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将一个民族的关于运命的神话当做某种人生观来研究，则比照着对看希腊民族和北欧民族的命运神话，也该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罢。
希腊神话里的命运神是姊妹三个。Clotho是弱妹，司织生命之线，很巧妙地交错着光明的丝和黑暗的丝，正像人生有光明，也有黑暗。Lachesis是二姊，她的职务是搓捻生命之线，她的手劲有时强，有时弱；这又说明了何以人的生命力有各种程度的强弱。叫做Atropos的大姊却是最残忍的一位了。她拿着一把大剪子，很无怜悯地剪断那些生命之线。
在北欧神话，命运神也是姐妹三个。但她们并不像希腊神话里的同僚们那样担任着三种不同的职务，她们却是象征了无尽的时间上的三段。最长的Urd是很衰老的了，常常回欧；她是“过去”的化身。最幼小的Skuld遮着面纱，看的方向正与她的大姊相反；她是不可知的“未来”。Verdandi是中间一位，盛年，活泼，勇敢，直视前途；她是象征了“现在”的。
这便是南方民族的希腊人和北方民族的北欧人所表现的不同的原始的人生观。现实的北方民族是紧抓住“现在”的，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
二
我们，生在这光明和黑暗交替的现代的人，但使能奉Verdandi作为精神上的指导，或者不至于遗讥“落伍”罢？人言亦有云：“信赖将来！对于将来之确信，是必要的！”善哉言！自从Pandora开了那致命的黑檀木箱以来，人类原是生活在“希望”里的。宗教底而且神秘底对于将来之依赖，既已亘千余年之久成为人类活力的兴奋剂，现在是科学底而且历史底对于将来之依赖，鼓舞人们踏过了血泊而前进了！善哉言：“信赖着将来呀！”
知道信赖着将来的人。是有福的，是应该被赞美的。但是，慎勿以“历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而且将这预约券无限止地发卖。没有真正的认识而徒藉预约券作为吗啡针的“社会的活力”是沙上的楼阁，结果也许只得了必然的失败。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这样的办法，人们称之为勇敢；然而掩藏了现实的黑暗，只想以将来的光明为掀动的手段，又算是什么呀！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是并没把它当作预约券而后始信赖。真的有效的工作是要使人们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从而发生信赖。
不要感伤于既往，也不要空夸着未来，应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不能明确地认识现实的人，还是很多着！
三
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写我的小说。尤其是这里所收集的五个短篇，都是有意识地依了上述的目的而做的。不论是《创造》中的娴娴，《自杀》中的环小姐，《一个女性》中的琼华，《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昙》中的张女士，不论她们的知识和经验是怎样地参差，不论她们的个性是怎样地不同，然而她们都是在人生的学校中受了“现实”这门功课，且又因对于这门功课的认识之如何而造成了她们各人的不同的结局。
这五篇里的主人都是女子。《诗与散文》中的真正主人也是桂奶奶而不是青年丙。主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值得崇拜的勇者，或是大彻大悟者。自然，这混浊的社会里也有些大勇者，真正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是这些不很勇敢，不很彻悟的人物；在我看来，写一个无可疵议的人物给大家做榜样，自然很好，但如果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醒，也不是无意义的。
四
这里的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各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个难以奏功的企图。但公允的读者或者总能够觉得恋爱描写的背后是有一些重大的问题罢。
娴娴是热爱人生的，和桂奶奶正是一个性格的两种表现。有几个朋友以为《诗与散文》太肉感，或者是以为单纯地描写了一些性欲，近乎诱惑。这些好意的劝告，我很感谢。同时我亦不能不有所辩白。如果《创造》描写的主点是想说明受过新思潮冲击的娴娴不能再被拉回来徘徊于中庸之道，那么《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在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后，也应该是鄙弃“贞静”了。和娴娴一样，桂奶奶也是个刚毅的女性；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自杀》中的环小姐和《昙》中的张女士都是—软弱的性格，所以她们的结局都是暗澹。张女士是想“奋飞”的，但是官僚家庭养成她的习性，使她终于想到：“还有地方逃避的时候，姑且先逃避一下吧！”这也是个不可讳言的“现实”。怕只有“唯心的”唯物主义者才会写出大彻大悟革命的官僚的女子！然而我曾经看见这样的作品被许为革命文学了，这真是“特殊情形”中国的特殊状态。
琼华在这里是第三型。她的天真的心，从爱人类而至于憎恨人类，终成为“不憎亦不爱”的自我主义者。但是自我主义也就葬送了她的一生。
五
脑威①现代小说家包以尔（Johan Bojer）在一个短篇里，说过这样的意思：有一个人赞美野蔷薇的色香，但是憎恶它多刺；他的朋友 ——————
① 脑威：通译挪威。
则拔去了野蔷薇的刺，作成一个花冠。
人生便是这样的野蔷薇。硬说它没有刺，是无聊的自欺；徒然憎恨它有刺，也不是办法。应该是看准那些刺，把它拔下来！
如果我的作品倘能稍尽拔刺的功用，那即使伤了手，我亦欣然。
192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