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在桂林已经住了三个月。什么也没有学得，什么也没有做得，就只看到听到些；然亦正因尚有见闻，有时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来有半月多，不拉警报了，这是上次击落敌机八架的结果，但也有近十天的阴雨，虽不怎么热，却很潮湿，大似江南梅雨季节。斗室中霉气蒸郁，实在不美，但我仍觉得这个上海人所谓“灶披间”很有意思；别的且不说，有“两部鼓吹”①，胜况空前（就我个人的经验言）。而“立部”之中，有淮扬之乐，有湘沅之乐，亦有八桂之乐，伴奏以锅桶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国气派。内容自极猥琐，然有一基调焉，曰：“钱”。
晚上呢，大体上是宁静的。但是我自己太不行了，强光植物油灯，吸油如鲸，发热如锅炉，引蚊成阵，然而土纸印新五号字，贱目视之，尚如读天书。于是索性开倒车，废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强光植物油灯，而复古于油盏。九时就寝，昧爽即兴，实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梦回，木屐清脆之声，一记记都入耳刺脑，于是又要闹失眠；这时候，帐外饕蚊严阵以待，如何敢冒昧？只好贴然僵卧，静待倦极，再寻旧梦了。不过人定总可以胜“天”，油灯之下，可读木板大字线装书，此公②为我借得《广西通志》，功德当真不小。
而且我又借此领悟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说来贻笑大方，盖即明白了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啸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
三星期前，忽奋雄图，拟游阳朔；同游十余侣，也“组织”好了，但诸君子皆非如我之闲散，故归途必须乘车，以省时间。先是曾由宾公设法借木炭车，迨行期既迫，宾公忽病，脉搏每分钟百八十至，于是壮游遂无期延缓。但阳朔佳处何在呢？据云：“阳朔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析成天柱者数十里，如楼通天，如阙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马啮，如阵将合，如战将溃，漓江荔水，捆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态”（《广西通志》），这里描写的是山形，这样的山，当然无可登临，即登临亦无多留恋，所以好处还是在洞；至于阳朔诸峰之洞，则就不是几句话所可说完的了。记一洞的一篇文章，往往千数百言，而有些我尚觉其说得不大具体呢！
还有些零碎的有趣的记载：太真故里据说在容县新塘里羊皮村，有杨妃井，“井水冷冽，饮之美姿容”。而博白县西绿萝村又有绿珠井，“其乡饮是水，多生美女，异时乡父老有识者，聚而谋窒是井，后生女乃不甚美，或美矣必形不具”。然而尤其有意思的，乃是历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在《广西通志》内有一段未定的消息，全文如下：“横州寿佛寺，即应天禅寺，宋绍兴中建，元明继修之。相传，建文遇革除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余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受浮屠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
建文下落，为历史疑案之一，类如上述之“传说”颇多，大抵皆反映了当时“臣民”对于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猜疑好杀，忆杂书曾载一事，谓建文进言，以为诛戮过甚，有伤和气。异日，太祖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难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复令建文拾之，既乃诏之曰：“我所诛戮，皆犹杖上之刺也，将以贻汝一易恃之杖耳？”这一故事，也描写到建文之仁厚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却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诸王子中。
明末最后一个小朝廷乃在广西，故广西死难之忠臣亦不少，这些前朝的孤忠，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皆蒙“恩”与死于“流贼”诸臣，同受“赐谥”之褒奖。清朝的怀柔政策，可谓到家极了。
说到这里，似乎又触及文化什么的了，那就顺笔写一点这里的文化市场。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当抹煞。有一位书业中人曾因作家们之要赶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费之议③，遂慨然曰：“现在什么生意都比书业赚钱又多又稳又快，若非为了文化，我们谁也不来干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们现在之斤斤于稿费，毋乃太不“为了文化”。这位书业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里真相如何，这里不想讨论，无论主观企图如何，但对文化“有功”，则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个文化市场支撑起来了，而且弄得颇为热闹。
