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中提出的“金有六齐”就是青铜器的六种原料配比标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铸造青铜器所用合金成分比例的明确记载。青铜器具有熔点低、硬度高等优点，不同用途的器物，所用的“齐”（通“剂”，即配比）是不同的。例如“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这商代司母戊大方鼎样就使钟鼎具有辉煌的色泽，而斧斤具有了坚韧的特性。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生产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装饰比较简单，多为单层组织，后期装饰精细复杂，出现了多层花纹，具有繁缛、富丽、神秘的风格。商代青铜器纹饰多流行想象的神话性动物纹，具有神秘、庄严的气氛。这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以及商代青铜器主要作为祭祀用有关。主要纹样是饕餮纹，其特征是一个正面的兽头，以竖直的鼻梁作为中线，形成对称的构图，多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
商代多铸作大型器物，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鼎身两侧以兽面纹和夔纹装饰边缘，中间朴素无纹，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整个鼎形制浑厚雄伟，庄重瑰丽，人站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到某种震撼，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出现。由于鼎体大厚重，必须采用鼎足朝上的浇铸方法，中空的鼎耳是接铸的。浇铸这个大鼎至少需要一二百工匠密切配合，同时操作，再加上运输、烧炭等，需要组织人员二三百人。由此可见当时青铜工艺的规模之大、水平之高。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失去了祭祀和礼器的特性，而向生活日用器具发展，重视钟鸣鼎食的组合，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原有的器形也进一步加强了实用功能，例如春秋晚期的鼎，盖上的三个环耳使盖翻过来时仍可当作盘使用。其装饰题材的神秘气氛逐步淡化，传统的动物图案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几何纹样，并新增了宴乐、射猎、战争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以龙为耳，以兽为足，盖上有两层向外张开的莲瓣，莲瓣中有一立鹤展翅欲飞，开创了清新瑰丽的时代新风格。战国时期中山国（今河北省中南部）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以树干为灯杆，设置十五个灯盏，一群形态各异的猴子穿插于树干间，甚是生动可爱。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不仅创造出分铸和失蜡法，而且采用了焊接、镶嵌等新技术、新工艺，使青铜器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战国后期锐利铁器的使用使青铜器的装饰从印纹发展为划纹，线条细如发丝。利用金银错（或称“错金银”）工艺，可在阴纹上镶嵌红铜、金银丝或金银片，组成各种纤细华美的图案。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壶，是金银错工艺的代表作品。此壶以带状分割的方法表现采桑、射击、狩猎、宴饮、奏乐、歌舞、攻防战等不同场景，以三角形的连续卷云纹分割每层图案，使整个构图既变化又统一。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陶瓷工艺的提高、漆器的开始兴起，青铜器逐渐退出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舞台。
虽然青铜器的制作逐渐衰落，但是铜镜作为一个独特的青铜工艺品种，继续发展了数百年。铜镜用于梳妆照面，之后又被借以照妖辟邪，其工艺发展经历了几次较为兴盛的时期。例如战国镜、汉镜、唐镜和宋镜，样式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装饰性。唐代还形成了以铜镜作为献礼和馈赠的社会风尚。据《唐书·礼乐志》记载，盛唐时期定八月初五玄宗的生日为“千秋节”，群臣献甘露寿酒，并以铜镜作为祝寿或互赠的礼物。这种社会风尚促进了铜镜的发展，唐镜形成了装饰精美、丰富多彩的独特风格，其装饰纹样包含了四神纹、十二生肖纹、瑞兽纹、花鸟纹、人物纹、八卦纹等多种，生动活泼，富有变化。
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踏飞燕为代表，汉代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铜雕塑品。马踏飞燕表现了一匹骏马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以全身之力用右后腿踏着飞燕飞奔的情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乎科学原理。最著名的是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其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巧，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
漆器
