名字是《九九杀青口》，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一是因为高密村里每逢九月初九开始烧锅做酒，二是“青口”就是有着“青纱帐”之称的高粱，“杀”自然就是指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分镜头剧本《九九杀青口》中，颠轿、野合、最后杀鬼子的戏扭合在一起，放大了传奇性，莫言说，当时他看过导演工作本，觉得自己认为精彩的内容都被删掉了，剧本里的东西，莫言觉得不精彩。看完样片，莫言才觉得震撼，觉得有强烈的色彩冲击，认为自己的文本对“红色”有很多渲染，而这定然给了张艺谋很多启发。后来，片名改成《红高粱》，没有人否认，那时候的张艺谋是个充满激情和才华的导演，才有了把小说精神高度提升的电影《红高粱》。
张艺谋和他的电影给高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艺谋以前是干摄影的，现在当起导演来，一点也不含糊。电影要赶进度，主要是怕高粱成熟，一旦成熟就失去了青纱帐的韵味，整个摄制组进入戒备状态，起早贪黑，饭无定时，为了赶时间，导演亲自上阵，搬器材，换位置。围观的百姓说，“不是个活”、“有孩子不让他干这个”。
影片伊始，就是“我奶奶”出嫁的戏码，这场戏，最有特色的就是颠轿。电影中的喜轿就是高密传统的轿子，情形也跟过去差不多，就是抬轿子折腾新娘，要是夫家和娘家给的赏钱不够多，新娘子糟的罪就更多了，颠哭了、颠吐了是很常见的事情。而轿夫在路上跟新娘子插科打诨也是常见的。
老谋子这个陕西人，对黄土有着天然的喜爱，所以当时剧组拉了十几卡车黄土，铺在路上，拍摄的时候，在演员后面用铲子扬。即体现了巩俐的风尘仆仆，又体现出高密的韵味。莫言说：“这个情节在我小说中也是浓墨重彩，张艺谋又夸张了。”拍这戏之前，演员们先体验生活，就是巩俐坐在没穿轿衣的轿子里，轿夫和吹鼓手穿着破破烂烂烂的衣服，抬轿子，整个过程中，一帮光膀子的光头男，每个人都是苦哈哈的，因为日头实在毒。还偏偏要晒那么黑，为了晒黑还特别去游泳，除了晒黑，就是锻炼身体。巩俐呢，为了拍戏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3件事，坐轿、骑驴、挑水，坐轿是左右颠、骑驴是上下颠，这样一天下来滋味如何呢？巩俐用微笑回答了，可见当时的小姑娘日后能成名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她很能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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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酒了，“我奶奶”要嫁给的麻风病人，家里就是做酒的，另外，酒也成为“我奶奶”和“我爷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酒还连接着罗汉大爷，酒还是莫言熟悉的邻居单家的营生，可以说有着天然的亲切感。莫言说：
“村子里就有3个酒作坊，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有许多车来拉酒，那时候满村里到处都散发着酒香。”
电影中的“十八里红”酒闪耀着红红的颜色，丝毫看不出小说中的酿酒的秘方是一泡尿。其实，莫言早就有言说，高粱酒不可能是红色的，只能是透明的。的确，又不是山东的红葡萄酒，怎么能是红色的呢？电影中详细展示了酒的酿造过程，“我奶奶”还忍不住下手自己尝试一番，我也见过酿酒的过程，看着酒慢慢出来，尝一口，甘甜辛辣，就打从心眼里觉得奇妙，酒糟堆在一起，看到米的精华都进入那些清清的酒中，就忍不住感谢上天的馈赠。电影还展示了“敬酒神”的仪式，赤臂的壮汉们把酒喝完，然后把碗打碎，体现了山东高密人的豪气，也就是有这这样豪气的人民，才会在“罗汉大爷”死后，连“我奶奶”这个女流之辈都会说出“给罗汉大叔”报仇的狠话。
“我奶奶”的扮演着巩俐给张子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演员生活基地是高密县王吴水库管理所，张子照在这里认识了巩俐。当时，他去给演员送锻炼身体的单杠，其实就是两节一米多长的自来水管。张子照在张艺谋的引见之下认识了巩俐，巩俐一笑还有两颗动人的小虎牙。张子照初次见面就献了殷情，说巩俐长的像“山口百惠”，巩俐既高兴又娇羞，那时候的巩俐并不健谈，说不上几句话，就以微笑结束了。小说中的“我”是由小演员刘继扮演的，是个西安的小演员，他和巩俐这个戏中的“娘”形影不离，到了戏外，他见到巩俐也叫“娘”，巩俐也答应，巩俐还从北京带来一些小点心来贿赂刘继，刘继拿着那些小点心显摆道：这是俺娘带来的。
