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天水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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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影像篇(2)

老钟

这口老钟,不在幽静深沉的教堂,不在古柏森森的寺庙,而在西北边陲天水的老城墙上。面对这幅只有一口老钟的照片,我仅能知道,它是在一个无法考证的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月光如水的夜晚,挂在老城墙上的。挂上之后,它就和那斑驳的城墙一起,守护着一座老城的梦想和岁月。从并不清晰的照片看,钟已有锈迹,篆铸的几个大字,书写圆润,惜其无法辨识了。钟体上,也有隐约的花纹环绕。

它,就是曾经挂于天水老城中心地带大城的城门之上。

其余的,我并不得知,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如今的下落,仿佛一个横陈于人心的历史谜团。但它能让人想起“钟鸣鼎食”这个词语。钟之事,居然能和孔子视为“食色性也”中的头等大事的吃,相提并论同日而语,那它一定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件头等大事。其实,国人对钟的钟情与眷顾源远流长。早在《山海经·海内经》里就有记载:“炎帝之孙伯岐生鼓,是始为钟”。《管子·五型篇》的记载更为详细:“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可见,钟作为人类模拟自然或模拟自身所做的一种伟大创造,它不仅仅是对外发布某种信息的一个固定载体,更是以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而存在。而且,就功能而言,既有礼乐的乐钟,又有炫耀宫廷威严所用的朝钟;既有报时用的更钟,亦有宗教用的佛事钟。

据此,照片上的老钟,当属报时钟无疑。

在中国古代,京城和重镇多专建钟楼,悬挂大钟,鸣钟报时,指挥军民作息。那么,远在甘肃的天水,作为丝绸古道上长安以西的第一座重镇,自然也会有报时之钟。曾经,有幸和一位土生土长的天水老者长谈。他就谈到了这口老钟。在他缓慢而思维清晰的叙述中,我方才知道,在上世纪中期,这口钟几乎是整个老城的唯一钟表!每晚七点钟,定更开始,——先击鼓后鸣钟,紧十八,慢十八,复又不紧不慢十八次,如此者反复两遍,计有一百零八响;以后每隔一更(即两小时)鸣钟一次,一直到亮结束,也就是寅未,即晨五点方才结束。

这样的风俗,已经雪泥鸿爪了。但我在漫长的倾听中,仿佛回到了那个古气盈盈的遥远年代。

想象中,在落日西下的黄昏和薄雾未散的黎明,那口大钟,在老城的城门上响起来了:深沉、洪亮、绵长,震撼人心,荡气回肠。而那泱泱古诗里的一些句子,也寻着一份怀旧的情思不禁而来。比如 “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的惜别之情,“霜叶半随溪乌去,寒烟独裹暮钟来”的凄切之意,“洪钟发长夜”的孤独和寂寥……

天水版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在这幅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里,大宋王朝的世俗生活跃然纸上,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也正在于其揭示了平凡普通的民间生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知。而这种感觉,在我品读一帧关于天水猪羊市的老照片时,也同样出现。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幅照片简直就是天水版的《清明上河图》,世俗,草根,底层,有烟火气,宛似一段固定下来的民间生活。

那么,请看这帧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照片吧——

这只是猪羊市最普通的一角,或者一隅。右下角,堆放在一张条凳上的凉席,零乱,却占据了整个照片的主角,有些鹤立鸡群;稍远一点,架子车的轮胎,竖立着,像是无助地等待一个买家的到来。低矮的店铺,已经打烊了,没有一个行人,让人觉着这是黄昏时分,人们纷纷回家去了,让人觉着有一丝静寂的苍凉一点点地往出渗。左侧的店铺,更脏,更乱,如果是现在,早被城管人员罚款了。但在那时候——其实不远——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小摊贩的正常营销方式。再远处,是青砖房;有一栋高楼的一角,隐隐出现,像一双富人的眼睛,用鄙视的目光看着猪羊市——它们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仿佛加深着猪羊市的古旧。

上世纪70年代的猪羊市,还能够和这座城市情景交融,握手言和,后来,就慢慢地和这座城市的前行的步伐有些不合拍,有些不合时宜了。光听听这样的名字,绝对会让一个80后的小青年皱起眉头来。但是,如果把时间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那可是天水的繁华之地,一如北京现在的琉璃厂。

其实,“早在宋代,秦州知州罗拯就曾在修筑大城、西城时,在这里取土筑城,形成了这块低洼的沟壑地带”(引自窦建孝《猪羊市的变迁》一文)。至清代末年,这里渐渐出现了经营各种生意和银饰、字画的店铺。我曾经多次寻访过一些对猪羊市有着深刻记忆的老人,听他们讲,抗日战争时期,是猪羊市的鼎盛时期。当时,地处大后方的天水,流亡人数骤增,起先并不热闹的猪羊市,经营种类越来越多,店铺林立,商贩云集,算卦的、拔牙的,寿衣店、当铺、茶棚随处可见。而这里的天水风味小吃更是一绝,陈记、万记的醪糟,马元才的饸饹面,王三喜的浆水饭,都名震陇上——各行各业都能在这里找到身影,几乎囊括了这座小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而且,这里亦成为天水当时的文化集散地。

在秉承了始自清代的古玩之风之后,抗日战争时期,猪羊市彻底完成了它的文化转型。当时,一些社会名流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这里出手他们手头的一些藏品。古董店的日益增多,亦让笔墨纸砚、古玩字画也纷纷登场,也让各种民间书籍在这里重新找寻各自的主人。据说,像张大千的条幅,名家诗文集、地方志,都能在这里不难找到。就连天水籍明代诗人胡缵宗的《鸟鼠山人集》,都可以找到。甚至,这里还有早已于这座城市绝迹的“书场”。

听我的忘年之交、致力于天水民俗研究的李子伟讲,当时的猪羊市有两位说书艺人。一位是绰号叫“天爷牌”的张富谷,另一位叫王月胜。“天爷牌”常常在猪羊市寻得僻静一角,聚众说书,他最拿手的是两部本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王月胜当时的名气更大些,只因为他师承说书高人张大爷——他是近代艳情小说家张恨水之兄长。李子伟说他在踏访猪羊市的过去时,一些老人回忆说,王月胜说书时表演生动,声音清晰宏亮,常常有人鼓掌叫快。

所以,一个抗战年代的书生,常常会对另一个书生说:“走,到猪羊市转转!”

名字粗卑而实则可供清赏雅玩的猪羊市,既承载着俗世,更成为书生们心向往之的一片后花园。所以,就像现在的北京琉璃厂吸引了众多进京艺术家的眼球一样,当年,外地的艺术家来天水也会去猪羊市去看看的。1953年,吴作人、王朝闻等艺术家在考察麦积山石窟的间隙,还专门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天水猪羊市。1954年第2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刊载的麦积山勘测团工作日记里说,“7月26日团员游天水猪羊市旧货摊,见有汉唐镜及宋磁碗”。虽寥寥数句,但作为猪羊市的一段书香往事,也流溢着温文尔雅的气息。

看这帧照片,常常能让人想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诗人车前子说:“《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小说,”我惊叹于此等说法。其实,猪羊市就是天水的一部小说,生活其间或者日夜经过它的人们,是一个个被时间的笔墨隐去姓名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