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序
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
我是中研院在台湾录用的第三代：在南港的前辈，都是我的师长，对我教诲之恩，终生不忘。后来回到大陆，拜见留在大陆的前辈，他们也都厚待如子弟。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至于感慨，缅怀中研院创业之时初，人才鼎盛，风云际会，不过数年，就成绩沛然。如果没有后来几十年的变故，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可达何等境界?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胡适与李济二位对于学术发展观点的歧义，也值得我们深思。胡先生乐见中国在学术上有人（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崭露头角。李先生则关心，如何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学术的良好环境，他尤其盼望，中国人的学术工作，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和干涉。李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我们努力寻索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于匹兹堡
2012年5月4日
前言
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年3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
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