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查照。”
傅斯年的绝情无义实属无奈，他自己已是一个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傅斯年临终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他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任务”，“我不是□□，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忆丈夫：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
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
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