拍摄中，1987年暑假，莫言回去看过一眼，很多人都赶这个虚热闹，但都失望而归，拍电影一点也不好玩，半天拍不出一个镜头，莫言带着自己的女儿看了一眼，就没再管这个事。不过，莫言倒是认为那高粱种的太少，因为干旱，长得也不好，拍出来也“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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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节期间，当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供销社仓库写作的时候，在供销社工作的一个堂弟，拿着一份报纸说，《人民日报》副刊整整一版——《<红高粱>西行》，说的是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获奖的经过，“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得奖”。他回北京之后，在火车站，就听一个小伙子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时候，满大街皆唱这东西，甚至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但他走进演讲的会场，听众们唱的就是这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一声吼，其实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莫言那一代人，从下生起，就被教育谨言慎行、看脸色行事，《红高粱》这种粗野的艺术风格，跟姜文用他并不专业的嗓音大吼“妹妹你大胆往前走”一样，都成为压抑的释放。
《红高粱》之后，老谋子不断变化着他的合作对象，莫言认为，老谋子好的电影都是从小说改编的，比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刘恒小说《狗日的粮食》的《菊豆》，改编自余华小说《活着》的《活着》，改编自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的《秋菊打官司》……一旦老谋子想要抛开小说，自立门户的时候，他的故事就苍白了，他变得不再追求思想和艺术，也不去展现自己的人生理念了，只是他在商业票房上，常常满载而归。莫言说：
“不同的是，早年他在官方舆论的批评声中成长，如今他在民众的骂声中赢利。”
莫言对于电影改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肯定要放弃很多东西”。小说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可时间一般就有90分钟，也就是说，“小说改编成电影，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莫言心目中的小说人和物，到了电影中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我奶奶”，莫言觉得应该是个比较丰满的中年妇女，可巩俐那时候就是个小姑娘。高粱是红的，电影中是绿的，高粱酒是白的，电影里是红的。这些细节的差距也挡不住精神上的契合，小说里面“那种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传达了出去。
漫长的电影缘分
莫言通过《红高粱》“触电”，这是开始，远没结束。老谋子就和莫言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合作，比如改编自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幸福时光》。这电影之前，还有被弃用的几个剧本，都是老谋子这个念旧的人想要和莫言叙叙旧，再合作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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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老谋子找到莫言，说想要一个大场面的农村题材剧本。莫言说，大场面肯定要和战争相连，老谋子说，不想拍战争，莫言说，那就水利工程吧，“文革”时期兴修水利，十几万农民在一起，“几万辆独轮车，几千辆马车、拖拉机、老婆、孩子齐上阵”，这场面不够大吗？老谋子说，他可调动不起这么多农民。莫言就说，自己在棉花加工厂做过，三年呢，每次到了棉花收购，人们就排起了长队，马车、小车、合同工，各种职业的人，而且这厂里的工人也被加工了，来的都是有门道的，思想汇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绝对天翻地覆，何况还能恋爱呢？在雪白的棉花上恋爱，在棉花垛里挖出通道恋爱，还可以争风吃醋，建立家庭，还有工伤事故……莫言觉得：
