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1864—1911:大清最后岁月非官方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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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7)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版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复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复——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相关言论

威妥玛: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务自强改革无前途

郭嵩焘在伦敦期间,记录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Wade)对自己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

威妥玛说: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对正在进行中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兰雅:洋务改革“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出国之后,郭嵩焘得以从傅兰雅(JFryer)处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务运动”为何物。

傅告诉郭嵩焘,他1874年在上海见到两件事,令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极为悲观。一是日本兴兵侵台期间,朝廷派了一艘兵轮前往吴淞江口驻扎,以备不测,待至吴淞口,全船三百余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仅剩二十余人。一是前往江南制造局铸枪厂,见一童子“开通内膛”的方式不对,傅告诉他这样做不行,“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过挨延岁月而已”,要傅别多管闲事。傅感叹,洋务改革也“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泰晤士报》:郭嵩焘离职是中国的大损失

郭嵩焘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总税务司赫德即从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函,称郭“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至郭嵩焘离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郭去曾(纪泽)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

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富强之理

洋务自强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创办“国企”,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焘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他批评这一“国企”之路:“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郭赞扬西方民富则国富的立国之道:“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思维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国绝无仅有。但郭也有他坚持传统的一面,譬如,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一事就颇不以为然,他说:“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郭认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于民意太泛滥:“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

所以,郭嵩焘的意见是:虽行□□,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够稳定人心、坚固国本。

资料来源: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出版;《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出版等。