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这个班现在应该都是在中国奋力写作的一帮作家，莫言、余华、迟子建、毕淑敏、刘震云、虹影……我们班确实是当时在中国非常artist（艺术）的一帮……我非常为我的同学骄傲，非常为他自豪，因为莫言是一个天分很高也非常勤奋的作家，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就是为了写作而生的一个人，他没有二心。……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孤注一掷和他的才分结合在一起使他今天得到了这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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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当时就是想学学英语，学学理论，响应号召，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去了之后，就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不久，发生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就更有理由不上课。
莫言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很懊恼，因为走出国门之后，看到“美丽的小洋妞”听不懂啊。在小说《变》中，莫言还提到，当时本不想上这个学，因为莫言出名后，对文学这个行当很了解，知道一个作家，无所谓什么学历和学位，都比不上作品有利，但有人劝莫言眼光放长远一点，利用这个机会学点英语，将来会大有用处。莫言认认真真地学了两个月英语，曾经背了几百个单词，直到学生运动爆发，才找个理由安慰自己作罢。1990年，莫言回到县城翻新房子，用一个月的时间翻盖了四间房子，期间学校几次来电报催莫言回校，莫言回去之后，领导就劝莫言自动退学，莫言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后来众多的同学还有北师大的童庆斌老师都为莫言求情，才保留了学籍。
关于毕业论文，何振邦的文章提到余华的《论现代派的真实性》、莫言的《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以及毕淑敏的《当代苏联文学若干问题——寻找拉斯普金的“元语言”》，是其中“特别优秀”的三篇。
“特别优秀”？总觉有些不靠谱。莫言也不认为自己“特别优秀”。莫言说，自己本就是混文凭，1991年又是自己的低潮期，不想写论文。童老师不但劝莫言坚持拿到学位，说硕士头衔现在没有用，将来说不定有用，还说一万五千字就可以过关——
“于是我就糊弄了一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也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只是把对故乡的认识、概念梳理了一下；文章中那些的引经据典之处，都是童老师给我加上的。”
1991年，毕业那天，正赶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典礼草草结束，没有酒宴也没有舞会，他们单位电影队的小伙子送莫言回部队，莫言因为没有宿舍就住在仓库里，母老鼠在他的衣箱里生了一窝小老鼠，之后的几年，他的衣服上总有一股子鼠尿骚味儿，仓库里还有十几尊毛主席的石膏雕像，莫言把它们摆在门口和床边，就像是哨兵一样。有几位混过文学圈的朋友来部队看莫言，戏称莫言是单位第一牛人，让十几个“毛主席”给放哨，“侍卫床前”，这种生活过了两年，就因为分房回归正常了。
无论怎样，莫言说自己的硕士学位浪得虚名，倒是可以在填表格的时候写上硕士。不过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莫言“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莫言可以在表格上写上博士了。
莫言也对这个“博士”称谓感到惶恐，他觉得：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莫言还说：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
想当年，莫言偷过叔叔一支博士牌钢笔，那时候，父亲说莫言：
“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
如今，莫言已经常常用手中的钢笔写着各种各样的稿子，他也从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野孩子，成为莫言博士。命运，当真是种可爱的东西。
三、 从高密来的性灵
（一） 萝卜的成功与失败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1985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作品刊出后，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座谈会，由登载小说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冯牧先生主持。当时，北京的评论家几乎都去了，可谓“评家蜂起，各擅其妙”，文坛惊呼：军艺出了一个怪才，头发丝掉到地上，他能听到声音？怪哉！此人竟是徐怀中的弟子。也难怪这作品反响巨大，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篇好作品，可以说是莫言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我第一次听说莫言的时候，就是文学史课本上的一笔：莫言和《透明的红萝卜》，无疑是那个时代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代表之作。莫言的这篇小说在被论者提及的时候，无非是儿童视角、象征意象，这篇文章也让莫言的信心大增。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其另外一个面孔，莫言的红萝卜成功了，可是却也成为他的一条肋骨，他很想将这条肋骨变得坚硬，也很无奈肋骨太过坚硬的时候硌疼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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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源自一个梦，这个梦带着他回到了十二三岁，那时候，他是个饥饿的孩子，四处搜寻着可以吃与不可以吃的东西。饥饿在那个人人都饿的年代变成了馋，其实，莫言的馋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偷一个萝卜，有什么呢？去岁，我去乡下，萝卜是用来喂猪的，或者太多了来不及收割烂在地里，我当时很可惜，觉得怎么能任由它烂呢？亲戚安慰我，不碍事，反正这东西也好种，放在那里，不用太打理就成熟。可莫言甚至为了这萝卜挨了一顿胖揍，几乎被打死。
进入军艺学习后，1984年冬，莫言做了一个梦，梦见“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很鲜艳的。”梦里还有一轮红日，萝卜地中间的草棚子，红衣少女手拿鱼叉叉起一个红萝卜，朝着太阳走去。这时候，起床号响了。
早晨去饭堂的路上，莫言就对同寝室的施放说：
“老施，我要写篇小说，我要写一个红萝卜。”
施放就问：
“你要写一个什么样的红萝卜？”
他说：
“一个金色的红萝卜。”
接下来，莫言就讲了那个梦，这个梦能不能写小说。施放觉得当时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学习了什么文件，阅读了什么文章，或者响应了什么号召，然后带着观点去观察生活，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主观的，莫言这样就很好，构思完全不一样，就鼓励莫言写。那天上课，莫言一边听课，一边把整个梦境勾勒出来，两周后，稿子出来。他拿不定主意，甚至连算不算小说都说不上来。
小说开始写了，梦境里没有的现实记忆被莫言放了进去。莫言在水利工程上当过小工，在一个桥洞里呆了三个月，帮人家打铁，生炉子、拉火、敲几下边锤。多年后，当有人要给莫言拍纪录片的时候，莫言特意回到了当小工的桥洞，记忆中高大的桥洞变得低矮，一伸手就能够到顶，这种印象的落差除了莫言长大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外看惯了高楼大厦，如今看着小小桥洞，怎么还可能高大？这是“见世面”给的错觉。