漆器是以木或其它材料造型，经髹漆而成的器物。在中国，漆之为用历史悠久。1978年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朱漆木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漆器。
新石器时代，漆器制造处于探索阶段。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漆器经历了它最初的繁荣期。到了战国、汉代，漆树栽培受到重视，漆器生产规模宏大，盛况持续数百年。战国时期，设有专官对漆器生产进行管理。《史记》记载庄子（约前369～前286）“尝为漆园吏”，说明庄子曾任管理漆园的官职。汉代的漆器生产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当时的漆器生产组织严谨，分工很细。1932年，朝鲜乐浪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中详细记录了制作的时间、地点、分工、工官等。各工种各司其职，如素工制作漆胎灰底，髹工涂漆，画工彩绘，上工在漆器口缘上铜扣，清工最后修饰，漆工专门制漆，供工供应材料等。
战国早期，漆器制作采用木胎，比较厚重。到了后期，器胎类型开始变得丰富：有轻便的木片卷粘胎、多变的夹纻（今称脱胎，由漆灰制成，再用麻布裱糊表面）和坚韧轻便的皮胎（由牛皮制作，多制成漆盾）。战国漆器的制造以楚国为中心，主要出土地点在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和河南信阳。漆器的色彩一般是黑红两色，以黑地红纹为多，对比明快，既朴素又华美。装饰纹样有动物纹、几何纹，以及车马、舞蹈、狩猎等社会题材，具有清新活泼、形象生动的特点。漆器品种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不仅可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还可应用于乐器、兵器、丧葬用具等，取代了部分青铜器。所以，尽管当时漆器价格不菲，仍备受新兴诸侯的宠爱。
汉代漆工艺在继承战国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产地分布也更广，以四川的蜀郡和广汉郡为中心。湖南长沙出土的高57厘米的云纹漆钟和直径536厘米的云龙纹漆盘是当时大型且轻便漆器的代表，体现了漆工艺的技术进步。汉代漆工艺中还出现了成套器皿，例如多子盒往往有九子、十一子之多，一个大盒能巧妙地容纳许多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小盒，既节省了空间，又非常实用。当时盛行的装饰纹样有云气纹和动物纹，具有色彩丰富、线条奔放、勾勒交错、气韵生动的特色。
彩漆绘棺东汉以后，漆器制作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但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金银平脱工艺是漆器中的著名品种，它用金银薄片刻成人物、鸟兽、花卉等纹样贴在打磨光滑的漆胎上，待干燥后全面髹漆二三层，再加以研磨，显出金银花纹，最后推光而成。这种工艺虽然精细费工、材料昂贵，但金银宝光与漆色的光泽交相辉映，十分精致。《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等古籍中都记载了唐玄宗、杨贵妃赐给节度使安禄山各种平脱漆器之事。宋代首创戗金工艺，在漆面雕刻出花纹，上漆后再填以金粉。宋代漆器不仅有官方生产，民间制作也很普遍，在《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见北宋开封的漆店。
元代漆器元明清时期掀起了漆器制造的又一高潮，官方、民间漆器生产并存且共同发展。元代，雕漆工艺取得了辉煌成就，堆漆肥厚并采用藏锋的刀法，刻出的花纹丰硕圆润。这个时期还涌现出一系列技艺卓越的制漆名家如张成、杨茂、张敏德、彭君宝等。明清两代的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由实用转向装饰领域，形成了包括罩漆、描金、雕填等在内的14大类、近400个品种，达到了“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说”的程度。
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开设了为宫廷服务的制漆机构“果园厂”，由元代著名漆艺家张成之子张德刚管理工艺事务，所出雕漆、填漆两种，制作精美，称为“厂制”。民间漆器的生产也很普遍，并出现了许多著名制漆艺人，如苏州的金漆能手蒋回回、去日本学习“倭漆”的杨埙、扬州擅长百宝嵌的周翥等。此外，明代还产生了中国现存古代惟一的一部漆艺专著——《髹饰录》。此书为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漆艺家黄大成所著，总结叙述了制漆方法、原料、工具、色漆的配制、装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为继承和发扬中国漆工艺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的漆器在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各品种的制作中心和地方特色，例如北京雕漆、扬州螺钿、福州脱胎等。清代漆器还对欧洲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18世纪英国著名家具工艺家汤姆·齐平特（Tom Chippendale）曾参考中国漆家具进行设计，并采用上好的福建漆，饰以龙、花草、佛像、塔等纹样，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盛行一时，因而开创了所谓的“齐平特时代”。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品种，漆工艺先传往东亚、东南亚，继而由西欧传到北美，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