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使之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宫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宫，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宫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唐高祖本纪
唐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名渊。祖籍在陇西狄道，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第七代孙。李嵩生李歆。李歆的儿子李重耳，任北魏弘农太守。李重耳的儿子李熙，任金门守将，带领一些有才之人镇守武川，于是迁居到这里。唐高宗仪凤年间，被追尊为宣皇帝。李熙的儿子李天锡，任北魏的禁军主将。西魏文帝大统年间，赠司空。仪凤年间，被追尊为光皇帝。唐高祖的祖父名叫李虎，任西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北周文帝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人因功同任辅政大臣，当时被称为“八柱国家”，李虎还被赐姓为大野氏。北周接受西魏的禅让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赠谥号为襄。到隋文帝作北周宰相时，又恢复本姓李氏。唐高祖武德初年，李虎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陵墓称永康陵。唐高祖的父亲名叫李昞，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承袭唐国公爵位，赠谥号为仁。武德初年，被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陵墓称兴宁陵。
唐高祖于北周天和元年在长安出生，七岁时承袭唐国公爵位。长大后，洒脱豁达，坦率直爽，毫不做作，宽厚仁爱。能容纳人，无论贵贱，他都好意相待。隋接受北周的禅让后，高祖任千牛备身。隋文帝独孤皇后，是高祖的姨妈，因此高祖特别受隋文帝的亲近和宠爱，连续迁任谯、陇、岐三州刺史。有个叫史世良的人，擅长看相，对高祖说：“您的骨骼、相貌非同一般，将来一定会当皇帝，希望您自爱，不要忘掉我的鄙薄之言。”高祖听后颇以此自负。
隋炀帝大业初年，高祖任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又被征召入朝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升任卫尉少卿。隋炀帝远征辽东时，高祖奉命在怀远镇督察运粮。等到杨玄感造反时，炀帝命高祖速乘驿车前去镇守弘化郡，兼主管关右各郡军事。高祖历任中央和各地方的官吏，一向注意树立个人的恩德，到这时更是广泛结交当世豪杰，大家也大都诚心归附于他。当时炀帝多猜忌臣下，人人自危。正好炀帝下诏命高祖到他所在的地方，高祖因病，未能按时谒见炀帝。当时高祖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炀帝问她说：“你舅舅为什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舅舅得了病，炀帝问：“会死吗？”高祖听说这事后更加害怕，于是尽情饮酒，收受贿赂，故意使自己的行为污浊。大业十一年，炀帝驾临汾阳宫，命令高祖前往山西、河东督察官吏，进荐人才，罢免不称职的官吏，讨捕盗贼。高祖率军暂驻龙门，盗贼首领母端儿领徒众数千逼近龙门城下。高祖带领十多名骑兵攻打他们。高祖射出七十支箭，敌人都应声倒地，贼寇于是大败。大业十二年，高祖升任右骁卫将军。
大业十三年，高祖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任副留守。这时各路盗贼纷起，太原与住在江都的炀帝被阻断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和晋阳县令刘文静首先在一起谋划，劝高祖起兵反隋。没过多久马邑校尉刘武周占领汾阳宫起兵造反，唐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准备调派军队讨伐他。高祖于是命令太宗和刘文静以及自己的门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别到各地去召募士兵，十日内就得到士兵将近一万名，高祖又秘密派人到河东召来自己的长子李建成以及次子李元吉。王威、高君雅见大军集结，担心高祖起兵叛变，心里感到疑虑和忧惧，于是请高祖到晋祠祈雨，准备乘机害死高祖。晋阳乡长刘世龙知道这件事，将它报告给高祖，高祖暗中作了防备。五月甲子，高祖与王威、高君雅在一起办公，太宗暗中在府衙外严密地布下军队，以防事变。高祖派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等人图谋造反，于是立即将他们斩首示众，然后宣布起兵反隋。甲戌，高祖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让突厥始毕可汗派兵与高祖相呼应。
六月甲申，高祖命太宗领兵夺取西河，攻占该地。癸巳，建立大将军府，设置三军，分为左三军右三军：任命嫡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由他统领；任命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由他统领。任命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大将军府掾，刘政会为大将军府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别担任左右统军。高祖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穷困的百姓，远近的人们都争相响应。
秋季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行谋取关中，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高祖由太原出发，拥兵三万。丙辰，军队停驻灵石县，在贾胡堡扎营。隋朝的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以抵抗义军。恰好连续下了十天大雨，军粮无法运到，高祖下令回师太原，经太宗极力劝阻才没有这样做。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老人到义军的营门说：“霍山神派我来谒见和告诉高祖说：‘八月雨停，你路经霍邑东南，我当帮助唐高祖的军队。’”高祖说：“这神不欺骗赵无恤，难道会背弃我吗！”
八月辛巳，高祖领兵攻击霍邑，杀了宋老生，平定霍邑。丙戌，进兵攻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高祖到龙门，突厥始毕可汗派康稍利带领士兵五百人、马二千匹前来龙门，与刘文静会合于帅旗下。隋朝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通往关中的蒲津黄河浮桥断裂，关中地区心向义军的人感到这是一个阻碍。于是河东地区居住在水滨的百姓，竞相向高祖进献船只，不约而同前来进献的人，前后达数百名。
九月壬寅，冯翊盗贼首领孙华、土门盗贼首领白玄度各自率领部下归附高祖，并准备好船只等待义军渡过黄河。高祖命令孙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领兵渡过黄河。屈突通派他手下的武牙郎将桑显和率领数千士兵，在晚上袭击王长谐，义军作战失利。唐太宗带领数百名流动骑兵从背后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桑显和的军队溃散，义军的士气又振作起来。丙辰，隋冯翊太守萧造率郡中军民投降高祖。戊午，高祖亲自率兵包围河东城，隋将屈突通坚守不出，高祖于是下令攻城，结果因失利不得不撤军。文武官员请求高祖担任太尉，并增置僚佐，高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隋华阴县令李孝常献永丰仓投降高祖。庚申，高祖带领军队渡过黄河，住进长春宫。三秦士民每天到长春宫来的，数以千计，高祖对他们全都以礼相待，超出他们原析的期望，因此大家都非常高兴。丙寅，高祖派陇西公李建成、司马刘文静领兵屯驻永丰仓，兼守卫潼关，以防备别处的盗贼入关。太宗率领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后共数万人，由渭北夺取三辅，所到之地，攻无不克。高祖的堂弟李神通在鄠县起兵，柴绍的妻子在司竹起兵，这时候都领兵前来与太宗会合。郿县盗贼首领丘师利、李仲文，盩厔盗贼首领何潘仁等，聚集徒众数万，来投降太宗。乙亥，高祖命令太宗自渭汭领兵屯驻阿城，陇西公李建成由新丰率兵赴霸上。高祖统率大军由下邽西上，一路上经过隋炀帝的行宫、园林，高祖都下令拆除，宫女一律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