然而，正如我们不但抗战，还要建国，而且要抗建同时进行一样，我们对于文化市场，亦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书出，我们还须看所出的书质量怎样，还须看看所出之书是否仅仅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抑或同时亦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举个浅近的例，目前大后方对于神仙剑侠色情的文学还有大量的需要，但这是读者的需要，可不是我们文化发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这两个需要比较起来，我们就不能太乐观，不能太自我陶醉于目前的热闹，我们还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大凡有书出版，而书也颇多读者，不一定就可以说，我们有了文化运动。必须这些出版的东西，有计划，有分量，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文化市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对文化运动无大贡献，我们只建立了一个文化市场。这样一桩事业，照理，负大部责任者，应是所谓“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颇多的中国，出版家在这上头，时时能起作用，过去实例颇多，兹可不赘。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话，决非单独对出版家——宁可说主要是对我们文化人自己，但也决不想把出版家开卸在外，因为一个文化市场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无出版家，进一步，又不能说与读者无关。
我想用八个字来形容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这八个字不大好看，但我决不想骂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无非想把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加以形象化而已，这八个字便是：“鸡零狗碎，酒囊饭桶！”
这应当有一点说明。
前些时候，此间书业公会开会，据闻曾有提案，拟对抄袭他家出版品而成书的行为，筹一对策，结果如何，我不知道。说到剪刀浆糊政策在书业中之抬头，似乎由来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场上，据说已经相当令人头痛，目前有几本销路不坏的书，都是剪刀浆糊之结果。剪刀浆糊不生眼睛，于是乎内容之庞杂芜秽，自属难免。尤其异想天开的，竟有抄取鲁迅著作中若干段，裒为一册，而别题名为《鲁迅自述》以出版者。这些剪来的东西，相应不付稿费版税，所以获利尤厚，据说除已出版者外，尚有大批存货，将次第问世。当作家要求增加版税发议之时，就有一位书业中人慨然认为此举将助长了剪刀政策。这自然又是作品涨价毋乃“太不为了文化”同样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却已暗示了剪刀之将更盛。呜呼，在剪刀之下，一部书将被依分类语录体而拆散，而分属于数本名目不同之书中，文章遭受了凌迟极刑，又复零碎拆卖，这表示了文化市场的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这样的办法，既非犯法，自难称之曰鸡鸣狗盗，倒是这样的书倘出多了，若干年以后也许会有另一批人按照从《永乐大典》中辑书之例，又从而辑还之，造成一“新兴事业”，岂不思之令人啼笑皆非么？但书本遭受凌迟极刑之现象既已发生，而且有预言将更发展，则此一特点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拟题曰“鸡零狗碎”云尔。
其次，目前此间文化市场除了作家抱怨出版家只顾自己腰缠不顾作家肚饿，而出版家反唇相讥谓作家“太不为了文化”而外，似乎都相安无事，皆大欢喜。文化市场被支撑着，热热闹闹，正如各酒馆之门多书业中人一样热闹。热闹之中，当然亦出了若干有意义的好书，此亦不容抹煞，应当大书特书。不过，这种热闹空气，的确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这大概也可算是一个特点。无以每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来者，七十个出版家名月还出相当多的书，当然也解决了直接间接不少人的生活问题，无怪在作家要求维持版税旧率时，有一先生曾经以“科学”方法证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书到明天便只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价天天在涨，法币购买力天天在缩小。由此所得结论，作家倘不减低要求，让出版家多得利润，则出版家经济力日削之后，作家的书也将不能再出，那时作家也许比现在还要饿肚子些罢？这笔帐，我是不会算的，因为我还没干过出版，特揭于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值得专家们讨论。不过可喜者，现在还不怎样严重，新书店尚续有开张，新书尚屡有出版，这大概不能不说是出版家们维持之功罢？文化市场既然还撑住，直接间接赖以生活者自属不少；而作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近来还没有听见说作家中发现了若干饿殍，而要“文协”之类来布施棺材，光这一点，似乎已经值得大书特书了罢？用一不雅的名儿，便是“饭桶”，这一个文化市场，无论其如何，“大饭桶”的作用究竟是起了的。于是而成一联：
饭桶酒囊亦功德，
鸡鸣狗盗是雄才。
1942年6月30日桂林。
① “两部鼓吹”：当时，我住的小房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② 此公：陈此生同志也。
③ 那时候，排字工人排一千字的工资高于作家一千字所得的稿酬，故作家有“赶上排工”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