“我当时替张艺谋想，你拍完一个鲜艳火爆、张扬狂放的《红高粱》，接下来拍一个苍白的、冰冷中含着温暖的、压抑的《白棉花》。”
这是多大的反差啊。老谋子那时候也觉得很好，况且他也在棉花加工厂做过活。还嘱咐，别写成剧本，他要小说。莫言可不这样想，他不自觉地把主角想象成巩俐，情节想象着张艺谋怎么拍，尽管张艺谋从来没说让巩俐演主角。写完草稿后，莫言拿给张艺谋看，老谋子说，现在不让拍“文革”，另附上伍佰元，作为酬劳。莫言知道这是委婉的借口，要是想拍，可以把背景改成抗日战争，日本人收了棉花要加工，工人们在里面搞破坏，或者偷偷运给八路军，不是很好嘛？可是，老谋子就是没拍。莫言至今还认为这是张艺谋的一次失误，如果拍了《红高粱》再拍《白棉花》，应该是很大的艺术成就。
后来次剧本被周晓文看重，要拍，他从母亲那里借来了3000元，把版权买下了，莫言颇为感动，可还是没拍成。再后来，就让台湾导演买去拍了。
几年后，老谋子又找莫言，这次想拍楚汉战争。莫言就写了《英雄·美人·骏马》，这次是投资方的原因，也没拍成。这个题材被香港的一个导演拍了，老谋子再没拍过，莫言以为，他看过的关于“楚汉战争”的电影都没自己写得好。这本子也没浪费，被莫言改成了话剧《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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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老谋子找到莫言，说自己在北京飞去上海的飞机上看上了《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就问，你对什么感兴趣，是反映的社会问题呢？还是工人下岗？老谋子说，他对破公共汽车在荒凉的小山包上，对那冷僻感兴趣，就让莫言改，莫言就说，你自己改吧。老谋子就找到了鬼子，鬼子那时候在广西风头正劲，但改完之后，作品就已经面目全非了，莫言表示理解，在影视改编上，他总有分外的宽容。老谋子就让莫言给意见，莫言给了16条，比如，鬼子在剧本里加了一个盲女，一群好心人伪装成顾客，来光顾她，大家都是活雷锋。莫言就建议这个设计成复仇的故事吧——
“盲女瞎了，但是听觉、嗅觉极灵敏，盲女实际上是利用她的嗅觉和听觉寻找杀父仇人。”
给人按摩，变成了寻找杀父仇人，莫言觉得这个很有看头，但都被老谋子否定了，理由是广电总局通不过。
2003年，莫言跟霍建起合作过电影《暖》，那电影的原作是小说《白狗秋千架》。当时，霍建起改编了湖南作家彭建明的《那人那山那狗》，在日本走红，而莫言的小说在日本也比较畅销，日本投资方就想让这两个人强强联合，选了小说《白狗秋千架》，这小说是80年代中期，莫言在川端康成的《雪国》里找到的灵感：
“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
这给莫言带来画面感，于是有了小说《白狗秋千架》，小说的第一句就是：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
这也是莫言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纯种”的字样，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高密东北乡”的国王。或者因为这点“相同”，莫言的这篇小说被日方看重，想拍成像《那人那山那狗》一样的文艺片。霍建起也同意，就向电影局报拍吧，结果，有个官员不待见，估计那官员对莫言的小说本身就不待见，奈何日方一直坚持，霍建起的口碑也不错，电影局终于答应了，顺便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莫言觉得这些意见都可以接受。比如《红高粱》里，男女主人公是在高粱地里恋爱，可《白狗秋千架》是让主角在在高粱地里生一个不哑巴的孩子，这当然不会被同意拍摄。况且，主人公是独眼，带着四个哑巴，这很有损中国残疾人的形象啊，怎么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么多残疾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