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到一个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情景，小铁匠想掌握打铁的核心技能——淬火，但是老铁匠一直没把水的温度告诉小铁匠，于是小铁匠就把手伸进水里试温度，老铁匠则把烧红的铁一下子就烙在小铁匠的手上。这个细节很真实，“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老铁匠在这之后就走了，小铁匠成为师傅，还有个细节，莫言写得不动声色，就是老铁匠手上也有这样一个伤疤。
莫言说：
“人的记忆能将过去丑陋的事件、悲惨的事件美好化。有这么一种心理倾向；你记住的往往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小时候受过很多屈辱、做过很多丑事，记忆会帮你选择遗忘，或者说藏在潜意识深层，只有当一个作家具备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时，才能把它们挖掘出来。”
所以在《透明的红萝卜》之中，莫言还加入一段小时候的经历，就是偷萝卜差点被父亲打死的经历。这件事源于——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了小工，起初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捱，我遛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棵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送。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的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儿。捱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领导要鞋。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让我向毛主席请罪。队伍聚在桥洞前，二百多人站着，黑压压一片。太阳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样。领导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罪。我哭着。跪在毛主席像前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民工们都低着头，不说话。张领导说：“认识还比较深刻，饶了你吧”张领导把鞋子还了我。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后就挨了一场毒打。
莫言说当时的没跑掉，是因为当时他的脚只有30码，可是鞋子是34码的，因为家里穷，小孩子的脚长得快，为了能多穿几年，就买了大一些的鞋子，走起来尚且像卓别林一样摇摆，更别说跑了，当时莫言也很苦，黄麻地、生产队，白天打铁，晚上就睡在桥洞里，毛主席像就被挂在桥墩上，所有人围绕在桥墩周围，先是负责人说莫言的错误，然后就让莫言忏悔自己的罪行，方式呢？先要背诵一段毛主义语录，莫言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老百姓的庄稼”，莫言说，尽管他不是军人，是个顽童，但与他犯的“罪行”倒是很贴切。
这场面让莫言二哥看到了，就押着他回家，一路上还不忘记对“我的屁股和肩背施加拳脚，这是那种抓住弟妹把柄的半大男孩常有的恶劣表现”，回家后，他就把莫言的“罪行”向父母进行了汇报，全家人齐上阵，修理莫言。莫言说，父亲好像从电影里“汲取的经验”，找来一根绳子，在腌咸菜的盐水里浸过，准备开打。家里穷，裤子少，怕裤子被打坏，就让莫言把裤子脱下来，抽打他的屁股，“电影里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我是一绳子下去就叫苦连天”，母亲眼见父亲下了狠手，就到婶婶家把爷爷叫过来解了围，爷爷说，“奶奶个熊，小孩子拔个萝卜吃，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这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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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小说写出来，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小说。他把稿子拿给系里刘毅然看，刘毅然看完后很兴奋：
“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
在投稿上，他征求了崔京生的意见，投给《收获》一篇《球状闪电》，后来《收获》的编辑问，为什么不把《透明的红萝卜》投过来？莫言说，当时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哪部作品好，就让崔京生帮着挑选了一篇。
刘毅然把稿子转给了徐怀中老师看。曾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说，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部队作家中很有威望，也是一位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50年代就写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以《西线轶事》闻名，影响很大。加上后来，徐怀中后来从军艺系主任一直升到了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部长，成为庇护莫言的一棵大树，让莫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充分展现自己文字的魅力，自信也随之提高。
徐怀中的夫人于老师也看了《透明的红萝卜》，舞蹈家于老师说，“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我很感动。”两个人都认为这个作品写得好，并建议把《金色的红萝卜》改成《透明的红萝卜》，系里更是召集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当时莫言还老大不乐意，觉得“金色的”好，但很多年后，再去看这个作品，就发现“透明的”，简直妙不可言。
修改后，徐怀中就推荐给《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冯牧在“二野”的时候是徐怀中的上级，50年代，冯牧在昆明军区任文化副部长时，培养了包括白桦公刘、彭荆风、叶楠、公浦在内的一系列作家，很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据《透明的红萝卜》责任编辑萧立军说：
“我们当时常务副主编看了之后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心里边也没谱。然后对我说：‘小萧，你看看这篇作品。’我看了后我觉得非常好，它实际上是呈现出非常意象化的写作。这个作品据莫言自己说，他就是做了个梦，梦见这个萝卜。于是，“萝卜”意象流动起来了。”
萧立军是个东北人，大高个，说话风风火火、自行车蹬得飞快。那时候萧立军不认识莫言，但觉得这个作品很好，而且当时，文学界和创作界在讨论作品的技法与“转型”，莫言这篇作品正是“转型”的路子。2012年，“老萧”看上去还很年轻，抱着一条棕色的泰迪小狗，在庭院里享受清闲。
1985年，《中国作家》刚创刊不久，第二期就发表了这个小说，还为这小说专门展开座谈纪要，主编冯牧先生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了小说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名家参加了会议……《透明的红萝卜》顺利成章成为莫言的“成名作”。
萧立军还向领导建议组织两次讨论会，就是看中了这篇文章的转型价值，“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中期，作品要么像“文革”那样设有禁区，要么像“伤痕文学”那样直接控诉政治运动对人的伤害，这篇文章在文学需要扩大视野的1984、1985年，莫言正好给了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